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新旧之间没有怨讼唯有真与伪是大敌(1)

一天傍晚时分，史努比打来电话：'吃饭？'

'行。'我说，'我请你，正打算下楼吃呢。 '

他顺竿上：'不成，你做。 '

我气笑：'凭什么呀，只有方便面。 '

'不行。 '

'那就下挂面。 '

'挂面成。 '

朋友太老就是这样，连理都不讲。

只好去超市，买只鱼头、料酒、一袋木耳，走到市



场买点红尖椒，又返回身买了两只丝瓜与青椒。下完面，炒只蛋放在里面，再拍根黄瓜。他靠着门看，又伸手在灶上一抹。我从锅里拿剁椒

鱼头，白他一眼：'你再戴个白手套擦擦。 '他嘿嘿一笑：'怕你这两年忘了生活。 '吃完饭，我俩喝茶。他带着一点认真的苦闷，说看

一本杂志每期的最后几页,都很受刺激。那里的文章写自己父辈，大都说父母尽管

清贫，但是一生正直什么的，告诉了自己什么样的人生道理。

他说自己的父亲也老了，却是个不反思的红卫兵，老了对保姆还不好。他跟老朋友说话没有遮掩，带着困惑还有心酸：'难道就我爸跟别人不一样？'

我跟他说，恐怕是媒体选择的结果吧。七八年前看北京电视台一个谈话节目。一个小姑娘跟她的父亲，谈父女之间的沟通问题。谈到快一半，现场的嘉宾和观众就开始劝这个姑娘了，说你父亲是何等不易，你怎么能只看他的缺点呢，他养你这么多年你要尊敬他如何如何。女孩一直听着。后来她说了一句话：'我到这儿来就是来谈我俩之间的问题的，你这节目如果是非要听我跟我爸怎么好的，我也能给你谈成五好家庭。 '说完站起来走了。

陈虻有次骂人，就是骂这种选择。

记者拍了个片子，说一个中学老师辞掉工作，在家里收留了一些有智力障碍的孩子，为他们钉作业本，判作业，带他们去吃麦当劳，把家里床铺都腾出来让他们住。片子做得很动情。

陈虻说，他被那个钉作业本的动作弄得挺感动，但

隐隐觉得不太对劲，就问记者：'这老师收钱吗？'记者说：'两万到三万一年。 '他算了一下，收留四个孩子的话，怎么算一年也有

十万块，刨去给他们的花销还能挣几万块钱，远远高于他在学校当老师的收入。'当我不知道这样一个事实的时候，那个钉作业本的举动让我感动，当知道的时候，我觉得那叫省钱。 '

他接着问：'你为什么不告诉观众他收钱？谁教给你

的？你明明知道为什么不告诉观众？'记者沉默不语。他后来说：'其实谁也没教给他，但是在意识当中我

们所拍的片子就是要歌颂一个人物，对这个人物有利的

要描写，对这个人物所谓不利的就要免去，这就是一种观念，一种意识。 '陈蛇说得对，但是，'谁教给你的'，这话问得，好

像他是外星人。他不管这些，不问你的成长史，也不同情你，只像把刀一样，扎进人脑子，直没人柄。

审个片子，他骂：'你是机器人吗？'

等你改完了，抖抖索索给他看，他看完温和地说：'你这次不是机器人了，你连人都不是，你只是个机器。 '还引申：'你们老说想去表达自己的思想，老觉得谁谁限制你们表达思想。我想问问，你有思想吗？你有什么思想我请问？真让你开始去想的时候，真让你拿出自己对问题看法的时候，你能有看法吗？'

钱钢老师是另一种风格，不训人，也不指点人，只是不论谁做得好，他总能看在眼里。

我跟他哭诉，说自己除了课本，只看过言情小说，脑中空空，敲一下都能听到回声。

他乐了，说不用急，好香是熏出来的。他写的《唐山大地震》,从来没要求儿子去看，连当中文章被收入香港学生的教材，他都觉得不安：'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不需要强求，更不要变成强制。 '

