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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日本时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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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们一直在寻找鲁迅提到的幻灯片或者类似图片。隗芾的《关于鲁迅弃医学文时所见之画片》,介绍了一张“刊载于日本大正元年(公元1912年)11月2日印制的《满山辽水》画册”的照片;王保林在《介绍一张与“幻灯事件”有密切关系的照片》一文中推测鲁迅看过的幻灯片是根据这张照片绘制的;日本太田进《关于鲁迅的所谓“幻灯事件”——介绍一张照片》一文中,公布了他收藏的一张类似画面的照片。当时的报纸杂志上的确刊登了不少此类照片。如1905年7月28日《河北新报》上“俄探四名被斩首”的报道,其中有“旁观者照例是男女老幼五千多清国人”的描述。

  但根据“仙台鲁迅事迹调查会”的报告,鲁迅讲自己看到的那张日本士兵将为俄国间谍带路的中国人砍头的图像,并没有出现在1965年东北大学医学部细菌学教室发现的幻灯片中,因此,当时是否真的放映过此类图像,尚不能确定。

  报纸上的图片也会给鲁迅带来感情上的强烈震动,正不必非看幻灯片不可。“幻灯事件”有两种可能,一种是鲁迅对事实进行了艺术加工,将从报纸或者杂志上看到的图片说成是教室里看到的幻灯片;一种是鲁迅的确看了幻灯片,而那张幻灯片尚未找到。

  “幻灯事件”和弃医从文对鲁迅思想发展历程的影响,历来引起学者的关注。鲁迅离开仙台的原因还不止于此。小说家太宰治说,“鲁迅喜欢大城市生活,对偏僻的仙台的生活产生了不满”。他在小说《惜别》中通过鲁迅之口,把仙台描绘成“不足东京十分之一的窄小城市,无意义地模仿着都市模样的小镇”,这与鲁迅在《藤野先生》中自述“把自己的名字列于乡间的一个医学专门学校”是一致的。作者进一步推断,鲁迅假期中返回东京,是因为他无法忘却在媒体城市获得的快感与亢奋,他最终中断了医学课程,也是因为无法抗拒作为都市东京最新潮流之文学的吸引力。鲁迅从绍兴到南京,又到东京,已经习惯了大城市的信息量大的生活。从日本回国后再次从绍兴到南京、北京,后来又从厦门、广州到上海的事实,也验证了他的广博知识和丰富思想对都市生活的需要。

  泉彪之助在《藤野先生与鲁迅的医学笔记》一文中提出这样一种意见:

  藤野先生的教学水平不高,没能把日本的近代学术思想全部传授给鲁迅。而鲁迅想要得到的,不只是知识的灌输,而且是欧洲意义上的近代学术思想和科学精神及方法。笔记上修改的主要是些语法修辞问题,而且可能有些过分,引起了鲁迅的反感。鲁迅觉得在仙台医专不能掌握科学方法,失望而去。因此,泉教授怀疑藤野是否真能将科学方法传授给鲁迅。

  鲁迅本人对医专的教学方法也表示过不满。他在给蒋抑卮的信中说:

  校中功课,只求记忆,不须思索,修习未久,脑力顿锢。四年而后,恐如木偶人矣。前曾译《物理新诠》,此书凡八章,皆理论,颇新颖可听。只成其《世界进化论》及《原素周期则》二章,竟中止,不暇握管。而今而后,只能修死学问,不能旁及矣,恨事!恨事!

  鲁迅在《藤野先生》一文的结尾说,他将藤野先生改正过的医学笔记钉成三厚本珍藏,“将作为永久的纪念”,但不幸在搬家途中丢失。事实上,这些笔记本仍然存在,后来在他的绍兴友人家中发现,现存北京鲁迅博物馆。

  六本笔记分别是《脉管学》、《有机化学》、《五官学》、《组织学》、《病变学》、《解剖学》,其中《有机化学》、《五官学》和《病变学》,不是藤野先生所讲课程,但笔记本上也有他的修改笔迹。藤野先生批改最多的是他亲自讲授的《脉管学》。

  另据许寿裳回忆,鲁迅决定弃医从文,幻灯片“并不是惟一的刺激”。

  许寿裳说:“他学医的动机:(一)恨中医耽误了他的父亲的病。(二)确知日本明治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医的事实。以上两点,参阅《呐喊》序文和《朝花夕拾·父亲的病》便知。但是据我所知,除此以外,还对于一件具体的事实起了弘愿,也可以说是一种痴想,就是(三)救济中国女子的小脚,要想解放那些所谓‘三寸金莲’,恢复到天足模样。后来,实地经过了人体解剖,悟到已断的筋骨没有法子可想。这样由热望而苦心研究,终至于断念绝望,使他对于缠足女子的同情,比普通人特别来得大,更由绝望而愤怒,痛恨赵宋以后历代摧残女子者无心肝,所以他的着作里写到小脚都是字中含泪的。”

  银行家

  鲁迅与蒋抑卮有三张合影(另两张见本书第55页、58页),均由东京江木照相馆拍摄,照片上标有William’s字样。照相馆的标志上除了“江木”

  两字外,还有“东京神田”四字。

  鲁迅从仙台回到东京后,把学籍列在一所德语学校,平时不去上课,而在家中读书写作。其间,他于1906年夏奉母命回乡与朱安(1878-1947,浙江绍兴人)完婚。这次婚姻得自母亲之命和媒妁之言。他后来对人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她,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包办婚姻给鲁迅带来了很大的不幸。

