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上海时期(4)

　　我那天晚上第一次听到鲁迅演说。我的耳朵一面侧向外面的街道，担心着警察的捕人车的可能的隆隆声的到来，一面却仍倾听着一个译人替他译出来的话。不久之后，我就忘记了捕人车快要来到的一件事了。因为鲁迅正在那里讲他生平的故事。他站着，一个平静而威严的形象，从容而平静地说着话，说得所有的侍者都静听着他的每一个字，有时竟至客人也忘记侍候了。

　　鲁迅讲到他在前清时的青年生活，他在一个半封建的小乡村里的青年生活。他讲到他起先怎样在日本学医，后来怎样认明了今日的医学只是替富人服务，只有富人能够给得起医生的诊费，而中国的问题，他以为，并不是替富人医肚痛可以解决的。因此，鲁迅转移到了社会的文学，用它来作唤醒青年的工具。他倾向于俄国的革命作家，并且向他们学习。

　　最后，鲁迅讲到了世界各国的普罗列塔利亚文学。他是一个学问渊博的人，而且他是我所认识的人当中教养最深的一个。这一天晚上，他把他对于世界文学的知识在他的朋友们面前展示出来了。

　　但是，鲁迅说，他自己并不是一个普罗列塔利亚的作家。他的根底，他的创作生活，开始在一个半封建的乡村里，他除了那个乡村和知识阶级之外对于其他任何的知识集团知道得很少。可是，他一直是和学生及其他知识者思想中的封建主义奋斗的，而这件事，他仍旧还在做，而且能够继续做下去。关于普罗列塔利亚文学，他正在把许多苏联作家的重要作品译为中文，还有许多许多他也预备要译。

　　这些作品，他说，应该用作中国青年作家的指导。同样，在艺术上，他要把西方近代刻绘艺术家的第一流作品收集起来，在中国刊布，使中国青年的艺术家可以向他们去学习。

　　从照相也可以看出鲁迅对五十寿辰的重视。1930年9月24日，鲁迅日记记载：“今日为阴历八月初三，予五十岁生辰，晚广平治面见饷。”第二天全家往春阳堂照相三张：一张单人照，上题：九月二十四日照于上海，时年五十；一张是鲁迅与海婴合影，上题：鲁迅与海婴，一岁与五十；一张是全家合影，上题：鲁迅许广平海婴。（按：鲁迅所记日期有误，应为9月25日。）后两张都有外文题字。

　　鲁迅五十寿辰的单人照十分流行，可以说是鲁迅的“标准照”。照片上有他手写的说明：“鲁迅　一九三〇年九月二十四日　照于上海，时年五十。”此处有笔误，因为25日日记分明写道：“晴。午后同广平携海婴往阳春堂照相。”

　　鲁迅曾说这张照片被“用来用去”，生前如此，去世后亦然。很多场合，人们都能看到鲁迅这个“刚正”的形象，被视为“横眉冷对千夫指”的生动写照。文化大革命中发行的“纪念我们的文化革命先驱——鲁迅”邮票就使用了这张照片。在那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鲁迅这种形象深入人心。

　　《前哨》背后

　　1931年4月20日，编定《前哨》创刊号后，鲁迅与冯雪峰两家合影留念。《前哨》创刊号为“纪念战死者专号”，战死者是指1931年2月7日被国民党政府杀害的左联五作家和1930秋在南京被害的左翼剧联成员宗晖（谢伟檗）。

　　柔石等青年作家牺牲后，鲁迅经受着悲痛的煎熬，有时因愤怒而终日无言。

　　《前哨》是左联的机关刊物，1931年4月25日创刊，。由于《前哨》

　　的刊名容易引起注意，第二期就改名为《文学导报》。原定是半月刊，但由于政府书刊审查制度严酷，并不能如期出版，而且只出到第八期（1931年11月15日），便告终刊。创刊号上刊载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国民党屠杀大批革命作家宣言》、《为国民党屠杀同志致各国革命文学和文化团体及一切为人类进步而工作的着作家思想家书》（这个文件译成俄、英、日文发往国外，史沫特莱参与其事）、鲁迅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柔石小传》等文章（署名L﹒S﹒），并刊出死难烈士的照片、传略和遗作等。后面的几期则主要刊登有关“左联”的宣言、决议、启事等文件和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等国外组织、社团对中国革命的声援消息等。

　　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一文中，鲁迅抨击秘密杀害左翼文人的独裁当局，说：“纪念我们的战死者，也就是要牢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的第一页，是同志的鲜血所记录，永远在显示敌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启示我们的不断的斗争。”文章的用语极政治化，与他惯常的杂文风格有显着差异，显示出“遵将令”的一面。因为没有印刷所敢于承印，便由几个倾向革命的排字工人承担捡字，编辑人员守在旁边，排好一段校对一段。

　　刊名《前哨》两个字是鲁迅亲笔写的，当时只好空着，等到天亮刊物印好拿出来后，再用木头刻的这两个字逐份印上去。六个烈士的照片，也设法在别处印好，拿过来一份一份贴上去，为此耗去不少时间，刊物不得不延期出版。