他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文化密码，在一定年纪的时候，自然会启动。

我苦着脸：'可我都这么大了。 ' 他笑，问：'你多大？'

'七六年的。 '

他说七六年他二十三岁，去唐山采访大地震，写了一首诗，大意是：大娘坐在那里，路边架着锅，正在烙饼，她的面粉是从山东送来的，锅是从辽宁送来的，煤是从山西来的，油是从河南来的，全国人民都在关心唐山，在大妈的锅里，你看到了阶级友爱。

意思是，谁都有过年轻时候认识的局限。

我说那怎么办，我脑袋里旧思维习惯改不了，新的又不知道怎么形成。他只说，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历史。

我不明白，我最痛苦的是怎么做新闻，为什么让我去看历史？

他说：'你只管用力把一个人、一件事吃透了，后面的就知道了。 '

过了几年，唐山地震三十年，我想去看看。孙冰川总监一开始没批这题，我理解，这种题不好做，收视也好不到哪儿去，还麻烦。

但我也说不上来为什么，拿着报题单又去了他办公室。他在接电话，挥挥手让我找个地儿坐，过了一阵子，抬头看我愣愣地拿张纸还站着，叹口气，伸手把纸接过去签了。

后来有同行采访我：'你向台里报这个题时，是受什么驱动？'

我说：'三十年发生了不少事儿，我也三十了，就觉得这是我的历史，想知道。 '

她问：'那时候你应该是山西一个不满周岁的小女孩吧？怎么会觉得这事儿跟你有关系呢？'

我跟她说：'我们会在‘九?一一’时做那么多报道，那是另一个民族的灾难，为什么对于我们自己的灾难反倒漠视呢？这一点我不明白。 '

她问：'那你以前为什么没这个想法？'

我被问愣了一下：'到了这个年龄，像有什么东两扯着你一样往回望。 '

钱钢带我去看唐山当年的空军机场，现在已经残破不堪。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点四十二分，相当于四百枚广岛原子弹威力的里氏七点八级大地震，在距地面十六公里处爆发。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瞬间摧毁，二十四万人遇难。这个机场是几乎所有幸存者通往外界的希望，从市区到这里九公里的路上，车运的、走路的、抬着担架的……有人是用手抠着地上的石头，一点一点爬来的，地震发生时，很多人来不及穿衣服，有老妇人赤裸着身体，只能蹲着把一块砖挡在身前。

一天里，人们把卫生队附近一个发绿的游泳池的水都喝干了。

当年的女医生现已六十多岁，比划给我看：'从你坐的地方，往北四里，往西四里，全是人，躺在雨里，地上不是雨，是血水。走路的时候探着人过去，会动的是活人，不会动的就是死了。 '

她白大褂下摆被染成了红色，是被伤员和他们家人的手拽的：'医生，救救……'最后一瓶氧气，她给一个伤员用上。回来的时候，发现氧气瓶周围躺了六个人，每人鼻子里一根导管，都接在瓶子上，也不知道哪儿找来的。

我上中学的时候，家里有一本借来的《唐山大地震》。有个细节多年不忘，当时没有麻药，一位女医生给一个小男孩用刷子把头皮里的沙子刷出来。这个女医生就是她。

'四十分钟。'她说，'没有灯，用手电照着做的。 '

她一边掉眼泪，一边用刀背刮那些结了血痂的淤泥。每刮一下，小男孩的手和脚就抽搐一下。六岁的小男孩，一滴泪也没掉，不断地念语录：'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不怕牺牲……'

这些年，她一直惦记着他，想见他一面：'就想看看他的头皮好了没有，留没留疤。'但是，当年这里的人，都没有名字，没有照片。当时不允许拍摄任何影像资料，尤其是伤亡的人，医生也不能告诉家人这里的情况，'这是机密'。火车路过唐山，必须放下窗帘。

我问她是否把地震往事告诉她的后代。她说没有。

我问：'那到您孙女这一代，还会记得么？'

头发花白的老医生摇摇头。

'您不怕被遗忘吗？'

