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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章 “左”风疾雨更显赤胆忠心(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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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依然受托承担着党史陈列的解说词修改审订。

  颂扬周公

  胡华离开革博,有一个深层原因是,中国历史博物馆和革命博物馆共同受命搞的“批林批孔展览”,随着运动的调门,不断进行内部修改,办展人面对政出多门、朝令夕改的混乱指令也莫衷一是。这个展览当时几乎不可能定下来公展。

  而“批林批孔”运动的发动者江青等人,实际在图谋借“批孔”含沙射影、矛头对准周恩来总理。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胡华已经觉察这里是“危险”的是非之地,批判巩绍英及其对孔子的评价言论,给了自己一个警示,批判“专家路线”就是在批判周总理落实干部和知识分子政策,巩绍英是“专家”,而胡华在这里有朝一日也会是挨批判的“专家”。

  胡华对周恩来总理是作为伟人和楷模来景仰的。抗战爆发后,在家乡奉化从事救亡宣传的胡华,通过浙东地下党供给爱国青年学生传阅的书籍中,读到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汉口出版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子孙周恩来》、《周恩来和邓颖超》等书。16岁的胡华心灵里,就怀着对周恩来深深的崇敬。

  胡华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是1939年的7月上旬,在延安桥儿沟的天主教堂里,听周副主席给华北联大师生做关于国际形势和抗日战争形势的报告。以后在迎接新中国诞生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多次聆听周恩来的报告和谈话;甚至针对自己的教学和史著写作等,周恩来都亲自有过许多亲切的指示。

  1971年林彪事件后,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危害和国家各项迫切的工作有了转机。也就在这时,中国革命博物馆开始筹备中共党史的陈列修改,急需有关专家参与其中。1972年夏,正在江西五七干校养猪的胡华接到通知:借调到中国革命博物馆担任党史陈列顾问。据贺捷生说:“他是周恩来总理点名恢复工作,到革博担任顾问的。这也是胡华劫后余生,经七年多的灾难,又化险为夷的开始。”作为史学家,胡华深深感到,意识形态领域开展的一系列“左”的思想斗争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林彪等严重破坏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而周恩来在这重要期间对党和国家起着擎天柱的支撑作用,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总理,共和国大厦势必将倾,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人事关系回到北师大后,胡华回顾往事,纵观周恩来一生,认为研究周恩来,作为一名党史工作者,责无旁贷。正如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组主任廖心文在《周恩来研究事业的辛勤奠基者》一文所说:“周恩来是我党和军队的重要创建人之一,他参与党中央核心领导近半个世纪,担任政府总理26年,长期主持国家的经济建设、外交和统战等方面的工作,在党和国家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周恩来的历史可以说折射了我党历史的一个重要侧面,研究周恩来的历史对于研究我们党的历史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胡华老师选择这个课题,包含了他对周恩来的深厚感情和崇高敬意,也反映了他的政治眼光和学术才识。”1956年6月,胡华与周总理胞弟周同宇在北戴河相识。那时他便以一个史学家的敏感,邀请周同宇口述家世和周恩来早年革命活动。当时胡华日记记道:

  “周总理号翔宇,幼年过继给四叔,四叔年青死,寡婶——继母知书识字,悉心教育,病时抱着,生病因二老(后死)不长进,亦爱总理,故幼时教育甚好。十岁,生母、继母相继死。伯父因妻死无子,带他到奉天念小学,伯作度支局科员。

  后至天津,念南开中学。1917年毕业。在南中时,演文明戏《一元钱》、《一念差》,饰女,轰动一时。靠亲友接济念书。毕业后去日本留学,亦亲友接济。1919年五四后,回国,十九岁,时南开大学正筹备,初成立,即入南大。以学生请愿代表(向省长曹锐请愿)被警察局(局长杨以德)捕,后北京有名律师刘崇佑,义务为学生辩护,在司法部打官司,被释。办觉悟社。学生联合会报(大公报有觉悟社全体合影。1949.5.4进步日报登过此照)。到1920、1921去法,在巴黎。

  与张申府、刘清扬(河北女师学生)同去。组共产主义小组,与曾琦、李璜斗争,投稿到时事新报、上海时报、天津益世报。以此作‘勤工’学费,因曾、李打不过共产主义者,就向法政府告密。去英转去德,遇朱德,后去苏。

  “1924,国民党一大后回国,任军校政治部主任、学生军党代表,东江行政长官,广东区委,‘三二○’后赴沪。

  “父名周懋臣,一生为一收发员,1940年死于重庆,享年70岁。

  “他从小反对抽烟,见别人抽烟,拿过来,拿张纸放水杯上,吸一口,此纸上发黄,说肺即如此。

  “邓颖超1904年生,1925年秋在广州结婚。”

