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北京时期(2)
展览会的管理人员，身上还挂着一个标志，是由青秘阁给做的，用硬纸剪成六角形，上面蒙上一块有颜色的绸子(或缎子)，每个角上用黄色写一个篆字，共计六个字：礼、乐、御、书、射、数，名为“六艺”。从这六个字中，可以看到当时一些人还是有些复古思想的。带上这个标志，就表示是这里的工作人员了。
展览会后，5月23日，教育部召开了儿童艺术展览会展品审查会，会议决定由鲁迅、陈师曾等负责挑选送往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展品。为庆祝巴拿马运河建成，美国政府决定1915年在旧金山市举行“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邀请中国、古巴、加拿大等十多个国家参加。鲁迅等人从中选出104种125件展品送交巴拿马赛会事务局，在1915年3月9日开馆的中国馆展出。
京师图书馆
京师图书馆归教育部直接管辖，馆长是江翰。1913年初，江瀚离任，教育部拟不再设图书馆馆长一职，而由社会教育司司长夏曾佑兼管图书馆，具体工作就由鲁迅和沈商耆负责。2月17日，鲁迅与沈商耆一起拜访江瀚，商量交接事宜。3月7日，鲁迅和沈商耆再次到京师图书馆。此后，鲁迅对于该馆的迁址和建设做了很多工作。因为该馆的位置偏僻，交通不便，读者较少，加上广化寺房屋破旧、环境潮湿，不宜保存书籍，所以决定另选馆址，同时在城南的前青厂设立一处分馆。同年6月，分馆正式开馆。10月29日教育部编制明年预算计划，并讨论改组京师图书馆。教育部指派鲁迅等人和图书馆人员一起清理该馆的图书、账目，并负责接收，为图书馆扩充做好准备。
教育部为了充实京师图书馆的藏书，不仅从河北、河南、辽宁、吉林、黑龙江、山西、云南等省调来大批官书，还调来文津阁《四库全书》，并指定鲁迅等人负责接收这些图书。鲁迅1914年1月6日日记中记载：“遂赴部，议暂储大学校，遂往大学校，待久不至，询以德律风（英文telephone的音译——引者），则云已为内务部员运入文华殿，遂回部。”1915年6月，教育部决定在位于方家胡同的前国子监南学的旧址设立京师图书馆筹备处，启动了京师图书馆改组和迁馆的工作。8月20日，鲁迅到位于方家胡同的京师图书馆筹备处视察工作。
该馆初建时，藏有文津阁《四库全书》6144函，敦煌石室唐人写经8000卷，宋元精刊及旧抄本12000册，普通书8000余册。
这次开馆，主办方特别请了老部长、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出席。
因为京师图书馆同北京大学（原为京师大学堂）也有一定的联系。当时开办图书馆的条件和管理水平，钱稻荪的回忆录记述较详：
清朝时候，就有意搞一个图书馆，叫京师图书馆，与京师大学堂配起来。那时就开始向各地征集书籍，征集到的书籍存在广化寺内。还都是书箱，没有打开过。广化寺就是现在的卫生部。社会教育司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筹办一个京师图书馆。当时是江翰作馆长，经费少，没有地方。后来先在宣武门外前青厂租了一个房子，成立了京师图书馆分馆。这房子很小，地方也小，门、院子都很窄，是一个黑沉沉的四合院。还有一个小后院。总馆当时还没有着落。分馆由当时社会教育司主事关来卿管。关来卿是在浙江官书局工作过多年的老前辈，学问很好，可是对办图书馆不懂。采用的是藏书楼的办法；一张桌子，几把椅子，打开些书箱，把书一摆，没有电灯，没有卡片书目，书名写在木板上挂在那里。职员大概有六、七个人，每月经费二百元，通年都没有事可作。我是在关来卿之后兼任分馆主任的。当时我刚从日本回来，什么都不懂，所以就买了些有关图书馆的规章的书，整夜整夜地看。分馆里还有一个乔大壮，是文书。乔大壮是译学馆出身的人，法文、诗词都很好，刻图章也很好。他曾跟许季茀到台湾去工作。许季茀在台湾被害以后，他吓得跑回来，跳河自杀了。分馆里还有宋子佩，是会计，在当时作会计还有点事作，别的人没有事可作的。
