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秉持史德逆境潜心向学(3)
1952年2月15日，胡华因被任命为代理教研室主任，连续主持了：16日的研究生大课研究会议；17日的研究小组工作计划汇报会；19日的本科、研究生、函授教学任务讨论会，会商20位教员承担函授2300人、本科532人、研究生651人，共3500多人的公共和革命史专业课程；授课方针：提高教学质量，加强业务领导，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同时，继续针对研究室教员的授课准备，进行督促、检查、指导，组织和参加了多次试讲讨论和提纲讨论会。
1952年暑期，胡华接受学校安排，到中央教育部教材小组参加编写并讨论全国高校《中国通史大纲》。他具体负责编写《中国现代史大纲》及说明；《中国近代史大纲》及说明。此项工作一直到10月15日圆满完成返校。中央教育部致函人民大学，表示为照顾人大的教学，同意胡华返校，但仍要求其继续参加教育部此后的研究讨论会议。并称胡华“在工作期间积极努力，并善于团结同志共同工作”。
胡华回校后，除继续为本室研究生上课外，还接受了马列主义研究班中国革命史分班研究生以及夜校专修科的革命史课程。夜校是指人民大学北京函授教育站的授课，因为均安排在晚上，故称为夜校。10月20日他阅看夜校学生的简历，了解到这些学生基本是中央机关和北京市考入的年轻在职干部。他从听课对象出发，准备出有针对性的教案，仅“夜校导言”，就达11页之多。从此，他一边编写出夜校的讲义一边授课。与此同时，他还针对本研究室中国革命史研究生分班的课写出专门讲稿。10月23日晚，胡华给夜校上了第一次课：“导言”。24日下午，到人民大学西郊校区给研究生分班上课，讲了第一次国共合作。10月25日，上午准备出本教研室教员所提问题的解答，以“王明反立三路线的‘右’等问题”，下午召开解答问题会议，解答教员们提出的二十余个问题。这样，胡华每周要分别给夜校和研究生上一次大课，同时每周还要给研究生上一次答疑辅导和讨论课，每期末对夜校生和研究生均作总辅导和考试安排。夜校专修课程一直讲授到1955年年初。而本室研究生和马研班革命史分班的课一直讲授到1953年暑期，并承担着多位研究生的论文指导。
同时，胡华还承担着教研室例行的教学研究讨论任务。如11月2日，看彭明《学习（实践论）》讲稿；11月3日出席教研室全体备课。晚，开革命史第3章（内战）讨论会，至夜12时；11月18日晚，开教研室例会，讨论教学方法；12月16日与何干之交谈，为其讲稿提出意见；12月22日准备教研室例会要解答的问题：中国革命转变飞跃的性质问题；上层建筑问题等；12月23日下午教研室例会，讨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是否对抗性矛盾及飞跃的性质问题；12月24日准备《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法则问题》的中心发言；12月27日下午开教研室学习会，他作中心发言，谈政治经济学法则的客观性质问题；12月28日下午审看彭明作“函授学校革命史第一章指示”。
中国革命史教研室关于教研组工作的方式和经验受到教育部的关注，要求胡华为正在召开的华北区高等学校《新民主主义论》课教师作一次教研室经验报告。10月31日晚，胡华为此准备报告稿至凌晨1点。11月1日上午以“教研组的工作”为题讲了三个小时。于光远闻迅专门赶来听了报告。11月21日下午，胡华又应中央教育部邀请，为华北区各大学《新民主主义论》课教师讨论会解答问题，解答了五四领导、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讲授重点、失败原因、蒋介石代表的阶级等问题。12月9日上午为武汉军大解答革命史教学问题。12月17日上午至下午3时半，又接待军委三部学校丁钻等十余位教员来访，谈怎样研究和讲授革命史问题。
1952年11月下旬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第三次科学讨论会，胡华被教研室推举准备科学报告。11月30日在海运仓礼堂的科学讨论会上，胡华报告《怎样讲授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来宾有丁晓先、郑天挺、李琪、张鱼、龚士其等。与会者发言认为论文基本是好的，但需要补充。胡华在日记中写道：“自己深深感到还须大大努力，成为一个大家所期望的人。时时保持谦虚的态度，‘满招损，谦受益’。”此后胡华再次整理修改这一科学论文。此文在人大校刊发表后，陶大镛作为总编辑又在1953年第1期《新建设》杂志转载。
1952年末，商务印书馆提出要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再印的问题。胡华请示校部给予指示。李新建议胡华明年上半年除为马列主义研究班授课，要集中精力撰写系统的、较为全面的《中国革命史》讲稿。12月31日胡华写出除夕感言：“1952年过去了。一个革命者，应该是永远眼睛向前的。1953年是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高涨来到的一年。我应该以自己全部的精力，来迎接这个高潮，为党和人民作出新的成就来。世有非常之人，始有非常之事。人在青年时代是必须加倍刻苦地努力的。紧张地过生活，才是人生的愉快。为党和人民拿出成绩来，才是人生的愉快。为党和人民贡献出美好的东西来，这是人生的意义……”