　　刊物出版后很快被禁。

　　当编完这份纪念烈士的刊物后，鲁迅略感宽慰，于下午携带妻儿邀请冯雪峰全家一起拍照，以为纪念。照片右下方，鲁迅亲笔题字：“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日，上海所照。”

　　冯雪峰的儿子冯夏熊说，照片上那个冯家小孩是他的姐姐冯雪明。他说：

　　“拍这张照片的时候，许广平刚哭过，眼泪没干，头微微低着……”原因是，许广平当时不愿意拍这张照片，左联成员柔石刚刚被当局杀害，鲁迅全家仓皇外出避难，而冯雪峰是柔石是冯雪峰的高中同学和挚友。但鲁迅坚决要与冯雪峰及其妻女合影，并因此斥责了许广平。冯夏熊对此表示谅解，说：“一个女人有了孩子之后，产生这样的顾及家庭安危的想法也很正常。”

　　让冯雪峰有机会结识鲁迅的正是柔石。他与冯雪峰一起在浙江第一师范读书的时候，两人因为酷爱写诗而结为好友。柔石去北大读书后，冯雪峰也随之赴京，拿了北大的旁听证，和好友一起听鲁迅上课。1928年初，冯雪峰因为“闹革命”而被政府通缉，来沪暂避。他写了一篇《革命与知识阶级》

　　的文章，批评了创造社，基本肯定了鲁迅，引起了鲁迅的注意，尽管鲁迅对他的一些观点也不满。据冯夏熊回忆，在柔石的陪伴下，冯雪峰于1928年12月8日第一次与鲁迅见了面。自此，两人越来越亲密。

　　冯夏熊说，鲁迅和冯雪峰“两人说话口音不同，但是互相听得顺耳。两人都爱抽烟，而许广平最讨厌这个了”。

　　1933年冯雪峰离开上海去了苏区，不久就担任了苏区中央党校副校长。

　　毛泽东很关心外面的信息，加之冯雪峰又是从上海来的作家，就经常与他谈心，并多次谈及鲁迅。鲁迅在冯妻携子女回义乌老家后，还送钱到镇上开的酱菜铺中，让开铺子的孟姓老板（也是冯雪峰校友）转交冯家妻小。

　　全家福

　　左联青年作家被捕后，鲁迅外出避难，社会上传言很多。鲁迅屡次致信朋友，讲明情况。1931年2月4日鲁迅致李秉中信说：“我自旅沪以来，谨慎备至，几于谢绝人世，结舌无言。然以昔曾弄笔，志在革新。故根源未竭，仍为左翼作家联盟之一员。而上海文坛小丑，遂欲乘机陷之以自快慰。造作蜚语，力施中伤，由来久矣。哀其无聊，付之一笑。”又说，“文人一摇笔，用力甚微，而于我之害则甚大。老母饮泣，挚友惊心。十日以来，几于日以发缄更正为事，亦可悲矣。今幸无事，可释远念。然而三告投杼，贤母生疑。

　　千夫所指，无疾而死。生丁今世，正不知来日如何耳。”李秉中为了辟鲁迅被捕之谣，将此书投寄天津《大公报》的《文学副刊》，该刊于本月23日予以揭载。4月20日，《文艺新闻》又以答复上海一读者的形式，再次刊载这封信，并在编者按中说，关于鲁迅的安危问题，“屡接各方读者的来函，积书盈尺”。可见谣传之盛，两三个月仍未止息，同时也可见广大读者对鲁迅的安全极为关心。1931年2月5日鲁迅致荆有麟信，谈到自己几年来的境遇说：“我自寓沪以来，久为一班无聊文人造谣之资料，忽而开书店，忽而月收版税万余元，忽而得中央党部文学奖金，忽而收苏俄卢布，忽而往莫斯科，忽而被捕，而我自己，却全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其实这只是有些人望我如此的幻想，据他们的小说作法，去年收了一年卢布，则今年当然应该被捕了，接着是枪毙。于是他们的文学便无敌了。”

　　在避难期间的一个深夜，鲁迅站在花园庄旅馆的院子里，悲愤交加，随后写下七律一首：

　　惯于长夜度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眼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边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友人们劝鲁迅出国休养，这对他的健康和安全都有好处。鲁迅也想出游，但他在给朋友的信中申说了自己面临的困难和想法：“时亦有意，去此危邦，而眷念旧乡，仍不能绝裾径去，野人怀土，小草恋山，亦可哀也。日本为旧游之地，水木明瑟，诚足怡心，然知之已稔，遂不甚向往，去年颇欲赴德国，亦仅藏于心。今则金价大增，且将三倍，我又有眷属在沪，并一婴儿，相依为命，离则两伤，故且深自韬晦，冀延余年，倘举朝文武，仍不相容，会当相偕以泛海，或相率而授命耳。”

