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可塑性成了巴赫-伊-里塔最大的兴趣，但他也继续发明感官替代装置。他和工程师们一道对那台为盲人所设计的“牙医座椅－计算机－照相机”装置进行了“缩水”。那个曾用来贴在盲人背部、粗糙笨重的震动激励器托板，现在已被银币般大小，像纸那样薄上面覆盖电极的塑料条所取代，可以方便地搁在舌头上了。舌头被他称为理想的“大脑机器接口”，是直指大脑的极佳入口，因为它上面没有死皮所造成的不敏感层。计算机也已经大大地缩水，曾经像一个手提箱般大小的照相机现在也小得能绑在眼镜框上了。
他同时也在继续从事其他感官替代发明的工作。他得到国家航空航天署资助，为太空中的宇航员研制一种电子“触觉”手套。现有的太空手套是那样的厚实，以至于宇航员难于触摸一些小的物件，或者难从完成一些精细的操作。这样，巴赫-伊-里塔就在手套表面上安装了电传感器，来加强送往手部的电信号。
然后，他运用所学到的知识做出了那种手套，而且也发明了一种类似的手套来帮助那些麻风病患者。麻风病损坏了这些患者的皮肤并破坏了其周围神经，导致他们的手部失去了感觉。这种手套的原理类似于宇航员手套，手套表面带有传感器，它绕过病手，向患者完好部分的皮肤发出信号——因为那里的神经没有受到影响。那些完好的皮肤变成了传入手部感觉的入口。他接着又开始研制一种能让盲人读计算机屏幕的手套，他甚至还有一个安全套的改进方案，希望能让那些因脊髓损伤，行房时*没有感觉的患者，也能达到高潮。基于性兴奋的前提正像其他感觉经验一样是在大脑内部产生的，这样，行房时安全套上的传感器所获得的感觉，能够转换为电脉冲，最终能够被传输到处理性兴奋的大脑相关部位。他的研究成果的其他潜在用途包括给人们带来“超感觉”，正如红外线或夜视一样。他为海军潜水员发明了一种设备，可用来帮助他们感觉自己身体在水下时的状态。并且，他的另外一项发明也已在法国试验成功。这项发明可以告诉外科医生进行手术时手术刀的精确位置。这是通过安装在手术刀上的一个电子传感器向搁在医生舌头上的微型装置发出信号，最终传到大脑来实现的。
巴赫-伊-里塔对大脑康复的理解，最初渊源于他自己的父亲。他父亲佩德罗·巴赫-伊-里塔，一位学者、加泰罗尼亚语诗人，在一次致残性的中风之后竟然奇迹般地恢复了。1959年，当时六十五岁的鳏夫——佩德罗中风了，造成脸部及身体的一侧瘫痪，还导致他无法说话。
乔治——保罗的哥哥，如今已是加利福尼亚的一名精神病学家，当时被告知父亲没有恢复的希望，只有送往福利院了。
然而乔治却并没这样做，而是将已经瘫痪了的父亲从纽约家中接到了墨西哥和自己住在一起，他当时正在那里学习医学。起初他试着安排父亲在美英医院接受康复治疗，但这个医院只是象征性的提供了四周的康复治疗，因为当时没人相信延长治疗时间能对大脑康复起到什么作用。4星期之后，他父亲就没有更好的去处了。他依然是如此无助，上厕所和洗澡都得被抬来抬去，这些事情乔治还得在一位园丁的帮助下才能完成。
“幸运的是，他个头不大，118磅，我们能够应付得来”，乔治说道。
第一部分 第一章 一位老是坠地的女人（6）
乔治那时对康复治疗毫无所知，而他在这方面的无知却成了一个天赐良机，因为他没有被当时悲观的理论所吓住，打破了当时的一切规则而最终获得了成功。
“我决定教父亲走之前先教他学会爬。我说，‘你开始爬吧，你得重新爬上一阵子’。我们给他准备了护膝。起初我们让他两条腿和两个手臂都趴在地上，但他的手臂和腿脚还是不能很好的支撑住他，因此真的可称得上是一次挣扎。”一旦佩德罗多少能够支撑住自己的时候，乔治就让他用他偏瘫那侧的肩部以及手臂撑着墙爬。“父亲贴着墙爬了几个月。那以后我甚至让他在院子里练习，以致和邻居产生了纠纷，他们说让一位教授像狗一样的爬行很不雅观、很不体面。我心里唯一可以效仿的模式就是婴儿的习得。这样我们就在地板上玩游
戏，我滚动弹球，他得抓住它们。或者我们往地板上投硬币，然后父亲得试着用他偏瘫的右手捡起这些硬币。我们的所有尝试当中还包括把日常生活经验变成练习。我们把洗水壶也当作一个训练项目。他用一只好手握住水壶，然后再用另一只瘫手——这只手几乎无法自控又不停地抖动，一圈一圈地旋转着洗，顺时针方向十五分钟，逆时针方向再十五分钟。壶的周边让他那只瘫手不会甩出来。我们有好多训练步骤，每一个步骤之间都前后重叠相互衔接，他的病也就一点点地好转了起来。不久，他自己也帮着设计训练步骤了。他想练到能够坐下来和我以及其他医学院的同学一起吃饭的效果。”每天都得花费好几个小时来进行这种训练治疗，但逐渐地，佩德罗从一开始的爬行，到跪着走，到站立，到最终能够走路了。
佩德罗想方设法靠他自己锻炼说话能力，大约3个月以后，也出现了恢复的迹象。又过了好几个月，他又想重新恢复写作。他坐在打字机前面，他的中指对准想要敲的那个键，然后用整个手臂的力量敲下去。当他掌握之后，他又试着改成只用手腕的力量，最后是只用手指，每敲一次只用一个手指。终于他又学会了正常地打字了。
到了年底，佩德罗完全恢复正常了，此时已经六十八岁的他，又回到纽约的城市学院重新开始全职的教学。他热爱这份工作，工作到七十岁才退休。后来他又去旧金山找了另一份教职，重新结了婚，并且他一直工作，也常常走动或者外出旅游。在中风后7年多的岁月里，他都是非常活跃的。一次去拜访哥伦比亚波哥大的朋友，他去那里的山区登山。当他攀登至九千英尺高的时候，心脏病突然发作，随后很快就去世了，活了七十二岁。
他父亲中风之后能如此长时间地进行恢复在当时非常的罕见，我问乔治对此是否理解，当时有没有想过那次恢复也许是大脑可塑性造成的。
“我当时只是把它跟对爸爸的照顾联系起来看。但是在后来的年头里，保罗从联系神经可塑性谈起过它。但并非立刻，而是在父亲过世之后他才想到这一点。”
佩德罗的尸体被带回了旧金山——他工作的地方。那还是在1965年，脑部扫描技术还没有出现，尸体解剖在当时就是常规手段，因为这是医生借以了解大脑疾病从而掌握病人死因的唯一途径。保罗邀请玛丽·简·亚圭拉尔医生来进行解剖。
“几天以后，玛丽·简打电话给我，说，‘保罗，快来。我要给你看些东西’。当我到了那老斯坦福医院时，看见桌子上，摆着我父亲的大脑切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