学无止境
1952年11月12日中国人民大学教务部举行关于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教员研讨会。胡华在中心发言人之列（其他为李新、何干之、龚古今），就政治经济学规律的客观性，联系中国问题作了发言，他说：“1.斯大林同志这一新著，是从实践中来的，是从实践经验的概括，是从苏联社会主义35年建设的实践经验中得出来的。斯大林同志有了这种实践，总结了群众实践的智慧，才能写出这样的理论作品。这些新问题的提出，在马克思时代，在列宁时代都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还没有这种创新性的实践。因此，它是马列主义在历史新阶段的发展。同时这个理论的得出，也是斯大林同志精密地研究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根本问题、现代世界形势的各种根本问题，首先是经济问题的结果。我们学习斯大林这部著作，首先就要学习他怎样来写出这部著作的。这启示我们，我们生活在中国，首先必须不脱离中国的革命实践，必须参加当前的革命实践，同时要注视世界和中国当前的革命实践的问题，学习和研究当前中国的问题，首先是经济问题。这样，我们才能成为一个不脱离实际的人，一个有头脑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不能只注意过去，眼睛向后看，而忽略对于现实问题的研究、群众经验的研究。
“2.斯大林同志的著作是为了指出由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规律，给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国人民指出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也就是说，斯大林同志的著作和一切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一样，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预见运动的方向，而不是学宅式的研究。学习斯大林同志的这个精神，在我们的工作和教学的每一步应该贯彻这样的精神，就是为了给学生以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知识、历史的经验，使学生体会毛主席认识处理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用以来改造和提高我们自己和学生的思想和工作方法，而不能是为教课而教课，为研究而研究，丧失了思想性和战斗性。
“3.斯大林同志阐明了政治经济学法则的客观性质。指出：人们能够发现这些法则，认识它们，学会以完备的知识来运用它们。利用它们来为社会谋福利，但人们不能改变和废除它。在中国首先完整地发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的客观法则的，是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从具体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入手，分析各阶级经济地位决定对革命的态度、也决定革命对他们的态度、革命的纲领和策略，指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大地主阶级、大买办阶级是极端的反革命派；指出中产阶级代表中国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他们在反帝反军阀运动中有革命性，但在国内无产阶级日益强大、世界分成两大阵营的情况下，他们没有‘独立’发展的余地，他们又有怀疑革命和妥协性的一面，作为矛盾的阶级他们将要分化；指出小资产阶级，是小生产的经济，在人数上、阶级性上都值得我们大大注意，一般可以参加革命；指出半无产阶级是更细小的小生产的经济，是数量极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他们需要一个变更现状的革命，对革命宣传极易接受，亦即对无产阶级的影响极易接受；指出无产阶级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中国近代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只有经过这样的具体分析，才能得出总的结论。
毛泽东同志得出的结论就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矛盾，新生产力要求新的生产关系来适应的法则得出来的……”
在中苏两党两国关系蜜月期，向苏联学习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唯一选择，许多工业、国防重点建设项目和高等院校都请有苏联专家。中国人民大学住校专家有四十余位。
