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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上海时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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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年10月3日鲁迅携许广平到达上海,先住在离码头不远的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的共和旅馆,10月8日迁入景云里23号。

  一开始,鲁迅住楼下,许广平住楼上,鲁迅对外仍宣称许广平是自己的助手。但流言颇不少。这流言,自打他们从北京一起离开,就一直跟随他们到厦门、广州,又到上海。

  一天,鲁迅到内山书店买书,对书店老板内山完造说:“老板,我结婚了。”

  内山问:“跟谁呀?”鲁迅回答道:“跟许。人们太为我们操心了,说这说那的,不结婚,反而于心不安了。”公开宣示与许广平同居,在鲁迅也是不得已的。

  他后来致友人信说:当时“似乎是京沪都在传说,说我携了密斯许同住于厦门了。那时我很愤怒。但也随他们去罢。其实呢,异性,我是爱的,但我一向不敢,因为我自己明白各种缺点深恐辱没了对手。然而一到爱起来,气起来,是什么都不管的。后来到广东,将这些事对密斯许说了,便请她住在一所屋子里——但自然还有别的人。前年来沪,我也劝她同来了,现就住在上海,帮我做点校对之类的事——你看怎样,先前大放流言的人们,也都在上海,却反而哑口无言了。”

  这张照片中有两对兄弟,周氏兄弟和孙氏兄弟。他们都是绍兴人。

  孙氏兄弟,哥哥孙伏园(1894-1966),原名福源,笔名伏庐、柏生等,着有《伏园游记》、《鲁迅先生二三事》。孙福熙(1898-1962),字春苔,着有《山野掇拾》、《归航》、《大西洋之滨》、《春城》、《孙福熙画集》等。

  鲁迅曾经同孙氏兄弟非常亲密。孙伏园一直跟随鲁迅,既得到鲁迅的提携,也在多方面帮助过鲁迅。孙福熙学习绘画,兼习写作,得到鲁迅的帮助也不少,鲁迅请他为《野草》、《小约翰》等着译设计过封面。鲁迅到上海的最初几天,孙氏兄弟不断访问鲁迅。10月4日在“言茂源”吃过午饭后,10月5日两兄弟又拜访鲁迅,赠合锦两盒。中午又在“言茂源”吃饭。晚上,又应李小峰邀请,一起在“全家福”吃饭;10月9日,又在“中有天”夜餐。

  但进入1928年,他们的交往突然减少,除了孙氏兄弟到国外留学等因素外,鲁迅也对他们两个的某些行为表示不满,主动疏远了他们。

  林语堂此时也已从厦门到了上海。在上海,最初几年,林语堂同鲁迅的关系相当亲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失去了和睦。原因之一,是鲁迅看不惯林语堂搞幽默、写语录体文字并且与所谓“京派”首领周作人等打得火热。他在致曹聚仁的信中说:“语堂是我的老朋友,我应以朋友待之,当《人间世》还未出世,《论语》已很无聊时,曾经竭了我的诚意,写一封信,劝他放弃这玩意儿,我并不主张他去革命,拼死,只劝他译些英国文学名作,以他的英文程度,不但译本于今有用,在将来恐怕也有用的。他回我的信是说,这些事等他老了再说。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但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

  他能更急进,那当然很好,但我看是决不会的,我决不出难题给别人做。不过另外也无话可说了。看近来的《论语》之类,语堂在牛角尖里,虽愤愤不平,却更钻得滋滋有味,以我的微力,是拉他不出来的。”他对许寿裳说:

  “语堂为提倡语录体,在此几成众矢之的,然此公亦诚太浅陋也。”

  鲁迅和林语堂都是民权保障同盟的成员。1933年6月18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总干事杨杏佛被杀害了。鲁迅前往灵堂吊唁,林语堂没有去。有人说,林语堂胆小得连杨杏佛的悼念活动也不敢参加。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里也说,鲁迅觉得“语堂太小心了”。冯雪峰《回忆鲁迅》

