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上海时期(11)

　　谈到中日关系时，鲁迅说：“中国没有军备。没有力量的均衡就没有真的亲善。”“对现在的中国人来说，与其说日本是敌人，不如说政府更是敌人。日本方面以为蒋介石是抗日的首领，中国人却认为他是日本的朋友，日本方面给了他很多好处。中国人如果当奴隶就安心当奴隶，现在的中国连奴隶也当不了，有的只是一片混乱。”鲁迅愤愤地说：“中国，旧的不保存，新的不建设。站在中国的彼岸所能看到的，只是阿拉伯一样的沙漠！”

　　鲁迅在谈话中还批评了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宣扬的所谓“亚细亚主义”：

　　日本想用所谓的“亚细亚主义”一词，来与中国取得一致。但是，日本用军队来维持中国的时候，中国就已经是日本的奴隶了。

　　我想，日本打出“亚细亚主义”的幌子，也只是日本的一部分人的想法，这并不是日本人民说的话。

　　日本人也与中国人一样，不能自由地说话吧？即使对“亚细亚主义”，日本的人民与中国的人民也不可能以同样的想法接近。中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走出路来！

　　大陆新村

　　1933年4月11日，鲁迅全家迁入新租的施高塔路大陆新村9号。这是鲁迅在上海的最后一处住所。按鲁迅当时的收入，他可以在上海购买房屋，但鲁迅并不喜欢上海。因此，在上海期间，他一直租房居住。

　　鲁迅在上海生活近十年，先后住在虬江路景云里、北四川路拉摩斯公寓和大陆新村。大陆新村是六排红砖红瓦砖木结构的三层新式里弄房屋，由大陆银行上海信托部投资，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落成。鲁迅故居是大陆新村132弄的最后第二幢，鲁迅在1933年4月11日以内山书店职员的名义迁入，在这里，鲁迅从事了大量创作、翻译、编辑工作，还参加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左联”等社会组织，直至1936年10月19日在这里逝世。

　　鲁迅一家是这幢房子的第一位房客。他们刚到大陆新村时，这里还很荒僻，屋前“有块空地，雨后蛙声大作，如在乡间”。鲁迅与外界的书信往来、邮件传递，几乎都托内山书店代转，连交付房租、水电费等也由内山书店代办。

　　大陆新村9号的会客室，沿西墙放着的一张设计特殊的西式书桌，是瞿秋白在上海养病时常用的。1934年，瞿秋白离开上海去江西瑞金时，把这张心爱的书桌留存在鲁迅家中。1935年，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被国民党当局杀害，鲁迅便把这张书桌作为亡友的纪念物保存了下来。会客室后面是一间用嵌有压花玻璃的白色屏门隔开的小餐间，由餐室向北经过通道便是后门。

　　沿着木头楼梯拾级而上，二楼前间是鲁迅的卧室兼工作室，二楼北间是储藏室，内有衣箱、杂物橱和两箱举办版画展览用的玻璃镜框等物，以及瞿秋白留下的两只衣箱。在二楼与三楼之间的楼梯边，有一个小亭子间。三楼南间是鲁迅儿子海婴和保姆的卧室，卧室的后面，有一间面积不大、仅能见到三楼晒台和天空的小客房。鲁迅曾冒着生命危险，用这间隐蔽的小屋掩护过好几位共产党人。瞿秋白第三次到鲁迅家避难以及1936年中共中央派到上海工作的冯雪峰都住过这间客房。

　　由于大陆新村所在地为“越界筑路”地区，具有半租界性质，鲁迅便以“租界”二字的一半命名自己的杂文集《且介亭杂文》及“二集”和“末编”。

　　与鲁迅住处仅一弄之隔的大陆新村3弄9号（今山阴路156弄29号）是茅盾住过的地方。1933年4月，茅盾化名沈明甫住在这里，并在这里写下了小说《春蚕》、《秋收》、《残冬》农村三部曲。

