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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章 黑雨滂沱(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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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得有道理。”曾国藩轻轻颔首,“我们兄弟在,雪琴、季高、少荃等人在,有异志者不能不存戒备之心,眼见得到的这十年八年或许不会有大乱。季高精力虽过人,也已年过花甲,雪琴五十多了,你和少荃也都到五十边上了,而散布在大江南北的湘勇中许多人还只有李臣章那样的年纪,难保十年二十年,老成凋谢后他们不会目中无人。当然,倘若朝廷力量强大,也能镇住四方,但现在恰恰是女主临朝,皇上孱弱。”

  这里是警戒森严的江督衙门的后院,且时已深夜,绝无人迹,出于多年谨慎过度的习性,曾国藩在说到太后、皇上时,仍把声音压得很低很低:“恭王被疑,中枢无干练之才,而十八省督抚中,凭军功起家者已过其半,他们手中至今仍掌握着属于自己的军队。我朝开基两百多年来,外重内轻之局面无有甚于今日,且洋人虎视眈眈,仗势欺凌。沅甫,你三十岁前便读完了二十四史,你仔细想想看,今日天下局势,与历代末世有何区别?我这两年来常常想,下次再乱,必定是湘军余孽起骨干作用,即或是本人老了,不上战场了,也会是他们在幕后操纵。所以我说,我们兄弟究竟是国家的功臣,还是朝廷的罪魁,现在尚不能定,甚至我死之后,盖棺亦不能定案。”说罢,曾国藩重重地叹了一口长气,又沉痛地说,“沅甫,你平素可能很少从这个方面想过吧!”

  “大哥,即使如你所预测的,天下大乱,湘军有些人参与了反对朝廷的活动,但那也不是我们的责任,你何苦要这样自己给自己找烦恼呢?”曾国荃对大哥的用心还是不能理解。

  “沅甫。”见九弟一直没有转过弯来,曾国藩正色道,“我何尝不知,天底下任多伟大的祖先都有不肖子孙,任多严密纪律的集团中都有不法之徒,湘军中混有朝廷的叛逆、社会的渣滓,自然难免,且你我兄弟以及死去的胡、塔、罗、李等人,对皇上的耿耿忠心可昭日月,可泣鬼神。但湘军中只要有一人叛逆,湘军就会蒙上一粒灰尘,若今后有成千上万人走上与朝廷对抗的道路,将会给湘军抹上一块多大的黑泥?江宁打下后,不上交一两银子,且纵火焚毁伪天王宫,这几年对此事的公开指责虽已平息,人们的腹诽岂可消除!我朝无论八旗兵还是绿营,从来都是世业制,没有出现过半年之间裁撤十多万军队的先例。且撤勇之时,欠巨额之饷,积无穷之弊,通通没有解决,潜伏了大量隐患。这些都是我们募勇之初所不可能想到的。倘若今后没有更大的乱子出来,朝廷和后人或不至于苛责;倘若湘军中的败类有朝一日举起反叛的旗帜,这些老账新账便会一齐算,史册上就会说曾某人建湘军是做了一件大坏事,连你曾沅甫打金陵,后人也会说你不是为了朝廷,而是冲着小天堂的金银如海、财货如山来的!”

  “让他们说去吧,我不在乎。”曾国荃嘀嘀咕咕地嘟囔。

  “这不是在乎不在乎的事。”曾国藩阴郁地说,“这是件可悲的事。而更可悲的,是我现在已清清楚楚看出了它今后的结局,但无力扭转。前人说无可奈何花落去,明知花要落去,却不可能将春天挽留住,人世间真正的最大悲哀,莫过于此!”

  曾国藩一时觉得五内隐痛、神志纷乱,他不得不停止说话。曾国荃脸色黯然,低首不语,督署书房死一般地沉寂。

  过一会儿,曾国藩略觉心里平息一点,又坚持说下去:“我是活不久的人了,这次请你到江宁来,首先就是要提醒你,不要总以江山社稷大功臣自居。其次,世道乖乱,局势不稳,你最好的选择就是长保今日的处境,住在荷叶塘,当你的财主庄东,不要再出来做官。大哥我早在打下金陵时就想急流勇退,只是那时要让你先回去,不能两兄弟同时开缺,故而留了下来。后来捻战失利,名望大损,我三辞江督而不允,孰料又遇天津教案,致使一生清名扫地以尽。庄子说长寿多辱,确是实话。我若在金陵打下时就死去,哪有后来被人骂作汉奸卖国贼的耻辱。你也差不多,这几年做鄂抚,捻战无功,又与官秀峰不睦,上下左右都有闲言碎语,处境也不顺利。我有时想,天降我们兄弟,就是为了对付长毛。长毛一平,我辈职责已尽,就都要解甲归田。老子说‘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又说‘功遂身退天之道’,实在是很深刻很明哲的话,可惜当年还见不到这一层,自取侮辱。故大哥我死后,不希望你复出做官,只望你和澄侯一起守住父母之坟,保住曾氏家族的平安无事,就万幸了。”

  曾国荃想,大哥这番话尽管说得悲观哀痛,但的确是实情,兄弟二人自大功告成之后,日子过得都不顺心。过去当统帅,冲锋陷阵,攻城略地,痛快极了,做起疆吏来,却处处掣肘,事事不顺,连指挥打仗的看家本领都不灵了。莫非真如大哥所揭示的:曾氏兄弟是为平长毛而生的?