　　木刻讲习会

　　1931年8月，鲁迅举办了为期六天的木刻讲习会，请内山完造的弟弟内山嘉吉讲授木刻技法，并亲任翻译。8月22日结业这天，每个学员出两元钱，请照相师在教室对面一幢楼房的草坪上，拍摄师生全体合影，每人各得相片一张，作为纪念。

　　1935年1月，鲁迅在给李桦的信中谈到国民党当局压迫青年木刻工作者的情况：“上海，现在已无木刻家团体了。开初是在四年前，请一个日本教师讲了两星期木刻法，我做翻译，听讲的有二十余人，算是一个小团体，后来有的被捕，有的回家，散掉了。此后还有一点，但终于被压迫而迸散。

　　实际上，在上海的喜欢木刻的青年中，确也是急进的居多，所以在这里，说起‘木刻’，有时即等于‘革命’或‘反动’，立刻招人疑忌。”

　　讲习会会址是北四川路底长春路面北的一幢三层楼房顶层的日语学校的一间教室。“一八艺社”负责组织工作，选定的学员有：一八艺社社员6人，与艺社有来往的上海美专、上海艺专学生各2人，白鹅画会学生3人，一共13人。

　　“一八艺社”成立于1929年（民国十八年），本是杭州国立西湖美术专科学校的一个学生美术社团，“一八”的名称即从此而来。到1930年，受到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文艺思潮的影响，这个社团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成了许多思想急进和倾向进步的学生的活动场所。他们在一起探讨“普罗”艺术问题，发泄对现实的不满情绪，举办作品观摩会等等。对这种种活动，学校当局当然是不允许的，学生的活动也引起了浙江省国民党当局的注意，认为这是“共党分子”鼓动的结果。因此，逮捕和开除学生的事件时有发生。

　　内山嘉吉在《我的回忆》中说：

　　五六天后，鲁迅先生告诉我，讲习会的日程已经定好了。他约我次日去他家看版画。次日我按时赴约。到了他家里，只见书桌上堆置着大量的外国版画。

　　八月十七日上午九时前，鲁迅先生来接我，一道去家兄租来办日语学习班的“日语学会”。这地方从前是一所美国人开办的犹太儿童学校。一群身穿朴素的白衬衫和长衫的青年们，就在一间布置着矮小的桌椅的课室里相会了。人数一共是十三个。

　　先是由鲁迅先生为大家介绍互相认识。接着，由我讲述一段从浮世绘到现代版画的版画简史。按理中国话通常要比日本话简短得多。可是鲁迅先生的译释至少比我的话长了一倍。我不谙中国话，只记得鲁迅先生的话里有时挟着“zhege，zhege，zhege，zhege”的声音。

　　后来才知道，这是口头语（“这个，这个，这个，这个……”的意思。）鲁迅先生说了那么多的话，旨在补充说明木刻的历史。他说木刻始于古代中国，后来传入西欧各国而有了不同的发展结果，他似乎也提到浮世绘的创作过程。

　　鲁迅不顾盛夏炎热的天气，在蒸笼似的屋子里组织授课，亲自担任翻译，他每天提着一包版画书籍和版画图片到讲习会，给学员们传阅，借以扩大他们的眼界。据鲁迅日记记载，他还于20日午后将以44元购得的凯绥·珂勒惠支的版画《织工的反抗》（Weberaufstand）六枚，赠送给内山嘉吉，“酬其教授木刻术”。

　　第一讲的内容，学员们出示各自作品，互相提意见，让教师了解他们对木刻的看法、刻法及要求解决的问题。以后几讲，结合学员们课外时间作的小幅习作，教师一面示范一面讲解木刻各种刻印技法。余下的时间用来观摩鲁迅每天带来的一包各国版画作品，主讲就是鲁迅自己。这些作品，有日本的浮世绘和现代版画、英国木刻。有一次讲的是刚从德国买来的凯绥·珂勒惠支的代表作《农民战争》。鲁迅这次讲课及学员观摩的时间特别长，超过了规定的下课时间。可能是出于对艺术珍品的爱护，鲁迅在整个过程中没有吸一口烟。讲习会结束第三天，8月24日上午，鲁迅约请“一八艺社”社员到北四川路底施高塔公寓看画片、画册，并讲解一小时。讲习会期间，鲁迅赠送“一八艺社”关于版画的书八册；他还向内山书店提议代售日本木刻刀，以供木刻者之用。

　　鲁迅喜爱版画，一生辛勤搜集中外版画作品，共得148位中国现代版画家的版画作品1780余幅，苏联、德国、日本、法国、意大利等近20个国家的280多位版画家的两千余幅作品。

　　鲁迅对中国现代木刻的发展提出了很多中肯的意见，有些今天仍然可以作为指针：

　　一方面还正在绍介欧美的新作，一方面则在复印中国的古刻。

　　这也都是中国的新木刻的羽翼。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

　　北平五讲

　　1932年11月，鲁迅赴北平探望母亲期间，分别应北京大学、辅仁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之邀，发表了着名的“北平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