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脑可以改变-第一部分 第二章 让自己有个健全的大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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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经塑性疗法对大脑功能性丧失的治疗
     
      在大脑上取得了重大发现的人,往往是自己的脑子十分了得,而又天天在研究别人坏掉的脑子的那些科学家们。尽管那种自己脑子也有问题却同样也取得过重大发现的人十分少见,但也确实有过一些例外。芭芭拉·亚罗斯密斯·杨就是其中的一位。
     
      当她还是一个小女生时,“不对称”可以说是用来形容她的头脑最为准确的一个字眼。1951年出生于多伦多,在安大略省匹特堡罗长大,芭芭拉对这些孩提时代呆过的地方印象深刻——她的听觉和视觉记忆经过测试均在99%以上。她的大脑额叶发育得十分显著,给她带来一种活力四射、坚韧顽强的品质。但是她的大脑却是“不对称”的,意味着这些出色的能力与她萎缩的脑区同时并存。
     
      这种不对称性也给她的身体留下了乱糟糟的印迹。她母亲风趣地说,“你出生时,产科医生一定是使劲地抓住了你的右腿,把你拽出来的。”正是由于她的右腿比左腿长,才导致了她的骨盆变形。
     
      她的右手臂永远是弯曲的,身子右侧要比左侧大,就连左眼也赶不上右眼灵活。她的脊柱也不对称,而且随着脊柱的侧凸出现扭曲。
     
      她有一堆困扰她的严重的学习障碍。她大脑中主要管说话的区域——布洛卡区也不正常,所以发音时她也困难重重。同时她也缺乏空间推理能力。当我们希望改变自己身体在空间中所处的位置时,在执行这些动作之前,我们通常使用空间推理在大脑里修建一条想象中的路径。空间推理能力对婴儿爬行,牙医钻牙,运动员打球都同样的重要。芭芭拉三岁时,有一天,她决定来玩斗牛士斗牛的游戏。她把自己当作一头公牛,而马路上的汽车则是斗牛士的披肩。她一头冲过去,想着自己要转身避开它,但她判断错了距离,一头撞上了那辆汽车,脑瓜子一下就撞开了花。她母亲说芭芭拉要是能再活上一年,她都要谢天谢地了。对于各种物品所放置的位置,在大脑要形成一张内在的地图。要形成这样一种地图,空间推理能力也是必不可少的。安排物品如何放在书桌里,或是记住钥匙放在哪儿了,我们都要使用这种空间推理能力。芭芭拉无时无刻不丢三落四。由于她大脑内不能形成物体的空间位置图,变成了绝对地“眼不见心不烦”,看不见就记不起,所以她变成了一个“垛人”,不得不把玩的用的东西都成堆地摆在面前,而且她的壁橱衣柜都得开着。一出门她还老是迷路。
     
      她还有“肌肉动觉”的问题。这种动觉能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及四肢在空间中的位置,以便于能够控制和协调自己的动作。它同时也帮助我们通过触觉来辨认物体。可是芭芭拉从来弄不清在她身子左侧,手臂伸了多长,或者步子迈了多大。虽然她性格像男孩子那么顽皮,但她仍然显得笨拙。她没法用左手端稳一杯果汁,而不会让它洒出来。她还常常磕磕碰碰。对她来说,上下楼梯充满了危险。她身子左侧的触觉衰退了,所以就老是把这半边身子弄得青一块紫一块的。
     
      当最终学会了开车之后,她还总是把汽车的左侧撞出凹痕来。
     
      她视觉也有问题。因为视域很窄,当她翻开一页书来看时,只能一次看到几个字母。
     
      但是这些都还不是最折磨她的问题。因为促进理解符号之间关系的大脑部分功能不正常,她在理解语法、数学概念、逻辑以及因果关系等上都有困难。她区分不了“父亲的哥哥”与“哥哥的父亲”。双重否定她更不可能搞清楚。由于弄不明白时针、分针、秒针之间的关系,她也无法看懂钟表上显示的时间。她完全区分不了自己的左手和右手,这不仅仅因为脑子里缺乏一张“空间地图”,更由于她不明白“左”和“右”的关系。只有通过不懈的重复,付出格外多的脑力,她才能够学会将符号跟符号彼此之间相互联系起来。
     