  “唔,唔。”曾国荃轻轻地哼着,点了几下头,表示记下了哥哥的话。

  “沅甫,我这里有一首诗,你看看。”曾国藩抽出屉子,从一个大信套里拿出一张精美的梅花水印笺来,递给九弟。

  曾国荃接过一看,水印笺上是一首七律。他轻轻念道:“只将茶蕣代云觥,竹隝无尘水槛清。金紫满身皆外物,文章千古亦虚名。因逢淑景开佳宴,自趁新年贺太平。猛拍阑干思往事,一场春梦不分明。”

  “你看看,这首诗像是什么人作的?”

  曾国荃握纸沉思好半晌,才慢慢地说:“‘金紫满身’,看来是个大官,‘文章千古’,又是一个擅长诗文的人。只是最后两句不好理解。‘一场春梦’,这是说的什么呢?难道说诗人对自己过去的作为有所悔恨吗?”

  “你分析得很有道理,这是一个身居高位而心怀郁结的人写的。”曾国藩凝视着水印笺,右手无力地在胡须上抚弄了两下。

  “他是谁,我想不出来。”曾国荃疑惑地望着大哥。

  “恭王。”曾国藩淡淡地说。

  “恭王?”曾国荃惊讶地重复一遍。

  “这是昨天荇农给我寄来的。这首诗的要害就在最后两句:‘猛拍阑干思往事,一场春梦不分明。’什么是恭王心中的春梦呢?”曾国藩问九弟,九弟直摇头。

  “我看极有可能是指的十一年前的那桩事。”曾国藩自己作了回答。

  “大哥是说恭王协助太后除掉肃顺的事?”曾国荃盯着大哥,心里有点紧张起来。

  曾国藩点了点头。

  “这么说来,恭王与太后隔阂甚深?”曾国荃说。

  曾国藩仍未作声,只是又略为点了一下头。

  “恭王与太后之间为何有这样深的隔阂呢?看来当年一罢一复的事,彼此的成见至今还未消除。”曾国荃喃喃自语。

  “沅甫呀,这里的事情太复杂了。”经过一番很久的深思熟虑之后,曾国藩终于郑重地对弟弟说,“恭王器局开阔,重用汉人,这是恭王的长处;但恭王又过于聪明剔透,晃荡不能立足,这是恭王的短处。金陵初克,皇家内部便起矛盾,可以看出西边的太后容不得才大功高的叔子。而叔子又不甚检点,终于给嫂子抓住了把柄。一个回合下来,叔子败给了嫂子。同治八年,西太后派身边的大太监安德海南下办龙衣锦绣,被山东巡抚丁宝桢拿获。奏报到京时,恰逢西太后观剧。恭王与东太后商量后,杀了安德海。在恭王看来,以维护祖制来报当年的一箭之仇,甚是乖巧,他没有想到叔嫂的怨恨又深了一步。近来为修圆明园一事,恭王又与西太后意见不合。令人担心的是,这中间还夹杂一个醇王。醇王胸襟狭窄,才识浅陋,前年津案发生后,他甚至说出捣毁所有在京外国使馆,赶走所有洋人的糊涂话来,于此可见他的才具。可偏偏他又爱出风头,不满其兄的崇隆地位,他又是西太后的妹夫。我已预感到,恭王总有一天会彻底败下来,接替其位的必定就是那位七爷。而这一点,恭王自己似乎也有所意识,故有‘一场春梦不分明’的感叹!皇家内部的争斗历来是国家祸乱的根源。李臣章那些人所说的娘偷人、崽嫖娼之类事情,或许没有,即使有,也远不能与此相比。这就是我刚才对你说的,不要再去想起复做官,安心落意守祖坟的原因所在。你明白吗?”

  这番话说得一等威毅伯目瞪口呆,惊恐不安,好半天才回过神来,心里仍寒战不止。

  “大哥还有一句老话要对你说,那就是散财求福。”曾国藩从弟弟的眼神中看出了他心灵深处的震动,知道自己这番话能被他接受,于是改以平和的口气说,“这一点,大哥我知道你受了很大的委屈。得老饕恶名,其实自己没有占多少非分之财,这也是这些年来你心情郁郁的一个大原因。”

  “只有大哥你真正了解我。”听了大哥这句话,曾国荃很觉宽慰,过后又愤愤地说,“不知哪个绝子灭孙的家伙取了这个名字,流毒全国。”

  “《春秋》责备贤者,这是人之常情。”曾国藩笑道,“你也不必去打听谁取的名字,既然能流毒全国,这就说明苛责你的人不止一个两个。再说你也是得了好处,眼红、妒忌,是人的通病,万年以后也消除不了,唯一的办法是散去一部分。散财分谤,这是古人常用的办法。我常对纪泽兄弟说,名之所在,当与人同分,利之所在,当与人共享,也是说的这个意思。”

