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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我只是讨厌屈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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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来站在全班同学面前,想想正确答案。'女教师说。

他站在那里,穿着母亲为他准备的最好的衣服,面对着还没有认识的正在窃笑的同学们,试图忍住泪水。

下课铃声响了,教师问:'现在,你想出答案来了? '他承认没有。

她启发他:'应该这样回答:‘四,夫人。 ’'克朗凯特在七十年之后写道:'直到后来,这种特性才在我身上强烈地显露出来:我厌恶哪怕是最轻微的兵营式一律化的暗示……我一直在想,是否是这种独立的迫切性,促使许多人选择了新闻业这一行。 '

老郝和我又出发采访全国牙防组被诉一事。

李刚是提起诉讼的律师,他调查发现牙防组没有法定意义上的认证资格,却为牙膏企业提供认证,起诉一年多,未果。他曾经怀疑这会像之前他提起'进津费'、'进沪费'等诉讼一样不了了之。

但二〇〇六年二月,律师陈江以同样理由在上海提起诉讼,他称之为声援。于是媒体再一次掀起报道热潮。一篇接一篇的追踪,直到二〇〇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全国牙防组召开新闻发布会,对这一事件作出解释,二〇〇七年,全国牙防组被卫生部撤销。

李刚说他非常意外:'不在预期当中。 '

'为什么?'

他说:'因为老百姓在向强力机构发出疑问的时候,已经习惯了没有回应。'但这次不同,如果没有结果,也许会是不停止的诉讼和报道。推动这一切的,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是可以叫得出姓名的律师和记者,还有那些买了报纸,打开电视,关注这个消息,打电话去牙防组询问的普通人。

我把他们的故事写成一篇博客,叫《我只是讨厌屈服》。留言里听到了很多声音,有人说:'为什么许多人都选择屈服?因为他们觉得投入太多,收获很少或根本没有。 '

也有很多人在博客里留言:'说话,真不容易呢,我们绝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却希望其他人都能做个公民,这样才会有人帮我们争取更多的利益、权利……'

还有人说:'在国家垄断企业面前,很多人首先没有自信,为什么没有自信?中国人习惯了听从权威,大家都被这样教育着,权威是至高无上的。 '

有部电影叫《飞越疯人院》。麦克默菲是一个装疯躲进精神病院逃避惩罚的流浪汉。所有的病人都在医生安排下统一按程序打针、服药、聊天。但他不肯。进行例行心理治疗的讨论时,他建议将白天的日程换到晚上进行,因为大家想看世界棒球锦标赛的实况转播。

护士拉奇德小姐说:'你要求的是改变一项经过仔细研究后制定的规章制度。 '

麦克默菲说:'小小的改变没有害处。 '

拉奇德小姐不同意:'有些病人过了很久才适应了作息制度,如果现在一下改变了,他们会感到非常不习惯。 '麦克默菲说:'这可是世界棒球赛,比赛结束以后,还可以改过来。'拉奇德小姐看上去像是有些让步了:'这样吧,我们进行一次表决,按多数人的意见办。'麦克默菲十分赞成:'好极了!'他第一个高高地举起了手。切斯威克也举起了手。泰伯也想举手,一眼遇到拉奇德的目光,马上把手缩了回来;马蒂尼手刚举起,就停留在头顶,装着抓痒;塞夫尔手放在胸前,两眼看着周围,等着大多数人举手,他也举。

大家都想看球赛,但尽管麦克默菲一再鼓励,仍没有人敢违抗那目光。

拉奇德小姐宣布:'只有三票。对不起,不能按你的意见办。'说完起身向办公室走去。麦克默菲说:'这就是你们的作息制度?我可要进城

去看棒球赛。谁愿意和我一起去?'比利不相信:'麦克,你出不去的。 ''出不去?'麦克默菲指着屋子中间那个花岗岩的

洗脸池。'我可以用它砸碎窗户。 '比利还是不相信:'你举不起它。 '麦克默菲押了十美金跟他打赌,搓了搓手,使劲抱

住那个台子,没搬起来;再一次用力,还是搬不动。他只好退下。突然,他大声叫起来:'去他妈的,我总算试过了,起码我试过了! '

郝劲松打贏铁路发票的官司后,很多人以为他会和铁路结下梁子。但后来他乘车时,乘务长认出了他,亲自端来饭菜,问他:'发票您现在要还是吃完我再给您送过来?'