      第一部分 第二章 让自己有个健全的大脑(2)
     
      她通常将字母b和d、q和p写颠倒,把“女儿”读成“儿女”,无论是读书还是写字,她一律从右往左,她的这种缺陷被称为“倒写”。她不是左撇子,可因为她从右写到左,她把她写的所有东西都抹的一团糟。她的老师们认为她是个任性撒野的疯丫头。因为她诵读有困难,她犯过一些让她付出了惨重代价的阅读错误。她的几个哥哥在她用过的滴鼻药瓶子里头存了一点儿准备做实验用的硫酸。一次当她决定自己来治疗鼻塞时,可怜的芭芭拉读错了她的哥哥们在药水瓶上新贴上去的标签。她只好躺在床上,含泪看着硫酸流进自己的鼻子里,实在难为情告诉母亲自己的又一次不幸遭遇。
     
      由于不能理解因果关系,在和别人的交往中她会做出些古怪的事情来,因为她不能够将具体行为和跟行为相应的后果联系起来。上幼儿园的时候,她总是弄不明白,既然她和哥哥们在同一个学校,为什么想和他们玩时她不能随时就离开课堂去他们班上找他们。她能记得住数学演算的过程但却弄不懂数学概念。她可以记起五乘五等于二十五,可是她又不明白为什么。为此,她的老师们给她增加额外的练习,他爸爸也花好几个小时来给她辅导,但都毫无效果。
     
      她母亲举着上面写着简单数学题目的抽认卡,芭芭拉因为算不出来,她就找了个刚好阳光照射能让卡片变得透明的地方坐下来,这样透过闪光卡她就能读出写在背面的答案了。但是所有这些补救的努力都解决不了问题的根本;他们这样做只能带来更多的苦恼。
     
      她拼命地想学好,即便吃午餐时或者放学之后她都还不停地记书本上的东西,她就这样好不容易念完了小学。读中学时她的成绩还是极其的不稳定。她学会了用她的记忆来掩饰自己的缺陷,通过练习她能够记住整页整页的事实。每当考试之前,她总是祈祷考试是基于事实识记来出题的,那样的话,她知道自己能得100分;如果是基于关系理解的话,她很可能只能得少得可怜的10来分了。
     
      芭芭拉在一件事情发生的同时什么也理解不了,只有在事情过后她才能弄明白。因为事情正在身边发生的时候她弄不明白,她要花上好几个小时来回顾、揣摩过去发生的事情,把容易让人糊涂的各个片断组织在一起,这样就变得更好理解一些了。一些简单会话、电影对白以及歌词,她不得不在头脑里头重放20遍以上,因为当她刚刚读到句子末尾的时候,她就可能记不起句子开头的意思了。
     
      她在情感发展方面也遭受着痛苦。由于逻辑思维上存在缺陷,当她听别人流畅的对话时,她没法找出他们说得相互不一致的地方,所以她从来都不能确定到底该相信谁。对她来讲,交朋友也是件难事儿,同一时间和两个朋友相处,她就应付不来。她处处都能有所知觉,但却从来无法证实她的知觉正确与否。她的口头禅就是“我弄不明白”。她对自己说,“我生活在烟雾里面,整个世界不会比棉花糖牢靠多少、结实多少。”像许多有严重学习障碍的孩子们一样,她开始认为自己这样下去也许会疯掉。
     