　　鲁迅轻易不把自己的住址透露给别人。人们可能会理解成鲁迅害怕当局迫害，有意隐藏。其实，对于特务机构庞大而高效的政府而言，这样的住所是难以隐藏的。他不透露住址主要是考虑到其他因素。有一回，青年作家唐弢想拜访他，他回信说：“我的住址还想不公开，这也并非不信任人，因为随时会客的例一开，那就时间不能自己支配，连看看书的工夫也不成片段了。

　　而且目前已和先前不同，体力也不容许我谈天。”

　　鲁迅并不喜欢这个住所，主要是因为它周边的环境。大陆新村附近驻扎着日本军队，随时有战争的危险。鲁迅去世前一个时期尤甚，1936年9月23日鲁迅日记中就记下“内山君遣人来通知街上有兵警备”，此后又有居民纷纷搬家的情形。因此，鲁迅急于迁往法租界。鲁迅想搬家还有三个原因：

　　一，他在大陆新村住了三年半，“实在是住厌了”。二，大陆新村位于上海日本人聚集的北四川路底，邻居有不少日本人。有一天，鲁迅的儿子海婴跟隔壁一个年纪较大的日本小孩发生冲突，那小孩便手持日本国旗雄赳赳骂上门来，久久不肯罢休。鲁迅最后只好叫铁匠来，把前门的一扇铁栅门用铁皮完全钉起来，外面看不见里面，才总算平息了这场纠纷。三，从1936年5月起，前面的邻居经常排放煤烟，而患有肺病的鲁迅需要呼吸新鲜空气，闻到煤烟味使他难受。三个原因中有两个都跟邻居有关，这跟鲁迅的自述颇相符合。1936年10月12日鲁迅致宋琳信说：“沪寓左近，日前大有搬家，谣传将有战事，而中国无兵在此，与谁战乎，故现已安静，舍间未动，均平安。惟常有小纠葛，亦殊讨厌，颇拟搬往法租界，择僻静处养病，而屋尚未觅定。”“小纠葛”就是指邻里之间的矛盾。同年10月17日鲁迅致曹靖华信中又说：“我本想搬一空气较好之地，冀于病体有益，而近来离闸北稍远之处，房价皆大涨，倒反而只好停止了。”“想搬一空气较好之地”，当指大陆新村有空气污染。

　　鲁迅在给曹白的信中，谈到搬家的打算：“种种骚扰，我是过惯了的，一二八时，还陷在火线里。至于搬家，却早在想，因为这里实在是住厌了。

　　但条件很难，一要租界，二要价廉，三要清静，如此天堂，恐怕不容易找到，而且我又没有力气，动弹不得，所以也许到底不过是想想而已。”

　　逝世前一天晚上，鲁迅非常急迫地要求周建人替他找房子，说“电灯没有也不要紧，我可以点洋灯。搬进去后再办接火等手续”。并且写了“周裕斋印”四个字，要周建人代他去刻一方印，以备租房订约之用。

　　改造

　　1936年2月11日，鲁迅应内山完造之邀，在上海新月亭会见日本改造社负责人山本实彦（1885-1952）。当时上海的左翼文化活动异常活跃，吸引了国外文化界的关注。山本实彦来华访问，目的之一就是接触中国的左翼文化。山本是一个大亚洲主义者，对鲁迅十分敬重。胡风《鲁迅先生》中记载，山本到中国来要拜访两个人——鲁迅，蒋介石。到上海会见鲁迅的目的达到了，但在南京会见蒋介石的希望落空。他持鲁迅写的介绍信（1936年2月15日），见到了蔡元培。内山完造也是山本的朋友，充当了山本与鲁迅见面的搭桥人。

　　山本实彦事后写道：

　　冬天一个微寒的日子。三个人悬肘曲肱轻松地吃着烧鹌鹑。那天，他脸色很苍白，但情绪却分外愉快，好像从平日的忧郁之中解放了出来。他威严的眼睛眯起来，这是愉快时刻不留痕迹的一种表情。……他在那段日子里似乎已经想到自己在人世的日子不多了。

