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书

从《陈书》中，我们只见到有两卷本纪的后论署为“陈吏部尚书姚察曰”，说明姚察在陈史撰述方面遗留给姚思廉的旧稿比梁史少得多。姚思廉撰《陈书》，主要是参考了陈朝史官陆琼、顾野王、傅縡等人有关陈史的撰述。

《陈书》在内容上和文字上都赶不上《梁书》，这一方面反映了姚氏父子在史学功力上的差距；另一方面也多少反映出陈朝时期各方面状况的江河日下。北宋人说：陈朝的特点就是苟且偷安，它没有什么“风化之美”“制治之法”可以为后世效仿的。这话说得大致是不错的。

但是，《陈书》所记载的历史内容，有些还是有意义的。唐朝的魏徵、宋朝的曾巩、清朝的赵翼都认为；《陈书》在记述陈朝“其始之所以兴”“其终之所以亡”方面，尤其是在揭示陈武帝的“度量恢廓，知人善任”和陈后主的“躭荒为长夜之饮，嬖宠同艳妻之孽”方面，还是有它的历史价值的。

另外，《陈书·皇后传》记后主张贵妃干预朝政，“内外宗族，多被引用”；《江总传》记江总位当权宰，不持政务，只是天天同一些人陪着陈后主在后庭游宴，时人把他们称为“狎客”。这对于后人了解陈朝末年的政治腐败，提供了生动的材料。

《文学·何之元传》载何之无所撰《梁典》一书的序文，在史学上是一篇有一定价值的文章。《梁典》已不存，但今人可以从这篇序文中了解这部书的体裁、体例和内容。序文说，“开此一书，分为六意”，即《追述》《太平》《叙乱》《世祖》《敬帝》《后嗣主》。它还引用史学家臧荣绪的话说：“史无裁断，犹起居注耳。”这也是史学史上的宝贵的思想遗产之一。《陈书》在总体上虽不如《梁书》，但它在编次上却有超过后者的地方，显得更加严谨、合理。以上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

要注意到魏徵为《梁书》《陈书》所撰写的总论。唐太宗诏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时，房玄龄和魏徵为总监修，而诸史总论都出于魏徵之手。《梁书》总论在卷六《帝纪》之末；《陈书》总论也在卷六《帝纪》之末，此外在卷七《皇后传》之末，他对陈后主、张贵妃等人腐朽生活还作了史实上的补充，间或也有议论。阅读魏徵写的总论，可以作为从宏观方面把握和分析梁、陈二代历史的参考。

一般地说，魏徵的见识要高于姚氏父子，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前者是用政治家的眼光来评论历史的。不过在文体上，魏徵史论仍然沿袭六朝以来的四六对仗的骈体文；而姚氏父子（尤其是姚察）却能在骈体文盛行的时代以散文作史论，这是他们在文风上超出魏徵的地方，而且对唐中叶古文运动的兴起也不能没有影响。

阅读《梁书》《陈书》，还要注意把它们同李延寿撰的《南史》进行比较。《南史》是在《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的基础上改写而成的，不仅增加了一些新的材料，而且矫正了原书中的许多曲笔，同时还使这四部史书所叙述的历史连贯起来。以曲笔而论，《梁书》对梁元帝的猜忌、凶残，徐妃的淫秽，临川王萧宏的恣意聚敛、懦弱无能等等，都加以回护，曲笔不书。

《陈书》为统治者避讳的地方也很多，典型的例子是《刘师知传》对刘师知帮助陈武帝杀死梁敬帝一事只字不提。这些，在《南史》中大多得到矫正。所以这种比较、对读，是很必要的。顺便说说，读《宋书》《南齐书》也应参照《南史》来读，其中情况与上面说的多有类似之处。

深入阅读《梁书》《陈书》，还应参考《隋书》的志。这是因为，《隋书》的志包含了梁、陈、齐、周、隋五个朝代典章制度的沿革流变，对于了解这五个朝代的历史来说，是非读不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