胡华在华北大学时期，奉命讲授“中苏关系”，同时也注重关于列宁、斯大林学说的研究。自1950年在《人民日报》等报刊陆续发表了多篇文章。1951年3月青年出版社结集为《学习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出版。胡华在该书中说明：“为了供给青年读者们在学习中国革命理论问题与学习《干部必读》
的《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一书时参考的方便，统一由青年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是作者的习作，也是读书的笔记，写得相当粗糙。印成小册子的目的，一方面想借此机会介绍一些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论点，帮助青年同志们学习时的参考；另方面，也想借此多听取读者们的意见。希望各位读者看完本书后，多加批评和指正。”
胡华为了厘清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的论述，在学习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文的同时，12月份学习了马林科夫在联共党第十九次大会上的报告，并聆听了苏联经济学专家马钦科的报告《资本主义总危机问题》。胡华在校内举办的《联共十九次大会文件学习座谈会》上，就世界主要矛盾问题发言，认为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矛盾是基本矛盾；而资本主义阵营间独立和平民主力量与美帝及其忠实走狗的矛盾将是主要矛盾。
1952年11月，苏联著名历史学家、东方史学家、列宁格勒大学教授叶菲莫夫访华，9日下午胡华出席中国科学院欢迎叶菲莫夫的历史学座谈会。会议由范文澜主持，陶孟和、郑振铎、翦伯赞致欢迎讲话。叶菲莫夫报告苏联史学界情况及苏对中国史学界的了解。叶菲莫夫在报告中提到其著有《中国近代史》，讲到苏联史学界熟悉的中国史学家名字中谈到胡华。会间休息时，叶请刘大年介绍结识胡华，并进行晤谈。谈话中，谈到苏联外文出版社已翻译《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叶菲莫夫问胡华有无编印资料，又说，拟到中国人民大学作报告，问胡华，讲何题目为好？胡华答，可不可以谈中苏关系史。胡华告诉叶，中国人民大学正在翻译叶的著作，译出后，当学习。叶答，你看后，希望多提意见。12月3日下午，胡华出席了为迎接叶菲莫夫来华讲学，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办公室举行的座谈会。
胡华与叶菲莫夫见面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将叶的《中国近代史》译稿交胡华校订。胡华连续几天作为译稿的第一读者，仔细研读叶菲莫夫的著作。
1953年初，胡华拟出哲学自学计划：1.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反杜林论》选读；2.列宁《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选读；3.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4.《思想方法论》；5.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
6月12日，胡华得到中宣部来信通知，其所拟《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纲目草案》，将作为全国高等学校的教学提纲。6月30日，中宣部召集该提纲讨论会。
自己的劳动成果得到了认可，胡华感到十分欣慰。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这也可算是对革命事业的一个小小的贡献。”
7月，苏联《历史问题》杂志1953年第7期“历史总类”栏发表弗伯依留谢契金评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第11版）的文章，近5000字，作者称：“这本书提出一个系统地叙述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史的初步愿望。当然，此书作者不可能详尽地叙述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发展过程中复杂多端的各个方面。研究这个革命的个别问题的材料将使总结伟大中国人民的革命经验有了可能，这对于远东所有其他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是具有巨大意义的。”
亲情友情
1953年3月4日晚，斯大林逝世。3月8日是星期日，上午胡华在家与父亲胡明伦共商悼念斯大林的诗，拟向《人民日报》投稿。下午父子一起参加了在铁狮子胡同1号人民大学校园内举行的追悼斯大林的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