  中记录的鲁迅谈话更透露了鲁迅的不满:“这种时候就看出人来了,林语堂就没有去,其实,他去送殓又有什么危险!”但事实不完全如此。悼念杨杏佛的仪式共有两次,一次是6月20日,即鲁迅批评林语堂没有去的那一次;一次是7月2日的下葬仪式,鲁迅没有参加,林语堂参加了。林语堂和鲁迅各参加一次。

  鲁迅参加吊唁回来,当夜致林语堂信,拒绝为《论语》写“打油诗”,并说:“盖打油亦须能有打油之心情,而今何如者?重重迫压,令人已不能喘气,除呻吟叫号而外,能有他乎?”“天王已无一枝笔,仅有手枪,则凡执笔人,自属全是眼中之钉,难乎免于今之世矣。”鲁迅的不满和愤怒主要是冲着权力统治者去的。

  林语堂对他与鲁迅关系的这种变化,有所说明。他在鲁迅去世后撰文说:

  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我请鲁迅至厦门大学,遭同事摆布追逐,至三易其厨,吾尝见鲁迅开罐头在火酒炉上以火腿煮水度日,是吾失地主之谊,而鲁迅对我绝无怨言,是鲁迅之知我。《人世间》出,左派不谅吾之文学见解,吾亦不愿牺牲吾之见解以阿附初闻鸦叫自为得道之左派,鲁迅不乐,我亦无可如何。鲁迅诚老而愈辣,而吾则向慕儒家之明性达理,鲁迅党见愈深,我愈不知党见为何物,宜其刺刺不相入也。然吾私心终以长辈事之,至于小人之捕风捉影挑拨离间,早已置之度外矣。

  这样的表白,在党派激烈斗争的氛围里,是不被考虑的。1977年发行在这张照片上,与林语堂一起被涂掉的,还有孙福熙。孙伏园之所以没有被抹掉,乃是因为他虽然并不算标准的进步人士,但毕竟在宣传鲁迅思想和文学成就方面,特别是在促成《阿Q正传》的写作和发表上有过功劳,编辑者也就手下留情了。

  鲁迅对上海的生活是有所期待的。他还在观望、思考,究竟做什么最适合自己。他对上海的观感是:“这里的情形,我觉得比广州有趣一点,因为各式的人物较多,刊物也有各种,不象广州那么单调。我初到时,报上便造谣言,说我要开书店了,因为上海人惯于用商人眼光看人。也有来请我去教国文的,但我没有答应。”

  到大学教书也是职业选择之一。刚到上海,他应邀到大学演讲,如复旦大学、光华大学、暨南大学、大厦大学、劳动大学等。原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易培基此时担任劳动大学校长,聘请他去教学。不巧的是,适逢学校闹起了学潮,学校当局认为,学校不稳定,是因为共产党捣乱,所以命令校警荷枪持棒搜查学生宿舍并逮捕和开除倾向共产党的学生。鲁迅得知后,提出辞职,校方再三挽留,鲁迅于1928年1月10日再次致信易培基,表示坚决辞职,并退回薪水60元。

  老友许寿裳又出面帮了他:“他初回上海,即不愿教书,我顺便告知蔡孑民先生,即由蔡先生聘为大学院特约着作员,与李审言同时发表。”鲁迅接受了蔡元培之聘,成为国民政府大学院的第一批特约撰述员,每月薪水三百元。蔡元培说:“大学院时代,设特约着作员,聘国内在学术上有贡献而不兼有给职家充之,听其自由着作,每月酌送补助费。吴稚晖、李石曾、周豫才诸君皆受聘。”

  鲁迅在1928年3月18日的日记上记载:“晚收大学院聘书并本月份薪水泉三百。”大学院于1928年10月改称教育部。1931年12月鲁迅的撰述员资格被裁撤。蔡元培竭力为之保留,但没有成功。鲁迅1932年3月2日写信给许寿裳,谈到此事,表示:“被裁之事,先已得教部通知,蔡先生如是为之设法,实深感激。惟数年以来,绝无成绩,所辑书籍,迄未印行,近方图自印《嵇康集》,清本略就,而又突陷兵火之内,存佚盖不可知。教部付之淘汰之列,固非不当,受命之日,没齿无怨。现北新书局尚能付少许版税,足以维持,希释念为幸。”

