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上海时期(13)

　　他没有来得及写这篇文章，但他写了一篇《立此存照（三）》，催促国人自省、奋进：

　　中国人是并非“没有自知”之明的，缺点只在有些人安于“自欺”，由此并想“欺人”。譬如病人，患着浮肿，而讳疾忌医，但愿别人胡涂，误认他为肥胖。妄想既久，时而自己也觉得好像肥胖，并非浮肿；即使还是浮肿，也是一种特别的好浮肿，与众不同。如果有人，当面指明：这非肥胖，而是浮肿，且并不“好”，病而已矣。那么，他就失望，含羞，于是成怒，骂指明者，以为昏妄。然而还想吓他，骗他，又希望他畏惧主人的愤怒和骂詈，惴惴的再看一遍，细寻佳处，改口说这的确是肥胖，于是他得到安慰，高高兴兴，放心的浮肿着了。

　　不看“辱华影片”，于自己是并无益处的，不过自己不看见，闭了眼睛浮肿着而已。但看了而不反省，却也并无益处。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绝唱

　　1936年10月8日，鲁迅到上海八仙桥青年会参观全国第二回木刻流动展览会。鲁迅日记：“午后往青年会观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参观过程中，鲁迅与青年木刻家们座谈，沙飞为他们摄影。这时，距离鲁迅逝世仅11天。

　　沙飞当时就读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爱好摄影。关于木刻流动展览会上他的见闻，有他写的《鲁迅先生在全国木刻展会场里——上海通讯》：

　　一清早我就去挂横额，因为没有梯，所以要由二楼的窗口爬出来拉索，街上早围了一大堆人。这时一个年青的姑娘来问我木展何时开幕，我详细告诉她后，她说回头带朋友们来看，带着快乐的笑容，走时还说一声“谢谢你！”。我那时空虚的心已经充实了。可是开幕不久，来了两个包探，诸般留难。第二天，又来了两个浪人，在会场中座谈了好一会，鬼鬼祟祟的使全场空气异常紧张。我们都有点张皇，但是我们断不致为此畏缩的。可是在反方面，我们得到好些日本人的同情。

　　一位叫鹿地亘的作家和他的夫人池田幸子来了，她说得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她曾翻译过《光明》创刊号上的夏衍的《包身工》给日本的出色杂志，他们俩都迷恋着新兴的中国木刻画，认为是最足代表中国现社会的艺术，最后要我们替他们合拍一照片。不久又来二个西人，一个西妇。两人因不懂中国字，很快就跑了。这使我们很后悔不把画题翻成西文，但那位西妇万分小心地逐张地看，并且在目录上写下了符号，原来她是懂得中文会说中国话的一位《中国呼声》的女记者，并要我们和她通讯，这使我快乐极了。《作家》编者孟十还和《良友》

　　的赵家璧以及其他许多闻人都来选画，真是热闹。

　　第三天，最后的一天——10月8日，12时半，我去食客饭，饭后赶回会场，不料鲁迅先生早已到了。他自今夏病过后，现在还未恢复，瘦得颇可以，可是他却十分兴奋地，很快乐在批评作品的好坏。他活像一位母亲，年青的木刻作家把他包围起来，细听他的话，我也快乐极了，乘机偷偷地拍了一个照片。不久昨天来过的那个女记者和两位美国人一同来选画，她早已认得鲁迅的，一见面就很亲热地握手，然后再坐下来谈话，这时我又焦急起来了，站到他们的对方又偷摄了这一幕，因为是难得的机会啊。鲁迅先生徘徊了好些时才走，给与人们一个极亲的印象。

　　根据沙飞的后人调查，沙飞把自己拍摄的胶卷冲洗放大后，照片寄给鲁迅先生，共8张，其中单人那张有一放大照片、一原照小照片。他把满意的三张照片放大，并在背后写了字：“鲁迅先生在第二回全国木刻展览会场中与青年木刻家谈话时之情形。沙飞摄。”另一幅相片的背后有如下文字：“10月8日在上海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场中与青年木刻家谈话时之情形。

　　沙飞摄。版权归作者保留，稿费请寄上海蒲石路怡安坊54号沙飞收。”沙飞给在场的木刻家白危、曹白、林夫和奥地利籍女记者魏璐诗等都赠送了照片，白危、黄新波及其后人和魏璐诗珍藏了这些照片。

　　《作家》、《生活星期刊》、《良友》、《中流》、《时代画报》、《光明》、《文季月刊》、《广州民国日报》、《海岸线》及香港《大众日报》

　　等报刊，先后刊登了沙飞拍摄的《鲁迅先生最后的留影》及《鲁迅遗容》等照片。1936年12月和1937年6月，沙飞先后在广州、桂林举办个人摄影展览，分别展出鲁迅照片20来幅。

　　1948年5月沙飞因肺结核住进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那里有很多解放军留用的日本医护人员。他住院期间，几次对家人说，日本医生害死了鲁迅，现在又要害他。1949年12月15日沙飞枪击为他治病的日本籍医生津泽胜致死。1950年3月4日他被华北军区军法处处以极刑，年仅38岁。

　　沙飞十分珍视鲁迅照片底片，用防潮纸将每张底片单独包好，放在一个小铁盒里，十几年中一直把小铁盒放在上衣口袋。监禁期间他要求自己保存，怕给他遗失。当时负责人认为那是和他的案情无关的东西，为了照顾他的情绪，就交给他了。但最后处决他的时候，忘了这回事，没有收回。因此底片可能在他身上放着埋葬了。