      芭芭拉在一个几乎无法获得任何帮助的年代里长大成人了。
     
      “在20世纪50年代,住在像匹特堡罗那样的小城镇上,你根本就不会提到这些事情”,她说。“当时的看法是,你要么成才,要么就废了,只能看自己的造化了。那时没有特殊教育的师资,也无处去请教医学专家或者是心理学家。‘学习障碍’这样的术语是在20年之后才被人们所广为提及。我上一年级时的一位老师告诉我的父母,说我的脑子有‘障碍’,不能像其他正常孩子一样地学习。正如常人所认为的那样,你要么聪明、要么一般,要么就是笨,或者就是智力迟钝。”
     
      第一部分 第二章 让自己有个健全的大脑(3)
     
      如果智力迟钝的话,你就得分到“补习班”去。但是对于一个具有超强的记忆力,又是词汇测验高手的女孩来讲,“补习班”显然不是她该呆的地方。芭芭拉孩提时代的一个朋友——现在已经是位雕刻家的唐纳德·弗罗斯特说,“她有着难于想象的学习压力,因为她家里人人的成就都很大。她父亲杰克——是一位电气工程师、发明家——拥有加拿大通用电气公司的34项专利。如果谁能把钻在书堆里的杰克拉出来吃午饭,这将会是个奇迹。她母亲——玛丽对孩子的态度是:‘你会成功的,这毫无疑问’以及‘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就去解决它。’芭芭拉的敏捷出人意料、对待别人她总是热情洋溢、体贴周到”,弗罗斯特继续说道,“但是她尽可能让别人看不出她的缺陷。极其的保密。二战之后的岁月,大家都很在乎自己身体的完美无缺,也就是说,不愿意让别人对自己身体缺陷的关注,超过自己脸上的粉刺”。
     
      芭芭拉对儿童发育的研究感到了极大的兴趣,希望多多少少能从中为自己找出一些办法来。作为圭尔夫大学的一名本科生,她严重的智力缺陷再一次凸现出来。但是幸运的是,她老师发现了她有一种神通——能从儿童观察实验中找出非语言的线索来,于是就叫她来讲授这门课程。她感觉这门课程中肯定有某些错误。不久之后她就被安大略教育研究所(OISE)录取为研究生了。一般情况下,大多数同学看一篇学术论文只需一至两遍,但是芭芭拉却通常任何一篇文章都不得不看上一二十遍,而且可能对文章中许多内容的理解都是稍纵即逝的。
     
      于是她就拼命地学习,每晚只睡四个小时。因为芭芭拉在许多方面都那么出色,在儿童观测方面也是那么的熟练,以至于研究生院的老师们简直不敢相信她是一个不健全的人。乔舒亚·科恩——同时就读于这个研究所的另外一个很有才华但同芭芭拉一样也有学习障碍的学生——才是第一个能理解芭芭拉的人。他开了一家专门治疗儿童学习障碍的小诊所,使用当时的标准疗法,“代偿”疗法,这种疗法基于当时公认的这种理论:即一旦脑细胞死亡或者是停止生长,那么这些脑细胞就无法再修复了。“代偿”疗法绕过问题本身。比如阅读有困难的人们就让他们听录音磁带。“慢”的人就在测验时给他们更多的时间。对于那些跟不上讨论的人,就叫他们用彩笔将相关的重点一一标出来。乔舒亚给芭芭拉设计了一个
     
      代偿疗法的计划,但芭芭拉觉得它很耗时。此外,她的论文,一项关于安大略教育研究所诊所用代偿疗法治疗学习障碍儿童的研究,结果显示出大多数患者没有得到真正的改善。对她自己来说,身上有那么多的缺陷,有的时候很难找到健全的功能来进行代偿。因为在开发自己的记忆力方面有过巨大的成功,她告诉乔舒亚,她认为必定还会有比代偿疗法更好的方法。
     