她反问我：'不记得的事情多了，大饥荒你知道多少？反右你知道多少？'

我没说话。

她一笑，把话收住了。

我采访了一位摄影师，他是地震后唯一可以用相机自由拍摄的人，拍了一千多张，其中一张很著名，是孤儿们在火车上吃红苹果，孩子们都笑着。

他说其实当时车站上满满都是人，四千两百多个孤儿，每个孩子头上都别着小布条，布条上是遇难的父亲和母亲的名字。站台上拉着抱着的都有，哭声震天。

我说：'那些照片我可以看看吗？'他说：'……不知淹没在哪些底片里了，从没拿出来

过，我只拿出了笑的这张。 '我问，是不让拍么？他说不是：'是我自己当时的世界观。 ''这个世界观是什么？''就是要正面报道地震。"'你遗憾吗？''遗憾，因为灾难更应该反映的是人的本质。'有记

者看完这段采访，问我：'吃苹果的孤儿的照片也是真实的，为什么没有直击人的内心？'

我说：'那个刷头皮的小男孩的细节之所以让人记了

很多年，那个医生对他的情感之所以显得那么真实，是因为小男孩承受了极大的痛苦，是因为他的坚忍。西藏人有句话说，幸福是刀口舔蜜。唐山首先是个刀口，如果刀口本身的锋利和痛感感觉不到，后来的蜜汁你吮吸起来也会觉得少了滋味。 '

地震三十年，有一个唐山当地媒体组织的灾民见面会。我原以为钱钢老师会反感组织起来的聚会，但他没有。他见到当年的人，拥抱着，大力拍他们背。大家坐了一排，挨个按要求发言，到他发言，就诚恳地说两句。

可是我和老范有点犯愁，这种形式感太强的见面会，左绕右绕也绕不开安排的痕迹，要不要拍？如果拍了，怎么能用在片子里？只好作罢。

事后却后悔。

陈虻说过一个事儿。有个片子记录山东最后一个通电的村子，拍完编导回来说：'陈虻，抱歉，片子没拍好。 '

他说：'为什么？'

编导说：'因为当天来了另一个电视台，非要‘摆拍’。比如说农民家里白纸裹的那种鞭炮，只有半挂了，一直烤在炉台上，舍不得放，就等着通电这天。结果这些当地电视台的不干，觉得这不够气氛，愣要给人家买一挂红鞭炮，让农民拿一竹竿挑着、举着，他们就拍。农民被他们摆布得已经莫衷一是，不知道该怎么弄，整个人的状态都不准确了，所以我们没有拍好。 '

陈虻听完说：'你为什么不把摆拍新闻的过程拍下来呢？'

大家都愣一下。

他说：'在认识这个事件的时候，有一个干预它的事件发生了，但你原本可以通过拍摄它，看到这背后更深刻的真实，你失去了一次认识它的机会。 '

见面会上，有位高位截瘫的女性被介绍是身残志坚的典型。会后钱老师带我们去了她家。

采访时，我才知道，地震后她脊髓断裂.定下婚约的恋人离开，她嫁给了另一位残疾人，医生说她不能生孩子，但她决定当一次母亲——'我要夺回地震从我身边夺走的一切'……小孩生下来了，但不到三个月就夭折

了，之后她三年没出门，把自己囚禁在家里。

见面会的当天，是当年她儿子夭折的日子。现场需要的，是一个抗震救灾的典型，她说：'无法表露一点哀伤。 '

我以为她会愤怒或者难受，但没有。她拿出当年写的书，说在那个年代她也曾经塑造过自己，捏造过情节。她在书里写，地震之后，哥哥看到她被压在木板下面动不了，却没救她，而是先去救别人。她疼得撕心裂肺，她哥哥却在救完三个外人之后才来救她……但真实的情况是，她哥哥当时非常着急，和别人一起把她抬上了担架。

