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鲁迅（代序）(2)

　　学校分成派别，互相排挤，继续上演在北京时期学界的矛盾斗争，使他厌恶。种种不便和烦恼，促使他很快到广州与情人会合了。

　　鲁迅在中山大学担任教务长的职务，许多时间用于行政工作。困扰他的仍然是创作和学术研究工作不能兼得的矛盾：是静下来研究学问，还是观察人生，介入现实，进行文学创作？从事教学和教育行政工作，就没有足够的时间；而从事创作，在广州这样的革命风起云涌的地方又不适宜。

　　在广州，鲁迅又一次经历了惊心动魄的革命运动。革命，反革命，反反革命，反反反革命，军阀惨杀，党派暗斗，民众麻木，人心败坏。这一切，给他带来的不只是厌恶，更是绝望。等待中国政治的清明，好似在等待黄河之水变清一样。他渐渐被视为旧时代的人，新的革命运动中没有他的地位，他只能是一个旁观者，至多能成为同路人。他不愿进入争端，因此必须离开。对得势的革命者的专制嘴脸的痛恨，对未来的担忧，对历史的恶性循环的疑虑，使他又陷入痛苦的思考。中国的出路究竟何在？中国国民性改革的最有效途径究竟在哪里？

　　他决定去上海。因为上海还没有被军阀或党国完全占领，还留有一点儿言论自由。他打算作为一个自由撰稿人，靠版税生活。

　　四

　　在革命文学风起云涌的时代，鲁迅成为年轻一代文学家的攻击目标。他没有参加实际的革命运动，只到革命的大本营做一个旁观者。他以往的功绩虽然让青年人崇拜震惊，但这本身就是阻挡历史发展的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证据。

　　他不得不深刻地反省：莫非自己真的落伍，没有追求进步的激情而成为革命的对象了吗？在激烈的论战中，他无情地解剖自己，痛下工夫研读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并亲自翻译苏联文学理论书籍，希望找到前进的方向。这场论战更确定了他在文学界的领导地位，更彰显了他作为“五四”以来文学革命主将所建立的功勋。这些功绩，用激烈批判的甚至带有审判性的言辞，用政治理论衍生出来的文学理论概念是抹杀不了的。他在左右开弓的交战中，找准了自己前进的轨道。而当时所谓的“革命文学家”，在阶级论的简单的直线上滑行，沉迷于“革命加恋爱”的公式，其文学价值值得怀疑。但这场斗争也使鲁迅痛切地意识到，在阶级社会、政党政治里，一个着名作家是很难做旁观者的，甚至连做同路人也是困难甚至危险的。他必须做出选择，必须鲜明地表达立场。因此，在上海，他除了继续坚持自己的社会批判和文明批判的理念，关注改造国民性的长期而艰难复杂的工作——这是他在中国现代思想和文学领域中奠定地位的基础，也是他继续生存的条件——还积极参加一些政治活动，加入有党派背景的社团组织和行业协会。在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之间，他痛恨政府的腐败无能，而寄希望于后者能以其崇高理想冲破现有政治格局，创造新的制度，带来新的生机。这种希望使他特别关注共产党已经成功夺取政权的苏联。对这个以往是侵华列强之一、现在开始公正对待中国而被其他列强包围和攻击的新生社会主义国家，鲁迅给予极大的同情。因为种种条件限制，鲁迅有生之年未能亲临苏联考察，未能认识到它存在的问题，他的判断容或有失误。但他对于国家前途的忧虑，对新型政治制度的热切希望却因此充分显现出来。

　　鲁迅晚年，卖稿养家，不得不奋力译着，为报刊杂志写作大量短评，因此难以进行长篇作品的构思和创作，不能满足广大读者对他在文学创作上取得更大成就的期待。没有长篇巨制，甚至连文学创作也很少，他的心中也不免常怀焦虑。他并没有忘情于文学创作，他在构思，在寻求最适当的表达方式。他希望继续借鉴西方作家的经验，来启发思路，丰富表现手法；但对于作家而言，没有整块时间，以及长期书斋生活造成的局限，是不利于创作的。他晚年的几篇演绎中国古代神话故事、描写历史人物的小说，虽然颇有佳作，激情洋溢，情绪饱满，但有些篇章欠缺力度，流于油滑，透露出对中国历史和民族性格的一种灰色的情绪，也折射出他晚年的悲凉心境。

　　上海时期，鲁迅把杂文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他的高超智慧、成熟理性、杰出的论辩能力，他的仁爱、欢欣、悲哀、愤怒，凝聚在这种短小精悍的文体中。

　　他往往能从一些小事和普通的社会现象上升到普遍的哲理高度；他不留情面地揭露丑恶现象，是为了治疗和改进。在他的愤激的言辞下面激荡着对人世的关怀。为发表这些文章，他不得不变换很多笔名，以躲避书报检查。他的文章的风格是那么独特，以至于尽管用了笔名，还是能被读者辨别出来。这足以说明，他的杂文已经成为他文学风格的标志，成为他的智慧的最恰当的表现方式。

　　鲁迅的深刻思想和独立不羁的性格，以及他的生活状态等，使他在文坛上显得卓异和寂寞。在他晚年，作家、翻译家、文学批评家瞿秋白走到他身边，给他带来些许欣喜和快慰。瞿秋白精通俄文，学养丰赡，文笔典雅，思想敏锐。