  演讲

  1927年11月16日,鲁迅应邀到上海光华大学讲演,演讲前后各摄一影。

  光华大学是上海的一所私立大学。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上海圣约翰大学美籍校长压制中国教授和学生参加抗议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的游行,师生愤然离校,另立“光华大学”,取“光复华夏”之意。

  鲁迅此次演讲的题目是《文学与社会》。据当时该校学生郭子雄的记录,他在演讲中对文学界存在的种种不良倾向进行了分析和批评,指出那种逃避现实斗争、专造象牙之塔的“为艺术的艺术”文学,止于叫苦和鸣不平的消极文学,以及歌颂杀人的国民党帮凶文艺,都是文艺界的危机。认为文学是反映社会的、受社会所制约的,各种文学都是政治先行,文艺后变。他在演讲中还对“新月派”献媚投靠国民党,以及国民党反动派操纵文化进行反革命宣传的罪行进行了揭露,并希望中国文坛有一种新的人来创造新的文学。

  鲁迅并不十分善于演讲,但作为名人,总不免受邀演讲,讲完之后被人议论。因此,给人的印象,好像他很喜欢演讲似的。曾有报刊记者这样说:

  “鲁迅很喜欢演说,只是有些口吃,并且是‘南腔北调’,然而这是促成他深刻而又滑稽的条件之一。”“讲演时,常常把手放在长衫的后大襟里,在台上像动物园内铁笼里的老熊一样地踱来踱去。话里处处是牢骚,与冷嘲冷刺。他会说出令听众捧腹的笑话,可是当听众张着大嘴哈哈地哄笑时,他却板着冰冷的面孔,瞪着眼睛向听众发呆,现出莫名其妙的神气。听他讲演的学生,比听什么人讲演的听众都多。”鲁迅1933年编辑杂文集,干脆就取名《南腔北调集》,还在该书题记中,发了一段议论:“我不会说绵软的苏白,不会打响亮的京腔,不入调,不入流,实在是南腔北调。”

  增田涉曾这样写下他对鲁迅的印象:“清澈澄明的眼睛毫无纤尘,走路的姿态甚至带有飘飘然的‘仙骨’。”这次拍摄的两张照片中的一张可以让人约略看到他走路时的这种姿态。

  鲁迅不修边幅,常常被人误会。这两张照片,鲁迅并没有刻意穿得多么周正,大致整齐罢了。据内山完造的《鲁迅先生》记载,鲁迅曾给他讲过一件趣事:有一天,鲁迅照常穿着粗朴的蓝布长衫,廉价的橡皮底的中国跑鞋,到大马路CATHAY HOTEL去看一个英国人。

  “据说房间在七层楼,我就马上去搭电梯。哪晓得司机的装着不理会的脸孔,我以为也许有谁要来罢,就这么等着。可是谁也没有来,于是我就催促他说‘到七层楼’。一催,那司机的家伙便重新把我的神气从头顶到脚尖骨溜骨溜地再打量一道,于是乎说‘走出去’!终于被赶出了电梯。”

  “那才怪呢!后来先生怎样呢?”

  “没有办法,我便上扶梯到七层楼;于是乎碰见了目的的人,谈了两小时光景的话,回来的时候,那英国人送我到电梯上。恰巧,停下来的正是刚才的那一部电梯。英国人非常殷勤,所以这次没有赶出我,不,不是的,那个司机非常窘呢。——哈哈哈。……”

  内山书中描写的鲁迅头发翘耸耸地养到一寸多长,脸上蓬蓬地蓄着胡子,随随便便地穿着粗朴的蓝布长衫,穿着廉价的橡皮底的中国跑鞋的形象,从这天拍摄的一张照片中也可揣摩一二。

  景云深处

  许广平写有《景云深处是吾家》一文,记述她和鲁迅初到上海寓居景云里的生活情况。景云里,即今上海横浜路35弄,建于1925年,是砖木结构的普通石库门房屋,外形仿欧洲联排式条形状住宅,外墙立面红砖嵌灰缝,坡顶覆盖着青色平瓦。每户住宅围墙的大铁门装于一侧,有庭院可供植树种花。

