在我继续谈到同其他的欧洲人的亲密交往以前，我得先提两三件重要 的事情。不过，我同其中一个人的接触，应该在这里马上谈一谈。狄克小姐
的任命还不能满足我的工作上的需要，我需要更多的帮助，我在前几章提起 过李琪先生，我同他很熟。他是一家商行的经理，他赞成我的建议，离开了
那家商行到我这里来做事，因而大大地减轻了我的负担。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马丹吉特先生来找我，提议创办《印度舆论》，征
求我的意见。他已经开办了一所印刷厂，我赞成他的建议。这个刊物就在 1904 年创刊了，曼苏克拉尔·纳扎先生是第一任编辑，但是经营这个刊物的工作
却必须由我来担负，事实上我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这个刊物上了。这倒不是 因为曼苏克拉尔搞不了，他在印度办过许多报刊，但是只要我在那里，他便
不肯为那错综复杂的南非问题写文章。他对于我的见解极其信任，因此便把 社论一栏推给我担任。这个刊物一直到今天还是一个周刊，开头有古遮拉特
文、印地文、泰米尔文和英文四种版本。不过我觉得泰米尔文和印地文版没 有什么实际意义，它们并没有起应有的作用，因此我就把它们停了，免得给
人一种欺诈的印象。
我原来并没有想到我自己会在这个刊物上花什么钱，但是不久我就发 现，如果没有我的经济上的接济，继续出版是有困难的。印度人和欧洲人全
都明白，我虽然不是《印度舆论》的正式编辑，实际上，经营管理是由我负 责的。如果还没有创刊倒也不算什么，可是一旦已经出版，如果中途把它停
下来，那就不但是一种损失，而且是一种耻辱。于是我不断地给予资助，一 直到后来我的存款差不多花光了，我记得有一个时候，我每个月要汇出 75 英镑。
然而经过这几年以后，我觉得这个刊物对印度侨团是很有好处的。它 从来就不是被当作一种商业性的事业。由于它一直是在我的管理之下，这个
刊物的变迁就可以说明我自己生活的变迁。当年的《印度舆论》就象今天的
《青年印度》和《新生活》一样，都是我的一部分生活的反映。一个星期接 着一个星期，我把我的心灵都灌注到这个刊物的篇幅上去，就我的理解所及，
宣扬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原理和实践。有它出版的十年之间，即到 1914 年， 除了我在监牢中被迫休息曾有所间断以外，几乎每一期的《印度舆论》都有
我的文章。这些文章，就我所记得的，没有一个字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没 有故意夸大，或专门讨好的东西。
诚然，这个刊物已成为我锻炼自制的好园地，对于朋友们来说，即它 是保持同我思想接触的一个媒介。
爱好吹毛求疵的批评家在里面也找不到什么可以非议的地方。事实上
《印度舆论》的论调已迫使批评家们不得不抑制其笔锋。如果没有《印度舆 论》，非暴力抵抗运动说不定就发动不起来。读者希望从这个刊物得悉非暴
力抵抗运动的可靠情况，也想从那里知道南非印度人的真实情况。对我来说， 这是我研究人类天性的各方面的一种手段，因为我一直想要在编者和读者之
间建立一种亲密而正当的关系。我经常沉浸在读者许多真情流露的信件中。 由于写信人的性情不同，来信有的是亲切的关怀，有的是严正的批评，也有
的是痛诋。研究、消化和答复所有这些信件，对我是一种很好的教育。通过 这些信件，我仿佛听见了侨团的声音。它使我完全懂得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
的责任，也因为我通过这个刊物抓住了侨团，使未来的运动能够见诸实行， 而且具有那么尊严和无可抗拒的气概。
《印度舆论》出版的头一个月内，我便认识到新闻事业的唯一目的应 该是服务。新闻报纸是一种伟大的力量，但是正如奔放的狂流能把田庐和庄
稼荡然摧毁一样，一支不加控制的笔也能起毁坏作用。如果控制是来自外界 的，那比没有控制更加有害。只有内在的监督，才能有益。如果这个说法是
对的，那么世界上有多少报刊经得起这种考验？然而谁能制止那些没有用处 的报刊呢？而且谁来当裁判？有用的和无用的必须象好的和坏的一样并存，
人们必须自己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