      有一天,乔舒亚建议她也看看他一直在看的亚历山德·卢利亚写的一些书。她于是把这些书找来啃,有些较难理解的片段,她简直是看了无数遍,尤其是卢利亚《神经语言学基本问题》一书中的一章,这一章谈到在理解语法、逻辑关系以及读懂时钟方面都有障碍的中风及受伤的人们。卢利亚,1902年出生,成长于俄国革命时代。他对心理分析非常的感兴趣,他跟弗洛伊德通信,并且写了好几篇关于“自由联想”的心理分析方法的论文,这些方法让这些病人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他的目标是要研究出客观的方法来评价弗洛伊德的观点。当他才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发明了测谎器的原型。当斯大林时代的大清洗开始时,心理分析变成了封建迷信的产物,卢利亚也被点名批判。
     
      第一部分 第二章 让自己有个健全的大脑(4)
     
      他被迫发表了一份公开认错的声明,承认自己犯了某种“意识形态错误”。后来,为了让自己从众目所瞩中解脱出来,他去了医科学校。
     
      可是他当时还未全部完成他对心理分析的研究。在不引起别人对他怀疑的情况下,他继续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将心理学和心理分析方法中的那些方方面面的知识,结合到了神经学科上,成了神经心理学的创始人。他写的病例史,尽可能地对他的病人进行详细地描述,而不只是针对症状的简短叙述。正如奥利弗·萨克斯所写的那样,“卢利亚所记录的病例史,无论从精确度、生动性、材料丰富以及细节深度上,事实上只有弗洛伊德曾经描述过的才能与之相媲美。”卢利亚的另一本书《生活在一个粉碎世界中的男人》,这是对一位病人所写的日记的概括和评述,这位病人情况非常的特殊。1943年5月底,利奥瓦·查泽茨基同志,一位看上去还像是个小男生的男子,走进了卢利亚的办公室,当时卢利亚正在康复医院工作。查泽茨基是一位年轻的俄国中尉,他不久前在斯摩棱斯克战斗中负伤,在那里装备极差的苏联人正在抵抗纳粹战争机器的入侵。他头部中弹受伤,且子弹深深的扎进了里头,使得大脑左侧大部分组织受到了损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当他醒过来的时候,显示出来的症状非常古怪。弹片滞留在了大脑内帮助理解符号之间关系的部位中断了。他再也弄不明白事物的逻辑、因果关系以及空间关系了。他也分不清哪个是左手、哪个是右手了。而且也不能够理解表示各种相互关系的语法成分了。譬如像“在……里面”、“在……外
     
      边”、“在……之前”、“在……之后”、“有着……”、“没有……”等等这些介词性的成分,对他来说变得毫无意义了。他不能领会一整句的话,理解不了一个完整的句子,也回想不起一段完整的记忆,因为要做到所有这一切都需要关联到符号。他能抓住的只是一闪即逝的片段而已。然而他的额叶——能让他去找出相互关联的东西,去规划、部署、形成意图并且执行意图的大脑部位——没有受到损坏,所以他具备认识自己缺陷的能力,并且有克服它们的愿望。
     
      虽然他读不了,因为阅读主要是一种知觉活动,但他还可以写,因为写作是一种带有目的性的活动。于是他便开始写起了他的片断似的日记。这部超过三千页的日记,他定名为《我将战斗下去》。“1943年3月2日,我差点儿就没了命,”他写到,“但是由于我身体内某种顽强的生命力,竟让我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卢利亚对他的病情观察了30多年之久,并且对他的枪伤影响他的心智活动的方式也一直思考了30多年。他见证了查泽茨基“为生活,而不仅仅为存活”而进行的不屈不挠的奋斗。
     
      读着查泽茨基的日记,芭芭拉想,“他就是在描述我的人生。”
     
      “我知道‘母亲’、‘女儿’这些词的意思,但是好比‘母亲的女儿’这样结合起来表达时我就弄不明白了”,查泽茨基写到。“像‘母亲的女儿’、‘女儿的母亲’这样的表述对于我来说,两者之间没有区别。我也难于表达出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句子,像‘大象比苍蝇大吗?’我只能搞清楚,苍蝇很小,大象很大,但我始终理解不了‘比……更大’、‘比……更小’这样的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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