　　死亡的预感好像已经不知不觉间偷偷挨近了他的身边。在那瞬息间的笑脸上笼罩着一丝阴云，然而他几次一饮倾杯，说肉的味道很好，不时把筷子伸到锅里。他一只手夹着香烟，一只手拿着筷子，没有一点倦怠的样子。

　　山本会晤鲁迅时向鲁迅约稿。鲁迅写了《我要骗人》，先在《改造》上发表，后来自己译为中文，发表在《文学丛报》上。山本的第二个要求，是请鲁迅介绍中国新作家的作品在他的杂志上发表，鲁迅对此很热心。但因为工作繁忙，精力又不济，他想找一个谙熟日语的人来帮助实施这一计划。正好一个合适的人选进入了他的视线，他就是鹿地亘。

　　鹿地亘原为日本普罗作家同盟的书记长，1934年被捕，一年多后获释但仍受到严密监视。鹿地亘在日本走投无路，就萌发了到中国谋生的念头。

　　他乔装改名，混在一个来中国演出的戏班子里，躲过检查，来到中国。一开始，他靠在戏班子里演小滑稽的角色为生。戏班子回日本后，他孤身留在上海。不久，与在上海当舞女的池田幸子相识并同居，住在虹口公园斜对面的燕山别墅。当时池田幸子有些收入，能维持两人的生活。但鹿地亘不甘寂寞，找到了内山书店，并在内山的介绍下认识了鲁迅。鲁迅遂将鹿地亘介绍给了胡风，并将为《改造》杂志挑选作品的任务也交胡风办理。

　　胡风当时深得鲁迅信赖，他刚辞去左联行政书记不久，一直在鲁迅身边协助工作。他工作效率很高，很快选编了多篇左联成员的小说，如彭柏山的《崖边》、周文的《父子之间》、欧阳山的《明镜》、艾芜的《山峡中》和沙汀的《老人》等。胡风的选择得到鲁迅的认可。

　　鹿地亘有一定的文学修养，但却不懂中文。两人的合作，就偏劳了胡风。

　　胡风先将小说内容口译给鹿地亘，再由鹿地亘笔译成日文。《改造》杂志此后陆续发表了这批中国左翼作家的小说。

　　经过这次合作，山本社长又有了一个新的想法，他通过内山向鲁迅传达了希望在日本出版《鲁迅杂感选集》的信息。鲁迅答应了山本的要求，选编的任务也交给了胡风，日文翻译的工作仍然延请鹿地亘。胡风向鹿地亘转达了鲁迅的委托，鹿地亘闻之非常兴奋，他为能得到鲁迅先生的如此信赖和厚爱而感到荣幸，也为自己能直接翻译鲁迅的作品而自豪。但将鲁迅杂文介绍到国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主要原因是，鲁迅独特的语言风格及每篇杂文的特殊背景，不易被外国读者理解。这样，胡风的担子就更重了。对鲁迅杂文的理解，差不多全靠胡风传递给鹿地亘。胡风夫人梅志在《胡风传》中这样写道：“这工作更吃力了，但为了扩大鲁迅在日本的影响，是应该做的，就应允了下来。一次去鲁迅先生家，临别时，先生拿出一包东西送给他，笑着说，恐怕只有你这大脚合适。还告诉他，这是秋白送的，自己没法穿。果然这四十多码的拖鞋，胡风穿上正合适。原来它是从日本株式会社（虹口日本百货店）买的，外表看去很漂亮，像皮拖鞋，实际是人造革的，那厚底是纸的，虽漂亮但太贵，还不经穿。现在先生送给他，只好谢领了。回到家里，屠（梅志）看后说，先生大概是因为你帮鹿地亘校译他的着作太辛苦了，让你穿双舒服的拖鞋吧。胡风说，也可能有这意思吧。”梅志披露的这一细节，至少说明了当时胡风帮助鹿地亘翻译鲁迅杂文是很辛苦的。当时胡风每隔一两天就要到鹿地亘家，帮他翻译，每次都是半天时间。由于翻译鲁迅杂文的缘故，鹿地亘与鲁迅接触更多了，而且彼此也更加熟悉了。有一次，鹿地亘携夫人池田幸子一道拜访鲁迅，鲁迅特地邀请他们到上海大戏院看了场苏联电影《冰天雾地》。那是鲁迅大病后看的第一场电影，因而情绪极高。