  这也许是胡华在周恩来研究方面最早的采访记录。从1956年,胡华与周同宇结为了朋友,经常互相问候,书信往还。他还就周恩来的革命事迹,陆续有关于对谢觉哉、张鸿诰、饶竞群、刘清扬、张申府(张崧年)、罗章龙、刘仁静、包惠僧、何长工、冯乃超、尚钺、罗渔、黄逸峰、申伯纯、徐彬如、成仿吾、李维汉、李一氓、黄火青、胡愈之、杨等许多知情人的采访。

  20世纪50和60年代,由于历史的原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防止对个人的歌功颂德等);新中国成立后日渐突出的对毛泽东“四个伟大”和所谓“路线斗争红线”的宣传;加上周恩来自己的谦虚谨慎,周恩来的生平革命事迹少有研究和介绍。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举国哀悼。胡华在日记中写道:“惊悉周恩来总理昨晚9时58分因癌症病逝,无比悲痛。总理生前曾嘱咐我:‘多访问革命老人,多研究历史档案,写出更好的革命史书来’。今后我一定要加倍努力,鞠躬尽瘁,不负总理的嘱托。”就在这个时间,胡华萌生了研究写作周恩来传记的想法。

  1月11日,胡华到周恩来的弟弟周同宇家吊唁,与周同宇及其夫人和五个子女一起进行缅怀,那天,他就向周同宇表示了要撰写周恩来传记的心愿。

  随后,胡华即着手对周恩来生平资料的广泛收集和整理。他对周恩来的深入研究和大力宣传,也从这时起步。

  12日上午,胡华按事先安排的日程给北京师范大学党史进修班授课,课程开始前,他请在场者为周总理默哀一分钟,接着深情地向听课者讲述周恩来生平事迹。当晚,他在日记记道:“听课者多恸哭。”

  1月13日下午,胡华为北师大举行的“学习周总理”缅怀讨论会,又一次讲述了周恩来生平事迹。他在1月14日日记中记道:“上午,师大举行哀悼周总理仪式,我系9时半入场。大家泣不成声。9日以来,日日以泪水洗面矣。下午2时半,我与师大同志们几十人,分乘两辆中型车到天安门广场,见革命烈士纪念碑前,群众自献的花圈已满,小柏树上系满了群众志哀的小白花。3时半,进入劳动人民文化宫,4时半进入总理灵堂,向总理的骨灰盒默哀,泣不成声。外宾亦多……今日下午成诗《哀悼周总理》:

  国折擎天柱,拯世失巨星。

  大业谁为继,万民哀何深。

  林贼政变梦,苏修亡我心,

  群丑正乱舞,亲痛仇者庆。

  送殡人百万,京华满哭声!

  青史写革命,遗教记犹新。

  岂惜驽骀力,尽瘁报恩情。

  诗句的字里行间饱含着胡华对周恩来深切的哀悼、对群丑(“四人帮”)的切齿痛恨,也表达了对逝者强烈的学习与继承的决心。此后,他想方设法,更加广泛地收集各种有关资料,进行整理、研究。在那个政治阻力重重而且连电话都没有普及的年代,采访和查找资料的困难可想而知。但胡华秉烛前行,迎难而上。

  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发生,自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后,平反了许多冤假错案,起用了不少老干部。老干部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以后,竭力纠正极“左”错误。虽然不能公开批判“四人帮”,但私下里已经十分大胆、尖锐地对他们开展批判了。胡华在这一时期十分紧密地与老战友们联络,交谈。

  他们在交谈中用“三点水”暗指江青,用“眼镜”暗指张春桥,极尽愤慨之情。

  在党内以老干部为代表的健康力量与以“四人帮”为代表的极“左”势力尖锐对立的两大阵营中,胡华旗帜鲜明地站在老干部阵营一边,尽力抵制“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天安门事件”爆发前夕,当人民群众自发地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聚集,献花圈,张贴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诗词时,胡华曾亲临现场读群众的诗词、悼文,他看到了人心所向,十分激动。“天安门事件”被镇压以后,“四人帮”实行了空前的高压政策,大规模追查“天安门事件”的“幕后策划者、组织者、指挥者”,追查“反革命谣言、传单、诗词的制造者”。草木皆兵,人心惶惶。凡是对周总理有悼念或颂扬表现的,都被视为政治上反对“四人帮”而加以迫害。就在这令人窒息的高压下,胡华硬是顶着压力、担着风险,悄悄地进行着《周恩来传记》的撰写工作。

  4月的一天,胡华到北京和平里的一座居民楼里,拜访周同宇。周同宇把自己珍藏的关于周恩来的宝贵资料和盘托出,并与胡华共同分析、研究这些史料。

  他们除了谈周恩来以外,也谈国内政治形势。周同宇和夫人王士琴担忧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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