'你靠什么赢得尊重?'我问。'靠我为自己权利所作的斗争。'郝劲松说,'权利是用来伸张的,否则权利就只是一张纸。 '在'新闻调査',

我采访过一个人。他帮农民反映征地的事,在网上发帖提及当地领导,用了一个比较激烈的词,被判诽谤罪,人狱两年。我在监狱采访他,那时他已经服了一年多的刑。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我看过一篇文章,说的是一个叫郝劲松的律师,那篇文章叫什么……叫什么屈服……'

'《我只是讨厌屈服》。'我说。他带点惊奇地看了我一眼,说哎对,过了一会儿,说:'在那篇文章里,那个律师说了一句话,他说权利不用来伸张的话,就只是一张纸。'这个人相信了这些写在纸上的话,然后穿着蓝白相间竖条纹的狱服,满脸胡须,坐在这里看着我。他进监狱后,厂子倒了,离了婚,监狱离他的家两千里,没人给他送生活费,村里的人去看他,拾破烂的老人给了他五十块钱,老汉戴着塌得稀软的蓝布帽子,对我说:'把他换出来,把我关进去吧,我老了。 '

采访结束的时候,他想对即将参加中考的女儿说几句话。我说好。

他说:'等一下。'低了一会儿头,腮帮子紧紧地咬得绷着,抬起来,带着笑容对着镜头:'儿子……'扭头冲我解释,'我管我女儿叫儿子。 '

'儿子,你不要为爸爸担心,要好好帮助妈妈千活……'他的嘴都抽起来了,但他还是笑着,'你要记得爸爸跟你说过的话,爸爸不是坏人。 '

采访的时间到了,我站起身,说:'保重身体,来日

方长。 '他脸上的肉都在抖,但他笑着说,好。狱警押着他,转身走了。走到十儿米快要拐角的地

方,一声尖利的哀号传来,我扭头看,他两只手被铐着,不能擦泪,只能仰头向天,号啕痛哭,那是从胸腔里爆炸出来的哭声。已经看不见他了,监狱曲折的走廊尽是回声。

回来后,我们赶了一天一夜的片子。审片的时候,

还来不及配音,老郝拿着稿子对着画面念解说。有一段是我采访他:'你后悔吗?''我不后悔。'他说,'因为我付出过。 ''你还相信法律吗?''不。'他说,'我信仰法律。'底下该是解说了,但没有声音,我转头看老郝,她拿纸遮住脸克制着。张洁和我也红了眼睛。袁总看了我们三个一会儿,对张洁说:'你做了这么多年新闻,还是这么感性么?'

转回头对着屏幕:'往下看。 '片子说到农民为反映征地问题,静坐的时候被抓了十几个人。'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危害到了社会公共秩序,为什

么要抓人呢?'我问公安局长。'我们预见到了,所以它没有发生。'公安局长说。我问他:'没有发生为什么要抓人呢?'他说:'为了稳定。 ''可是稳定的前提不是法治秩序吗?'对方沉默,这个段落结束。袁总说'停。'转头对我说:'你应该再往下问这样

的结果能带来稳定吗?'有一天晚上,郝劲松给我打电话,说他有点沮丧。我给他讲了这件事,说:'你是这个人的榜样。'我

差点脱口而出'你没有权利放弃',顿了一下,这个想法是错的,他当然有权利放弃,正义是自己内心对自己的期许,不是用来胁迫人的,我改口成'你判断要不要放弃'。

之后不久,他去了上海,成为上海黑车钓鱼执法案的公民代理人。我又一次采访他,节目中提到了他向铁道部提起法律诉讼的往事。没多久,采访时任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的王勇平,车上他的同事问我:'你们为什么要采访这么个刺头,他是反政府吧?'