  鲁迅1927年10月8日搬到了景云里第2弄最末一家23号的一幢三层楼里居住,当时只打算暂时安身,因此除随身行李外,只添了一只铁床,一张书桌,一个书架和几把椅子。景云里住过很多文化人。鲁迅寓所的前门斜对着茅盾家的后门,搬到景云里的第三天,鲁迅便在周建人的陪同下,到景云里11号拜访了茅盾。叶圣陶住景云里11号,鲁迅三弟周建人住在景云里10号。周围多为商务印书馆的职员。景云里寓所周边的环境并不令人满意。

  据许广平回忆,鲁迅“住在景云里二弄末尾二十三号时,隔邻大兴坊,北面直通宝山路,径夜行人,有唱京戏的,有吵架的,声喧嘈闹,颇以为苦。加之隔邻住户,平时搓麻将的声音,每每于兴发时,把牌重重敲在红木桌面上。

  静夜深思,被这意外的惊堂木式的敲击声和高声狂笑所纷扰,辄使鲁迅掷笔长叹,无可奈何。尤其可厌的是在夏天,这些高邻要乘凉,而牌兴又大发,于是径直把桌子搬到石库门内,迫使鲁迅竟夜听他们的拍拍之声,真是苦不堪言了。”对于习惯在夜间写作的鲁迅,这的确不是一个合适的住所。加之邻居律师孩子的无理骚扰,促使鲁迅移居到弄内18号,并约周建人一家从10号搬来同住。周建人夫妇和快满一周岁的小女儿住底楼,鲁迅和许广平住二楼,周建人的大女儿住三楼。鲁迅和建人两家在景云里18号住了五个多月后,隔壁17号空出来了,鲁迅喜欢它朝南又兼朝东,可以两面见到太阳,就于次年2月迁入17号。为方便两家往来,他们把17号与18号之间打通,装了一扇木门。鲁迅一家仍从18号后门进出。

  1928年12月9日,冯雪峰由柔石陪同到景云里17号来看鲁迅。次年2月冯雪峰住到茅盾家三楼后,由于11号甲的后门斜对着鲁迅住的17号前门,所以,冯雪峰经常去鲁迅家。晚饭后,他到晒台上看一看,如果鲁迅家没有客人,他就过去和鲁迅聊天。那段时间里,冯雪峰翻译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并和鲁迅合译了《科学的艺术论丛》一书。他还参加了鲁迅等发起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参加左联的筹备和编辑《萌芽》月刊。

  1929年9月27日,许广平在四川北路上的福民医院生下了海婴。

  鲁迅在景云里住了将近三年,直至1930年5月,才由内山先生介绍,搬到四川北路的拉摩斯公寓。在景云里居住期间,鲁迅除了翻译作品外,还主编了《语丝》周刊、《萌芽》月刊、《文艺研究》等,并和柔石合编了《朝华旬刊》,与郁达夫合编了《奔流》月刊。

  左翼作家柔石曾任宁海县教育局局长。1928年,因参与家乡农民暴动逃亡上海,住在景云里。一天,他在弄堂口见到鲁迅,对鲁迅说,自己曾在北大听过他的课。当得知鲁迅住在弄内18号时,他提出拜访的请求,鲁迅表示同意。当时,鲁迅正在编文艺月刊《奔流》,柔石把自己刚写的小说拿给鲁迅看,请鲁迅推荐发表。不久,柔石与另外两个青年一起租下了鲁迅搬走后还空着的景云里23号。柔石的小说《二月》、《为奴隶的母亲》就是在景云里23号写成的。在鲁迅的帮助指导下,柔石担起了编辑《语丝》的责任。鲁迅和这几位青年联合创办了“朝花社”。柔石和他的女友冯铿曾多次携手出入景云里,鲁迅对冯铿也有些印象。1931年1月17日,柔石在东方旅社开会时被捕。2月7日,他和冯铿等在龙华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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