她拿出书来给我看，不掩饰，也没辩解。

去唐山之前，我对这段历史了解很少，我是带着逆反、带着'认识历史，吸取教训'的预设去的。但她是活生生的人，一边把头发编成辫子，一边带着点羞赧问我：'这样上镜行吗？'我端详一会儿，把口红给她，让她涂上一点。我问她采访前要不要先去上个厕所，她挺平静地说：'瘫痪后小便失禁是感觉不到的，常常是裤子尿湿了才知道，来不及，只能在轮椅里坐深一些。 '

罪是她受的，但她没有痛恨过去，连底掀翻。她一直留着七十年代与恋人的通信，怕这些信腐坏，就把信剪下来贴在本子里，在旁边手抄一遍，这样想看信的时候，就不必翻看原件了。十年前她与恋人重见，男人看到她坐在轮椅上的模样，放声痛哭，她反过来安慰他。三十年来，她承受这一切，就像接受四季来临。

采访这样的人，如果只是为了印证自己已经想好的主题，这个主题不管多正确，都是一种妨害。谈了一个多小时后，她说：我接受了这么多采访，但我从来没这么谈过。

我只是一直在听而已，听我从没经历过的生活。

她说地震后躺在地上，天上下着雨，她渴极了，张开嘴，接雨水喝。她的手碰到一条大腿，还以为是死人呢，沿着那条腿往上摸，摸到腰上才发现是自己的身体，腿已经没有任何知觉。她抬头看四周：'我觉得我已经破碎了，和唐山一样。整个都拾不起来了，我后来所做的不过是把我一点点捡回来然后拼凑在一块，跟唐山一样。 '

我小臂上全是碎鸡皮疙瘩，就像那雨水也浇在我的身上。

唐山的节目播了。有记者问我：'这样的节目有什么呢？不过是把我们对灾难的想象具体化了。 '

我说：'钱钢在八十年代已经意识到文学的本质是人，灾难的本质就是灾难。过了二十年，我们又重新回到这个轨迹上。换句话说，钱钢在八十年代所做的那些努力，放到现在也并不奢侈。 '

还有人在节目留言里问我：'有那么多人民更关心的事，为什么要做陈年的旧事？'

是，土地拆迁，医疗事故，教育腐败……哪一项都是'人民'更现实更切身的问题。为什么要去掀动陈旧的历史？

很多人也问过崔永元这问题。

二〇〇八年，他离开了新闻，去做口述历史的工作，访问当年参加过抗日战争的中国老兵。走之前给我打过一个电话，说：'这时代太二，我不跟了。 '

有一年他去日本 NHK电视台，密密麻麻的中国影像资料。操作的小姐问他看什么？他说看东北。问东北什么，他说看张学良，'张学良调出来了，最早的是九?

一八事变三天后的九月二十一日，三十分钟，张学良的演讲。我记得很清楚，里面说了一句，委员长说，两年之内，不把日本人赶出满洲，他就辞职。这是张学良演讲里说的，我当时很受刺激。 '

他的刺激是，我们也是电视工作者，但没有这样的资料，'而且这三十分钟拿回来，谁也不会把它当回事'。

他跟我说：'是林语堂还是陈寅恪说的，这个民族有五千年历史，非常了不起。他说，不管怎么个混法，能混五千年就了不起。我觉得他一针见血。这个民族浅薄，没有文化，不重视历史。我说这个话根本就不怕得罪谁，就这么浅薄。 '

中国这些参与历史的人很多已死去，有的正在老去，正在失去记忆。'不能再等了。'他说。

他做历史： '《论语》都是孔子死三百年以后才成书的，已经都不对了，再心得一遍，不知道说的是谁的事。我们做口述历史这件事，就是直接听孔子说……世世代代老听心得，进步速度会非常慢。 '

他采访的是参加抗日战争的国共老兵，题目叫《我的抗战》，'我们总说国家要体面，如果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都灰头土脸的，我不相信这个国家会体面。所以我建议多用‘我的’，少用‘我们的’。'