在北京宫门口西三条鲁迅寓所老虎尾巴的西墙上，挂着鲁迅集《离骚》
句请乔大壮书写的联语：望崦嵫而勿迫，恐鹈鴂之先鸣。
小说股
1916年1月13日，教育部召开通俗教育研究会会员新年茶话会并合影留念。鲁迅时任该会小说股主任。
通俗教育研究会“以研究通俗教育设施方法，为普通人民灌输常识，培养公德，并启发有关社会教育各事物为宗旨”，于右任、章太炎、黄炎培等38人为发起人，宋教仁、蔡元培、熊希龄等36人为赞成人，于1912年4月18日在上海召开第一次会议。临时政府迁到北京后，该会部分理事和会员也来到北京，并在教育部设立分支机构，由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任职的伍博纯主持工作。在伍博纯的劝说下，鲁迅同意加入通俗教育研究会。本来，鲁迅对这个研究会印象不佳，甚至曾在日记中愤愤地写道：“此会即在教育部假地设之，虽称中国，实乃吴人所为，那有好事！”
通俗教育研究会分小说、戏曲、讲演三股。会址设于京师通俗图书馆内。
教育总长汤化龙任命鲁迅为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主任。小说股成员包括主任、干事、职员共十九人，另外还有五位名誉股员。股员中有教育部的佥事、主事、视学、秘书、办事员、编审员等，也有京师警察厅、北京通俗教育会、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化石桥法政学校、京汉铁路局总管理处等单位的代表。
经常出席会议并担任实际工作的只有教育部的十五六人。
鲁迅先后主持召开了小说股的十一次会议。这些会议在每星期三下午一时到三时举行。鲁迅领导的小说股曾查禁了鸳鸯蝴蝶派的《眉语》杂志，认为该杂志提倡“聚钗光鬓影，能及时行乐”的淫乱思想，贻害青年。接着，教育部据通俗教育研究会审核，陆续查禁了《金屋梦》、《鸳鸯梦》等黄色小说。十几年后，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的讲演里还曾提及这种害人的文学：“这时新的才子+佳人小说便又流行起来，但佳人已是良家女子了，和才子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阴花下，像一对胡蝶，一双鸳鸯一样，但有时因为严亲，或者因为薄命，也竟至于偶见悲剧的结局，不再都成神仙了，——这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进步。到了近来是在制造兼可擦脸的牙粉了的天虚我生先生所编的月刊杂志《眉语》出现的时候，是这鸳鸯胡蝶式文学的极盛时期。后来《眉语》虽遭禁止，势力却并不消退，……”这种文字，总是禁不胜禁的。
当然，小说股也做褒奖的工作。周瘦鹃翻译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
原名《欧美名家小说丛刊》，1916年3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全书分上、中、下三卷，共收欧美14国47位作家的50篇小说。鲁迅看到周瘦鹃的翻译，同自己在东京翻译俄国东欧小说的主旨一脉相承，非常高兴。据周作人回忆：