我说:'他挺较劲,也许也有虚荣心,不过我没觉得他是反政府。他谈的都是法律问题,您要觉得他谈的不对,可以在这个层面上批驳他。 '

坐在车前座的王勇平转过头说:'他是剌头,但是我们的社会需要这样的人。 '

我采访过一个政府官员,他在当地拆迁时,拿一个小马扎,坐在居民楼下,坐了十几天,两边煎熬,费尽唇舌为居民去争取哪怕多一点点的利益。

'这是个公共用地拆迁,从现行法律来说,你可以贴一张告示就拆,为什么你没有这么做?'我问。他想了想‘说'因为如果有一天我的房子被拆,我也是一个老百姓。 '

一九四六年,胡适在北大的演讲中说:'你们要争独立,不要争自由。 '

我初看不明白。

他解释:'你们说要争自由,自由是针对外面朿缚而言的,独立是你们自己的事,给你自由而不独立,仍是奴隶。独立要不盲从,不受欺骗,不依赖门户,不依赖别人,这就是独立的精神。 '

北京郊区曾经发生过政府与居民的剧烈冲突,这里要建亚洲最大的垃圾焚烧厂,居民认为一定会产生严重污染,双方座谈时,脸都扭到一边,'剑拔弩张'。

'沟通不可能么?'我问。

居民代表黄小山说:'政府就要建,我们就不让建。不管是谁,总说这个’就‘字,’就‘要怎么怎么着,那就没任何调和余地了。 '

他组织居民举牌子在博览会门口示威,站在第一排,他头发是朋克式的,两边秃着,头上一丛染得像个鸡冠花,很好认。他听见警察悠悠地说'就是那个黄毛',他在雨里浑身都抖,'不知道激动还是害怕'。在里面待了一夜,出来他换种方式,把'论垃圾为什么不能焚烧'

的材料不停向各级政府递交’电视台组织辩论场场到。

政府的专家在辩论赛上认识他之后,请他参加去日本的考察团,'这个人,路上见着姑娘漂亮就使劲看,目不转睛。他很真诚,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不高兴的时候就骂。‘真’的人好交往,没有偏激和成见。 '

日本国土面积小,百分之九十的垃圾靠焚烧,东京的厂子就建在市中心,进去参观要换拖鞋,他看明白了,垃圾焚烧的技术百年来已经很稳定,'重要的不是烧不烧,而是烧什么,怎么烧。 '但小区居民在镜头里骂他‘说他'叛变'了’向着政府说话。

他有点儿像小鱼,热锅上两边煎,但他说对抗不代表独立,'谁也不信谁,不买账,这不行,不能光服从,也不能光对抗,那只是个姿态。得有理由,有科学依据。批评政府,这事咱理直气壮,但也得反思自己,既然我们每一个公民都是垃圾的产生者,也该反思我们自己应当做点什么。'他说现在的问题不是垃圾焚烧,而是中国百分之六十五都是湿垃圾,焚烧时如果达不到足够高温,就会释放二恶英。填埋也会严重污染地下水和土壤。他自己花钱开始研究'垃圾甩干机',想用这个技术来过滤垃圾的水分。'我是个混子德性,本来打算移民,现在我怎么也不走了,这是我的地儿,我就留在这儿,死磕了。说句抒情的话吧,我在哪儿,哪儿就是中国。 '

做这些节目时,常常会有人说:'不要往下做了吧,中国乱不起啊。'我理解这样的担忧,老郝和我在北京美丽园小区,曾见到过激烈的冲突。进小区时我吓了一跳,没见过这样的场面:整个小区挂满了红色标语和支持双方的不同颜色的旗子。很晚了,马路上都是人,挥着拳头,打着标语,有人喊:'杀死雷霞。 '

这些人都是住在这里的业主,雷霞是业主委员会的主任。她刚打赢了官司,让业主少掏物业费,但物业公司不执行法院判决,突然撤走,停电停水。有一部分业主说是业委会打官司才造成这个后果。他们围在马路上,向雷霞叫嚷。电视镜头一对着,几十人就围上来,把手里拿的纸几乎挥到雷霞的脸上,大声喊:'剥下他们的画皮。 '

雷霞不说话,手没有架在胸前,也没有放在兜里,站着听。

面向她站在最前头的中年男子说:'你们凭什么打这个官司影响我们生活?我们愿意交这个钱,交得起,这是民意。 '

雷说:'这是一个集体,大多数人作出来的决定,少数人是要保留一点来服从的。这是一个公理。当时票箱表达的意见就是只有十票反对。九百多户投票,八百多户赞成,这不代表民意吗?'