　　北京、上海、绍兴等地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编辑的有关鲁迅的展览、画册、书籍中，以及鲁迅诞辰、逝世周年纪念日时，出版社及众多媒体使用了沙飞拍摄的这些鲁迅照片。

　　鲁迅参观展览时，精神状态很好。有一张照片上，鲁迅在大笑，这是鲁迅照片中很难见到的。木刻家白危，在鲁迅参观了这次木刻展览后不久，写了一篇记述当时情形的文字。其中有这样的情节：鲁迅在与青年们谈到翻印木刻画册时，非常兴奋，说话时两颊的筋肉都动了起来，笑得两眼成一条缝，下巴也颤抖起来。鲁迅当时在说：我总是吃亏，几乎每印一次画集，我都赔本。例如《引玉集》、《珂勒惠支版画集》、《士敏土之图》……这些，现在通通送光了。说起自己搜藏的苏联木刻无法公开展览时，他介绍了一个巧妙的办法：把苏联和法国的作品拉在一起，就是为了让检察官看了莫名其妙。

　　说到这里，鲁迅大笑起来，“笑声淹没了一切。”

　　鲁迅是中国现代木刻之父。从1929年的《近代木刻选集》，直到逝世前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鲁迅一生编印的木刻版画出版物有十多种，给中国木刻史和中国美术史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极大地推动了现代木刻艺术的发展。

　　鲁迅1936年3月23日在致唐英伟的信中谈到当时的木刻创作，说：“中国的木刻，我看正临危机。这名目是普及了，却不明白详细，也没有范本和参考书，只好以意为之，所以很难进步。此后除多多绍介别国木刻外，真必须有一种全国木刻的杂志才好；但自全国木刻展览后，似乎作者都已松懈，有的是专印自己的专集，并不选择。”3月26日他致信曹白，对中国木刻运动的发展表示关切，说：“中国的木刻展览会开过了，但此后即寂然无闻，好象为开会而木刻似的。其实是应该由此产生一个团体，每月或每季征集作品，精选之后，出一期刊，这才可以使大家互相观摩，得到进步。”4月1日他又写信给曹白，对木刻创作谈了意见：“现在中国的木刻家，最不擅长的是木刻人物，其病根就在缺少基础工夫。因为木刻究竟是绘画，所以先要学好素描；此外，远近法的紧要不必说了，还有要紧的是明暗法，木刻只有白黑二色，光线一错，就一榻胡涂。”鉴于中国新兴木刻尚在幼稚阶段，鲁迅对青年木刻工作者总是鼓励为主，因此，鲁迅此次抱病参观了中华全国第二回木刻流动展览会。

　　内山嘉吉后来看到沙飞拍摄的这些照片，想起了他1931年见到鲁迅时的情景：

　　鲁迅先生在这里的笑容，正是昔日我在内山书店熟悉了的文静而和蔼的笑容。鲁迅先生带着笑容的照片并不多见，除了这张之外恐怕很难找到其他的了。

　　鲁迅先生在陈烟桥、郑野夫（应为黄新波——引者）、白危（吴渤）和曹白几位的视线的焦点上，面部略略朝上，在微笑中谈论着。

　　靠在椅子上的右手轻轻地提起那枝不离手的竹烟斗，烟斗上点着他常吸的廉价烟草。这位与敌人不断展开无情斗争的鲁迅先生，对待可信赖的人们时却始终如同一个慈爱的母亲。照片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鲁迅先生怀着喜见孩子们日益成长的心情，批评着他们的作品，勉励着他们。总会有当天在场的人把那时鲁迅先生所说的话记下来的吧？希望我也能有机会一读。

　　的确，有很多人记述当天的情景。白危写道：

　　十月八日是“中华全国木刻第二回流动展览会”的最后一天。约莫下午一点钟，在热闹的会场中挤来了一位身材瘦弱，不大惹人注目的老头子——那便是鲁迅先生。他穿着惯常穿着的长衫，料子虽然是哔叽，但已经褪色，看上去只剩了四成新，或者也许因为少洗的缘故罢，衫襟和袖口都染上了些污迹。一顶咖啡色呢帽，至少也用过十年以上，却还戴在头上，而且戴得那么低，仿佛怕遇见了贵人。

　　但这不能回避熟人的视线，当他踏进会场时，就默默地给一群青年包围住了。

　　“……”这是一片杂乱的笑声和问候，大约是问他近来还好不。

　　“不好，不好，”鲁迅先生摇摇头，话说得很干脆，“今年九个月中，足足大病了六个月。”

　　“近来好了么？”L（L即林夫，下同——作者注）问。

　　“稍为好一点，不过也还时常发热，不能随便做事。”

　　“现在也还继续服药吗？”C（C即陈烟桥，下同——作者注）问。

　　“服的……害肺病真没办法，要是我年轻倒还有法子想……”

　　说到这里，一阵干咳把他的话音卷了进去。

　　“先生可打过空气针？”W（W即作者，下同——作者注）问。

　　“那没有，那没有。打的都是药针，一共打了六七针，现在好一些。”

　　他的呼吸急促起来，脸色显得有点可怕。

　　“先生应该休养了。”大家异口同声的说。

　　“呵，我是不能休养的！”他把帽子除下，好像这话根本和他没有关系。“我怎么能够休养呢？像我这种人是无法休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