“因为所译的《欧美小说丛刊》三册中，有一册专收英美法以外各国（指俄、德、意、匈、西、瑞士、瑞典、丹麦、荷兰、塞尔维亚、芬兰等）的作品。
出版时，中华书局将书稿呈送教育部审查注册，鲁迅看了大为惊异，认为这是‘空谷足音’，带回会馆来，同我合拟了一条称赞的评语，用部的名义发表了出去。”通俗教育研究会第四十一次会议议决，给该书颁发乙种褒状。
《评语》中有这样的话：“其中意、西、瑞典、荷兰、塞尔维亚，在中国皆属创见，所选亦多佳作。又每一篇署着者名氏，并附小像略传，用心颇为恳挚，不仅志在娱悦俗人之耳目，足为近来译事之光。……当此淫佚文字充塞坊肆时，得此一书，俾读者知所谓哀情惨情之外，尚有更纯洁之作，则固亦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鸣鹤矣。”
校友会
1918年1月13日鲁迅日记：“赴北京浙江第五中学同学会举办的茶话会，并照相。”浙江省第五中学的前身是绍兴府中学堂。周作人也曾在这所学校任教，因此也出现在照片中。
鲁迅从1912年到北京就一直住在绍兴会馆，日常接触的绍兴人颇不少。
跟他同住的周作人说：
绍兴人似乎有点不喜欢“绍兴”这个名称，这个原因不曾深究，但是大约总不出这几个理由。第一是不够古雅，於越起自三代，会稽亦在秦汉，绍兴之名则是南宋才有。第二是小康王南渡偷安，但用吉祥字面做年号，妄意改换地名，这是很可笑的事情。第三是绍兴人满天飞，《越谚》也登载“麻雀豆腐绍兴人”的俗语，谓三者到处皆有，实际是到处被人厌恶，即如在北京这地方绍兴人便不很吃香，因此人多不肯承认是绍兴人，鲁迅便是这样，人家问他籍贯，只答说是浙江。
周作人和鲁迅平时很少参加会馆里的活动。周作人说：
从前的山会邑馆里也有一间房间，供奉着先贤牌位，这是馆里边的正厅，名字叫做“仰蕺堂”，一望而知是标榜刘蕺山的了……一年内有春秋两次公祭，我也没有参加过。公祭择星期日举行，在那一天鲁迅总是特别早起，我们在十点钟以前逃往琉璃厂，在几家碑帖店聊天之后，到青云阁吃茶和点心当饭，午后慢慢回来了。那公祭的人们也已散胙回府去，一切都已恢复了以前的寂静了。
这张照片中的鲁迅形象常常被放大，作为北京时期生活的见证，尤其是北京前期，也就是家属来北京团聚之前，因为这个时期鲁迅没有拍摄过一张单人照。鲁迅照片上的神情，和他自述精神状态的几段话颇相配：
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鲁迅大量搜集拓本，抄录古碑，辑校古籍，消极地说，是在逃避政治迫害；积极地说，是在发掘、保护、整理、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现存鲁迅辑校古籍手稿五十余种，辑校石刻手稿近八百种，总计六千余页，约三百余万字。
此外，他还搜集画像、造像、碑铭、墓志等各类石刻、砖刻拓片四千余种，六千余张。
既然住在会馆，就不可能不同绍兴人打交道。实际上，他参加了一些乡友、校友组织的活动。1913年3月24日，他参加了绍兴同乡在厚德福餐馆的聚会，席间曾谈到麻溪坝事件，表达了对家乡民生的关心。据资料记载，麻溪坝在绍兴北部与萧山县交界的林浦镇东南，每当洪水泛滥时就会对坝外的百姓构成威胁。自明清以来，就有移坝、改坝的争论。民国后，因为改坝，出现了坝内外民众的不和，进而导致省议会和绍兴议会的纷争。这年3月，一些民众开始自发拆大坝。12月，农林部决定改坝为桥，次年7月竣工。
鲁迅与绍兴中学的校友们也保持着联系。如，鲁迅知道第五中学校长朱渭侠喜欢收集碑拓，就以磁州所出墓志六枚相赠。朱校长去世，鲁迅送挽联一副。