　　一天，胡风在鹿地亘家帮助翻译《鲁迅杂感选集》，碰到一处疑问，胡风实在无法解决，便说了声：“我出去一下。”就直奔大陆新村9号鲁迅寓所。

　　见到胡风为翻译选集的问题专门从鹿地亘家跑来，鲁迅有些感动，便说：“那么我们一道去看看吧。”他取了一本《中国呼声》，两本刚由文化生活出版社作为《新艺术丛刊》出版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改版重印本，还有池田幸子要的《中流》一卷三期，穿上长衫，戴上帽子，和胡风一道前往鹿地亘家。

　　鲁迅的突然到来令鹿地亘夫妇很是惊喜，他们将鲁迅迎进屋内，泡上好茶。因鲁迅与胡风都懂日语，他们四人便用日语谈话。鲁迅解答了他们翻译《鲁迅杂感选集》所遇到的疑问后，为了不耽误他们工作，独自返回寓所。

　　尽管大家都要相送，鲁迅执意阻止了。

　　不幸的是，翻译工作尚未结束，鲁迅就离开了人世。消息传到日本，山本召开改造社理事会议，提出调整原拟出版《鲁迅杂感选集》的计划，而改为出版《大鲁迅全集》。《大鲁迅全集》这个书名是山本刻意拟定的。他认为不这样不足以显示出鲁迅在国际文坛的地位，不足以纪念这位大文豪。

　　早在1932年11月，由日本作家井上红梅翻译的《鲁迅全集》即在东京出版。但仅收入了《呐喊》、《彷徨》两部小说集的作品，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全集”。此书出版后，鲁迅曾经过目，认为其中误译太多，很不满意。

　　山本定书名为《大鲁迅全集》的另一个原因，就是要区别于井上红梅翻译的《鲁迅全集》。

　　当时日本一流的鲁迅研究专家增田涉、井上红梅、松枝茂夫、鹿地亘、山上正义、佐藤春夫、日高清磨嵯、小田岳夫等都被聘请参与《大鲁迅全集》

　　的翻译工作。山本还聘请茅盾、许广平、胡风、内山完造等为顾问。《大鲁迅全集》在原鹿地亘翻译作品的基础上作了很大扩容，分为七卷，基本收录了当时已经出版的鲁迅作品。全书32开精装，黑色封面，封面上部有凸版鲁迅头像，书脊烫银字。

　　山本出于对鲁迅的敬仰，对《全集》的出版，非常热心和慎重，亲自到上海搜集用于插画的照片和随同全集附送的材料。在上海期间，他还由内山完造、鹿地亘陪同，到鲁迅墓前致了敬礼。

　　《大鲁迅全集》于1937年2月开始在日本陆续出版，8月全部刊印结束。

　　《大鲁迅全集》比中国的《鲁迅全集》早面世了近一年。

　　1936年11月13日，郁达夫以替福建省政府采购印刷机和应日本社团及学校聘去东京讲演为名，经上海赴日本，执行叫郭沫若回国的使命。山本实彦社长主持郁达夫欢迎会，并请郁达夫为《大鲁迅全集》撰写广告词《鲁迅的伟大》：

　　如问中国自有新文化运动以来，谁最伟大？谁最能代表这个时代？我将毫不踌躇地回答：是鲁迅。鲁迅的小说，比之中国几千年来所有这方面的杰作，更高一步。至于他的随笔杂感，更提供了前不见古人，而后人绝不能追随的风格，首先其特色为观察之深刻，谈锋之犀利，文笔之简洁，比喻之巧妙，又因其飘逸几分幽默的气氛，就难怪读者会感到一种即使喝毒酒也不怕死似的凄厉的风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