中年男子说他们当时没有投票,因为想让业主大会达不到半数而无效,人数最终过半后业委会官司打赢了,这些没投过票的人在马路上喊'打倒业委会',业委会的杜平说:'真正的民主是在票箱里表达你的意见,而不是站在马路上。 '

但是,马路上的声音太大了。在我们的镜头里,反对业委会的人打支持者的耳光,有人下跪,有人游行,有人拉标语……

这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这样的场面,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这事儿会怎么收场,不知道理性会不会在拳头面前落败。

后来我发现,最终起作用的,是那些住在小区里,没有投过票,也没有反对过投票,原本与这两方都毫无瓜葛的人。

他们被马路上的声音吵醒,渐渐加入议论,在家门口挂上支持其中一方的旗帜,聚在一起开会,建立小区论坛,在公告栏里,贴出自己的意见……而这些人,是以前并不关心公共事务,不想为两块钱的物业费花私人时间的人。

我们采访了其中之一,他说:'以前不太感兴趣,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但这次一方面是觉得这么多人围攻一个人,感受比较深,也比较惭愧。我觉得不能再做沉默者,不去搭顺风车,大家都站出来表示自己的意见,用选票来决定我们的未来。'二〇〇六年的十月二十八号,美丽园进行了第五次业主代表大会的选举,一千三百七十八户,一千零九十四户投票,拄项决议的结果都是六百多对四百多票,最终决定业委会留任,用招投标程序选择新的物业公司,不再续聘原物业。这样的一个结果在很多人看来,徒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它唤醒的东西,带来了马路上最终的安宁。

二〇〇八年,我在美国,正是他们总统大选前夜。华盛顿博物馆的黑人老保安知道我是记者时,突然说:'等一下。'他飞跑着拿了张报纸给我看:'看,黑人新

郎被白人警察枪杀,我们要去游行。 ''你们要求什么?''建立黑人自己的国家。 '我目瞪口呆:'不会吧?'他看我不信,说'你等等',

大街上随手叫了三组人,一个年轻的家庭,两个挂着耳机线的女孩,一对老年夫妻,都是黑人,'你们说,你们是不是想建立属于黑人的国家?'

'当然。'六个人连迟疑都没有,'你可以到我们的

街区去看一看,美国仍然是白人的国家,不是我们的。 ''你们不是有奥巴马吗?''他的脑子是白的。'老黑人说。那个带着孩子的年轻男人说着说着居然哭了,他说

他的街区警察的对讲机里,黑人的代码,是' non human being'。

在这之前,我以为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和《民权法》已经顺利地把种族问题基本解决了,奥巴马一旦上台更是黑人的狂欢……这都是我的想象和从书中看来的概念。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劳永逸的答案,

也没有完美的世界图式。认为一个人、一个概念、一次

诉讼就可以彻底解决现实问题,如果不是无知,就是智力上的懒惰。但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上,还是有一个共有的规则存在。我问这个老黑人:'你们会选择暴力吗? '他说不会。'暴力解决不了问题,只有智慧能。 '

'愤怒不也是一种力量吗?''是,但是一种危险的力量。 ''那为什么不选择这种力量?''我们还有更好的方式。'他说,'我们有法律。 '我

们也有。采访郝劲松时,我问过他:'你以谁的名义在诉讼?''公民。 ''公民和普通百姓的概念区别是什么?''能独立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却不傲慢,对政治表

示服从,却不卑躬屈膝。能积极地参与国家的政策,看到弱者知道同情,看到邪恶知道愤怒,我认为他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公民。 '

我问他最后一个问题:'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这个当时三十四岁的年轻人说:'我想要宪法赋予我的那个世界。 '



我猜到她已经切到了空无一人的会议室,就用这个画面说开场:'子路问孔子,您从政的话,第一件事是什么?孔子说,必也正名乎。这句话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对权利的界定要有着清晰地认定,这些空无一人的桌椅,其实就是宪法赋予代表的知情、参与、表达、监督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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