二〇一〇年我主持《我的抗战》发布会时，他已经采访了三千五百个人，有时候一个人采访一个多月，一百多盘带子。收集的口述历史影像超过了两百万分钟，收集的纪录影像也超过两百万分钟，收集的历史老照片超过了三百万张。两年花了一亿两千万，这些钱都是他自己筹来的，到处找，'最感兴趣的投资人是我们抗战的对手，日本人。 '

底下人笑。

我说：'很多人觉得这些事应该是搞研究的人来干。 '

他一笑，多么熟悉的嘴角一弯：'他们在评职称，还有更紧要的事。他们评完职称也会想起来干，不着急，谁想起来谁干。 '

有一位电视台的同行，站起来请他谈一些对当下电视台纪录片的看法。

'我对电视台的使命和节目编排没有什么想法，我也不愿意想，因为那样可能会耽误我干正事。我有那个时间，就能多采访一个人，多整理一些材料，这样可能更有功德。我现在想，我二〇〇二年为什么得病，就是老想不该想的事，现在为什么快乐，就是不想那些事，只想怎么把该做的事情做好，这一点可能更重要。 '

他在台上冲我笑，说：'柴静那时候总看到我忧郁的样子，不开心，但是她最近看到我，我很高兴。 '

二〇〇二年时，他不大上'实话实说'了，有一些传闻，说的人都欲言又止。有次大伙在食堂吃饭，他坐下自自然然地说'我的抑郁症'，场面上静得有点异样。

有天我坐在电脑前，办公室门一响，小崔进来了。我很意外：'你找谁？'

'找你。'他拉过一把蓝布工作椅，坐我对面。

我们对坐着聊天，同事路过说：'嗬，真像调查的采访。 '

这不像普通办公室里的闲谈。他一句寒暄没有，谈的是都直见性命的事。这些话题我不陌生——让人失望的现实，缺少良知，缺少希望，玦少坚守的人……这些话，很多人在摄像机的红灯面前说，很多人在文章里说，很多人在喝酒后说。他是在一个平凡的下午，坐在一个并不熟络的同事面前谈这些。他说话的样子，就好像，

就好像这些东西都是石头一样，死沉地压着他，逼着他。

我隐隐地有些不安。我只能对他说我们需要他，不是因为他有名，或是幽默，而是他代表着我心里评论部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这是那块牌子上'前卫'两个字在我心里的意义。姚大姐过来找我问个事，他立刻起身走了。

临走拉开门，又回身说了声'谢谢'。

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有点心酸。

他说现在一遍遍看自己片子里的这些抗战老兵：'我每看这个，就觉得自己非常渺小，我们受那点委屈算个屁啊。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九死一生，家破人亡，多沉重的词啊，对他们来说小意思。受尽委屈，有误会，没有钱，半辈子吃不饱饭，儿女找不到工作，女朋友被人撬走，邻居一辈子在盯着你。当我每天看他们经历的时候，我忽然觉得我这个年龄经历的所有事都特别淡。 '

看片会上，拍《我的团长我的团》的康洪雷坐在底下，他说拍该剧之前自己只知道抗战时国民党的将领杜聿明、孙立人，他们确实战功赫赫，很有名，有文字记载。'可下面的士兵就没有人知道了。我和兰晓龙开车沿着昆明一路走，一个一个采访，越了解浑身越颤栗，越颤栗就越想了解。 '

他拍《激情燃烧的岁月》之前，听父亲说了快五十年往事，每次回家都要说，采访后，才发现这些国民党老兵和他的父辈完全不一样，'他们从来不说。越不说我越想知道，于是我们利用各种技巧，各种各样的方式，一点点地知道。 '

采访完，他和兰晓龙回到酒店，相对号啕。'之后我们在想，哭什么呢？是哭这些老兵壮丽的往事和寂寥的今天，还是哭什么？后来发现，我们哭我们自己的无知，自己的可怜。我们快五十岁了，中国抗战这么大块波澜壮阔的史实，你居然丝毫不知，你不可悲吗？所以，就有了《我的团长我的团》。观众可以说好，可以说不好，但就我个人来说，我快五十的时候，做了《我的团长我的团》，只是为了让自己心安。 '

会上有观众发言，很动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