　　他对鲁迅的人品文章不但给予崇高的景仰和热烈的赞颂，更给予深刻的分析和中肯的批评。鲁迅称之为同志，引为知己，并与之密切合作。但不幸的是，瞿秋白在政治斗争中受害。鲁迅为失去一位朋友而痛惜，更为中国文化界失去一个杰出人才而伤悲。瞿秋白以及其他多位青年作家遭到政治压迫和戕害，加深了鲁迅晚年的孤寂和悲愤。

　　鲁迅晚年，有感于文艺界的荒凉固陋，痛切地感到培养青年文艺人才的重要性。他盼望大批文学新人脱颖而出，产生优秀作品。为此他花费大量心血，为青年作者改稿件，看校样，推荐发表，联系出版等等，担负了很多琐碎的事务。一批作家在他的关心和帮助下成长。

　　因为在中国文化界的威望，鲁迅成了外国文化活动者和新闻记者采访、翻译和报道的对象。他也通过与外国友人的交往和翻译外国文学着作，同世界文坛保持着联系。他一生坚持国际主义理想，晚年又着重提倡国与国之间特别是普通民众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关心。他因为曾留学日本，多同日本各阶层人士接触，其作品在日本也很受欢迎。他在同日本朋友交往的过程中，总是本着诚信友好的态度，呼唤了解沟通。他有力地抨击日本军队对中国的侵略行径，而将普通的日本人民同军国主义狂妄分子区分开来。他深信两国人民终有一天能和平相处，共同发展。

　　鲁迅从青年时代开始就注重介绍被压迫民族文学，晚年更关心反抗专制统治的文学，倾听下层人民的心声，呼唤合理的社会制度的出现。他的文学创作和思想，显示了在从旧社会向新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古老中国文化的应变力和生命力，描绘了中国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欢欣和痛苦，接纳和反抗，因此而具有典型的意义。

　　鲁迅注重翻译。他认为，在中国文学创作还比较薄弱的情况下，应该多翻译外国的优秀作品，以供借鉴。他一生的翻译字数几乎与创作相当。他走出了一条独特的翻译之路，积累了独到的经验，并且深有补益于他的创作。晚年，他以极大的勇气和精力，在身体条件很差的情况下，翻译了俄国作家果戈理的长篇小说《死魂灵》，在对外国先贤鸿篇巨制的揣摩和一字一句的精微打磨中，寄托了他自己的文学梦想。尽管他有些译作还不够口语化，读起来不很顺口，但实际上却有着内在的顺畅，决非轻易操觚、率尔对移者可比。而且，这种被人讥讽为“硬译”的译法，在他却自有苦心孤诣：尽量保持原文的特点，不任意改变其句法结构，其目的是丰富中国语文的表达力。他的翻译思想和实践给后世引进、吸收外国文学优秀营养的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鲁迅爱好美术作品，尤其欣赏木刻。他主张，中国木刻应该一方面学习古代版画的优良传统，一方面引进西方的技术，创造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表现现代生活。这同他在文学方面的主张一致。他亲自组织青年版画家学习技术，指导他们的创作。他大力提倡木刻这种大众能够欣赏和制作的艺术形式，希望用艺术形式表现生活的同时，涵养生活的艺术，因为真正的战士，其性格既是勇猛无畏的，而其精神世界也应该是宽裕而非狭隘逼促的，更不能急功近利。

　　艺术为了人生，但艺术又有其独立的价值，因为她表现的是人类宽广的精神领域的独特风貌，而不仅仅是“政治斗争”的工具，甚或随时可以丢弃的玩具。

　　鲁迅时代，中国语言正处在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变期。鲁迅继承了古典文学的优良传统，又吸收民间语言的养分，作为文章，用词恰当，文言和白话的优点兼而有之，凝练而又具顺畅之美。

　　鲁迅把一己的愤怒和悲伤升华为民族和人类的愤怒和悲伤。他关心祖国的前途命运，关心劳苦大众的生存状态。文笔的尖利，论辩的刚劲，皆出自仁慈心肠。他总是推己及人，体恤人间的疾苦。他的有时显得尖刻和激烈的言辞，是一种掊击旧物、催促新生的斗争策略，而非故为惊人之论，聊以快意。

　　日常生活中的鲁迅，孝顺母亲，关怀幼弟，照顾妻子，注重友情，传统道德在他的身上得到自然的体现。他在私人书信中向朋友、亲人、爱人倾诉自己内心的种种复杂情绪。他的生活沉静、简朴而又充实。他担任公职，教书，创作，研究，编辑，短短二十多年，创作和翻译六百多万字，此外还辑校了多种古籍，收藏了大量金石拓片。他不停地劳作，少有休息和娱乐。尤其是晚年，他常常抱病工作，撰写文章，参与论战。政治压迫十分严重，文坛内部形势复杂，他不但要抵挡来自敌人营垒的明枪，而且要提防自己阵营内射出的暗箭，以致情绪恶劣，心力交瘁，于1936年逝世，享年56岁。

　　伟大的文学家往往是其时代的精神的体现者。就像屈原表现了虽九死而不悔的爱国思想，杜甫表现了战乱时代的民生疾苦和仁者的胸怀一样，鲁迅身上体现的二十世纪中国人民的情绪，志向，理想，人道精神，自省意识，已经成为刚健的民族性格的标本，成为丰富民族文化和人民精神生活的宝贵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