家乡是逃脱不了的记忆。鲁迅后来在文学作品中写出了绍兴时期的体验和感悟。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虽然场景比较模糊，可以是中国任一地方，写法也有借鉴外国小说的痕迹，但其缘起却与家乡有密切联系：一个亲戚的病给了他启发。1916年10月30日，他接待了因神经错乱由山西逃来的大姨母之子阮久荪。第二天日记记载：“下午久荪病颇恶，至夜愈甚，急延池田医士诊视，付资五元。旋雇车送之入池田医院，并别雇工一人守视。”此后数日，鲁迅多次到医院探视，并为其买足一个月的药品。11月6日，鲁迅请人将他送回绍兴老家。周作人认为，此事为后来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塑造“狂人”形象提供了素材：
这人乃是鲁迅的表兄弟，……向在西北游幕，忽然说同事要谋害他，逃来北京躲避，可是没有用。他告诉鲁迅他们怎样的追迹他，住在西河沿客栈里，听见楼上的客深夜橐橐行走，知道是他们的埋伏，赶紧要求换房间，……鲁迅留他住在会馆，清早就来敲窗门，问他为什么这样早，答说今天要去杀了，怎么不早起来，声音十分凄惨。午前带他去看医生，车上看见背枪站岗的巡警，突然出惊，面无人色。据说他那眼神非常可怕，充满了恐怖，阴森森的显出狂人的特色，就是常人临死也没有的。鲁迅给他找妥人护送回乡，这病后来就好了。因为亲自见过“迫害狂”的病人，又加了书本上的知识，所以才能写出这篇来，否则是很不容易下笔的。
阮久荪患病在京期间曾写有两份绝命书，一份给他的母亲，一份给他的姐姐，都谈及他将被迫害致死。
总起来说，鲁迅身上越文化的成分不少。他的同乡、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说：
“刑名钱谷酒，会稽之美。”这是越谚所称道的。刑名讲刑法，钱谷讲民法，统称为绍兴师爷。宋室南渡时把中央的图书律令搬到了绍兴。前清末造，我们在绍兴的大宅子门前常见有“南渡世家”
匾额，大概与宋室南渡有关系。绍兴人就把南渡的文物当成了吃饭家伙，享受了七百多年的专利，使全国官署没有一处无绍兴人，所谓“无绍不成衙”。因为熟谙法令律例故知追求事实，辨别是非；亦善于歪曲事实，使是非混淆。因此养成了一种尖锐锋利的目光，精密深刻的头脑，舞文弄墨的习惯。相沿而成一种锋利、深刻、含幽默、好挖苦的士风，便产生了一部《阿Q正传》。
爱罗先珂
鲁迅与爱罗先珂的合影一共三张。一张是鲁迅、周作人、爱罗先珂等在北京世界语学会的合影，摄于1922年5月23日。另外两张是1923年4月中旬为爱罗先珂送别所摄。
爱罗先珂（1889-1952），诗人、童话作家，出身于乌克兰一户农民家庭，幼年因患麻疹而失明。他曾在莫斯科盲童学校学习，凭借自己的勤奋和音乐天赋，靠弹唱有些积蓄，在国际世界语协会的帮助下，转赴伦敦皇家盲人师范学校学习。25岁离开俄罗斯，先后在暹罗（泰国）、缅甸、印度、日本等地漂泊。
爱罗先珂曾被英国殖民当局视为“革命党”和“德国间谍”。在日本，他在大学旁听时结识了当时日本社会主义组织“晓明社”，后又参加了1920年成立的，由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山川均、堺利彦等和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等发起的日本社会主义同盟。被日本政府驱逐后，爱罗先珂想回国担任盲校音乐教师，但从海参崴到赤塔时，由于身份没有查清，被拒绝入境。爱罗先珂不得已，只好转往哈尔滨。他在哈尔滨逗留了一个多月，于同年10月1日离开哈尔滨前往上海。一位日本世界语学者致信上海世界语学会负责人胡愈之，向他介绍爱罗先珂的遭遇，希望他们能对这位盲人世界语者予以关照。
上海世界语学会热情地接待了爱罗先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