  新婚后不久,鲁迅就和刚刚考取官费留学的二弟作人一起到了东京,开始了文学活动。

  他们一开始打算办一种杂志,取名《新生》,封面图案也已选定,用了英国画家华慈(G.F.Watts,1887-1904)的一幅油画《希望》。然而,《新生》

  流产了。主要原因是缺少资本。

  于是,他们只好从事翻译、写作,给别的杂志投稿。

  就在这时,他们接待了两个客人,是鲁迅几年前认识的绸缎商人蒋抑卮夫妇。浙江籍留学生发起成立浙江同乡会、计划出版刊物《浙江潮》时,蒋抑卮捐助100元。

  鲁迅向仙台医学专门学校递交的入学志愿书这样写道:“我今志愿进入贵校医学科一年级学习,敬请批准。另附学业履历书,请查阅。明治三十七年六月一日,清国留学生周树人(印)二十二岁,此致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校长山形仲艺阁下”。学业履历书上写的是“一、自光绪二十四年九月至二十七年九月,毕业于本国南京官立江南陆师学堂普通科。二、自明治三十五年四月至三十七年四月,毕业于东京私立弘文学院速成普通科”。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文件上,“周树人”名后均由蒋抑卮代章。鲁迅到仙台后不久就写信给蒋抑卮,报告自己的生活学习情况。现存鲁迅最早的书简,就是1904年10月8日写给蒋抑卮的。

  蒋抑卮,本名鸿林,谱名玉林,以字行,1875年6月17日生于杭州。

  其父蒋海筹,名廷桂,从事丝绸买卖,精明能干,从丝织童工干起,成为杭州蒋广昌绸庄老板,业务发展迅速,占据杭州丝绸业的半壁江山。1876年蒋家又在上海开设广昌隆绸庄。蒋抑卮是家里的次子,小时应童子试,补钱塘县生员,但他对科举八股没有兴趣,厌恶衙门里的应酬往来,却喜欢文字训诂之学。他研究过古文字学,读过章太炎的《文始》,对汉字的源头、发展、读音变迁等颇有心得。甲午战争及后来的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辛丑条约》

  签定,对青年蒋抑卮刺激很大,他于1902年10月东渡日本,先入武备学堂,后因体弱,改学经济,初通金融之道,为日后成为银行家储备了知识。

  因为长兄去世较早,蒋抑卮只好继承父业,经营自家绸庄。光绪末年,受实业救国思潮影响,他参与创办浙江兴业银行,出任银行常务董事,一干三十余年,把浙江兴业银行办成国内首屈一指的私营银行。

  蒋抑卮这次为治耳病来到东京。因为一时找不到房子,夫妻二人又不懂日语,所以必须住在离朋友较近的地方。鲁迅就把自己的宿舍让出来给他们住,自己则与二弟和许寿裳挤在一起。蒋抑卮治病,由鲁迅担任翻译。可是不幸,开刀的医生虽然是有名的专家,手术却引发了丹毒,导致蒋抑卮高烧说胡话,一时情形相当危险。蒋抑卮自视甚高,当时对鲁迅等人说:日本人这是嫉妒中国有他这样的人,所以叫医生谋害他呢。

  后来,许寿裳在西片町十号为蒋抑卮找了一个住处。因为两处相距不远,蒋抑卮在去医院治疗之余常来拜访鲁迅,鲁迅也在蒋抑卮出院之后常去探望他。

  鲁迅与蒋抑卮在东京结下的友谊终生不渝。1912年5月5日之前的鲁迅日记丢失,无法查证。这一天之后鲁迅的日记里就经常出现这位老朋友。同年9月14日、29日的两则日记中写下了“蒋抑卮来”。当时蒋正在北京筹设浙江兴业银行北京分行。1914年浙兴北京分行成立,1915年天津分行成立,蒋抑卮频繁往来于京津沪之间。从1912年4月至1926年9月十余年间,鲁迅在日记中写下与蒋抑卮在北京来往的信息计三十九条(日记总共写下与蒋抑卮有关的信息四十二条)。尤其在1915至1919年间记下“蒋抑卮来”达十九次,其中“夜”、“晚”蒋到鲁迅住处有十二次之多。另日记记载了鲁迅致蒋抑卮信或留笺六件、蒋致鲁迅函五件,可惜均已湮灭。1915年1月21日,鲁迅送蒋抑卮《百喻经》和《炭画》各一册;当蒋抑卮得知鲁迅正在校勘《嵇康集》时,于1915年6月5日将自藏抄文澜阁本《嵇中散集》一部二册托人送给鲁迅,同年7月15日又托同事把自己珍藏的明刻《嵇中散集》一卷带给鲁迅;1917年1月5日鲁迅去兴业银行北京分行拜访,蒋抑卮赠以唐《杜山感兄弟造像》拓本。

  鲁迅于1927年10月3日到上海定居。安顿甫就,就于10月11日冒雨去兴业银行拜访蒋抑卮,不巧,蒋已去汉口分行,未能相见。但两人之间的交情之深,于此可见一斑。

  1930年以后,蒋抑卮胃病缠身,常住杭州莫干山疗养,与鲁迅交往不多。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病逝,蒋抑卮委派儿子代他去万国殡仪馆吊唁。

  1937年底,胡愈之、郑振铎等以“复社”名义出版《鲁迅全集》,蒋抑卮出资捐助。全集于1938年8月问世后,“复社”将箱装蔡元培先生题字的《鲁迅全集》纪念本(编号为“第七九号”)一函二十本赠送给蒋抑卮。

  “拨伊铜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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