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 编剧严歌苓首谈电影《梅兰芳》

根据严歌苓小说改编的电影《少女小鱼》和《天浴》都曾引发话题，其小说代表作《扶桑》更是让许多导演产生了将它改编成电影的想法。


1、传统，在急功近利的改良中失传


新京报：出于什么原因参与这部影片的创作？是京剧还是梅兰芳这个人物更让人有创作欲望？


严歌苓：应该说我对京剧和梅兰芳都有很大的兴趣。其实我和凯歌导演曾经不止一次谈过合作一部电影，《梅兰芳》又是我们都感兴趣的故事，所以他一提出由我来写剧本，我就欣然答应了。


新京报：在承担创作任务之前，对京剧有怎样的了解？还是直到写《梅兰芳》剧本才开始了解这门艺术的？


严歌苓：我对京剧的了解十分肤浅，还应该归功于小时候看的样板戏。对于传统京剧，我几乎一窍不通。但我很喜欢中国戏曲，比如河北梆子、豫剧、川剧，我都挺喜欢。南方的戏曲婉转缠绵，却不够有力量，京剧融汇了南、北戏曲的长处，所以我认为是最理想的。做梅兰芳资料研究时，我才开始大量听传统京剧，它真是中国文化的骄傲。


记者：作为中国的传统艺术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一种，和许多传统艺术一样，它在当代社会的处境似乎也不乐观。


严歌苓：中国的传统艺术很多正在失传，有的在急功近利的改良中渐渐失传，太将就当代人趣味的改良，也等于失传。京剧假如总是作为联欢晚会上的联唱，慢慢也就面目全非，等于失传。


新京报：梅兰芳是京剧史上最著名的男旦，因为他的原因让许多外国艺术家第一次了解到了这个独特的行当，他的传记应该会有一些关于这个行当的内容。


严歌苓：男旦是中国文化的特殊产物，和中国封建社会的形式、以及这形式形成的社会心理相关联。自从研究戏曲历史，以及京剧和昆曲的历史，我发现男旦这个文化现象太有趣了。有趣在于它的暧昧，它不可道破，也道不破的本质，它还隐喻和象征了我们文化中的某些特质。


2、梅兰芳，我认为他的人格是伟大的


新京报：在接下这部电影剧本创作之前，对梅兰芳肯定有当时的认识，这种认识是否通过创作《梅兰芳》发生了转变？


严歌苓：好像我和梅兰芳是有缘分的。十年前，有一位导演想请我写梅兰芳的电影剧本，那时候就读了一些有关梅兰芳的书。后来由于种种原因，那位导演没有启动这件事。在此之前，我只听老辈讲到过他，祖母活着的时候告诉我梅兰芳先生曾经到上海，如何一票难求。再有就是读了鲁迅刻薄梅先生的话。了解了梅兰芳的生平之后，再回想鲁迅的话，觉得一个文人隔着行当对一个演员如此尖刻地进行人身攻击，其实起源于中国士大夫阶层歧视艺人的传统，其实违背了鲁迅反封建的信条。看来一个人再伟大，也不可能完全超越他的背景，这种攻击，是上千年的士大夫的“集体潜意识”在他身上的体现（套用荣格的“集体潜意识”）。通过对梅兰芳的了解，我认为他的人格是伟大的。


新京报：但他（梅兰芳）在当下被“神化”的看待，我们并不希望在影片里看到一个“高大全”的完人。


严歌苓：当代人会以什么样的角度去看梅兰芳，我不知道。在年轻人里，偶像的建树和倒塌发生的非常快。没有什么真功夫的人也会成为偶像。生活节奏的急骤，人心莫名的焦虑和慌乱，使人们对每一个偶像都是崇拜有余，而不会潜心欣赏，更别说分析。全世界都很焦灼。


新京报：梅兰芳的一生异常丰富，选材上势必面临取舍，哪些经历最值得去书写和表达。


严歌苓：他的一生非常丰富，每个阶段都值得表现。无论是做人还是演戏，他都是一个难得的人物，给后人留下无限想象和猜测的人物。


3、严歌苓与电影


旅美女作家严歌苓不但创作文学作品，对电影剧本的创作也一直情有独钟。从1980年开始发表了电影文学剧本《心弦》，次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成影片。随后严歌苓相继创作了《残缺的月亮》、《七个战士和一个零》、《大沙漠如雪》、《父与女》、《无冕女王》等电影剧本，这些剧本由于种种原因多数均未能拍摄成影片，直到1988年剧本《避难》再次被搬上银幕。


1995年，根据严歌苓同名短篇小说改编而成由张艾嘉导演，刘若英主演的影片《少女小鱼》在台湾上映后引起轰动，并获得了很多影展的奖项。1998年，陈冲导演的影片《天浴》再次将她的小说搬上电影荧幕，她亲自担任影片的编剧工作，并因此获得了第35届台湾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


严歌苓曾表示，电视只是“亚文化”和“泛艺术”，电影却是真正的主流文化。她受导演陈凯歌之邀，出任电影《梅兰芳》的编剧，“因为陈导在读完我的小说《第九个寡妇》后，发现我的作品画面感强，故事内容饱满，叙事分寸拿捏较准。我从小到大一直喜欢梅兰芳，也想借此机会挑战电影编剧这份工作。”


新京报2007年4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