  “长沙建湘乡会馆,我捐了一万两千两银子。”

  “好,这是一件积大功德的好事。星冈公在日,常说晓得下塘,还要晓得上岸。散财正是为了上岸。”曾国藩对弟弟这个举动非常满意,“今后湘乡县的公益之事,如修路架桥起凉亭,冬天发寒衣,青黄不接时施粥汤等等,这些事,我们曾家都要走在别人前头。弟出一份,我也出一份,还要叫澄侯也出一份。耗银不多,却可赢得乡民称颂,是件惠而不大费的事,何乐而不为!京师长郡会馆多年失修,我还想邀李家、萧家一起,合资重建一座。这事意义更大,影响也更大。这件事,就由你为头如何?”

  “行!”曾国荃爽快地答应。他跟大哥的性格截然相反。大哥是慎入慎出,不要一丝分外之物,也不乱给别人一文钱。他是不择手段地大量攫入,同时亦毫不心疼地大把抛出,这正是他指挥的吉字营能打胜仗的原因。“我想在长沙建一个书局,就如大哥在江宁建金陵书局一样。书局建好后,先把大哥的诗文奏章书信等刻出来,尤其是大哥在京师期间写给我们兄弟的家书,当年对我们的教育很大,现在还可以用来教育子侄,刻印出来,定然有功于世。”

  听了这话,曾国藩心中大为欣慰,十分高兴地说:“你有在长沙办书局的想法,真是太令我欢喜了。金陵书局的许多现成设备都可以运到长沙去。小岑也老了,思乡之情日增,正好叫他回去办此事。弟成就这桩事,可谓有大恩于士林。但所说的第一刻我的文字,这万万不可。我的文字只可留给后世子孙观览,不可刊刻送人。”

  “为什么?”曾国荃不解,多少比大哥官位低得多的、平庸无任何业绩的官吏们,一到晚年,唯一的大事便是四处张罗为自己刻集;又有多少比大哥才学差得远的读书人求人募款,甚至不惜像叫花子一样地八方化缘,为自己刻个某某馆主诗汇、某某斋文集等等。大哥究竟是怎么想的呢?

  “我早年对自己的诗文很自负,见京师文坛称赞梅伯言,颇不服气,又常恨当世无韩退之、王安石辈可以谈论。我一生若孜孜矻矻,穷究不舍的话,或许也可以写出几部像样的书来,但可惜后来又不允许。对经史,对诗文,我都有不少与前人不同的看法,很想记下来,一吐胸中之块垒。军务政务太忙,无暇为此,我常为之惋惜不已,以为将成广陵之散。赵惠甫笑我有汉成帝、明武宗那样薄天子而好为臣下之癖,唉!”曾国藩叹了一口气,充满感情地说,“赵惠甫不理解我。我曾涤生出身翰林,长期埋首经丛史集,吟诗作赋、著书立说,才是我心中的帝王之业;带兵打仗,安营布寨,这是迫不得已才为之的事啊!惠甫与我天天在一起尚这样看待我,还不知后世子孙会怎样误解我哩!”

  “这样的误解是好事。”曾国荃笑道。

  “不管怎样,我是到死也没有一部书出来的翰林,我一生都为之不安。我不怪王壬秋讥讽我是一个没有理学著作的理学家,他说的是实话。我的诗文都是草草写成,未加细究,一时可以蒙混人,刻出来让后人一字一句来推敲,那岂不是把我推出来当一个靶子,让人射吗?”曾国藩自嘲似的笑了一下,喝了两口水,又说下去,“胡润芝死后,他家里刻了一部胡文忠公遗集,所选不当,我想若润芝九泉有知,一定会骂人的。他写给官秀峰的一些信,说了官许多好话,那是润芝的笼络手段,并非心里话。现在官秀峰就把它拿出来,作为其治鄂的政绩。”

  “那老混蛋最会来这一手。”官文是曾国荃的死对头,一提起他就有气。

  “这是给人戴高帽子,虽不合事实,尚不至于结怨。我没有胡润芝的涵养,书信中对人对事多偏激之词,倘若稍不注意伤了人,即使本人不在了,他的子弟也会来找麻烦。就拿同治五年,我们兄弟私下议论李少荃人品的那些话,如果刻出来,他不恨死才怪哩!”

  “有的可以删节。”

  “注意到了的可以作删节,没有注意到的呢?世上事不怕一万,只怕万一,还是不刻的好。我人死了倒无所谓,受牵累的是你和老四,以及纪泽兄弟。”

  隔了一会儿,曾国藩又说:“刚才说到刻书的事,我倒想起一件事来。荷叶塘还存了几份参劾李次青的副本。次青从我最早,在江西时功劳又很大,别人都高官厚赏,独他一人至今仍为长沙一教书先生,我觉得很对他不起。若以后你们刻什么遗集之类,参次青的那些奏稿就都会刻出来,这不仅益发加重了我的罪,甚至连我的魂魄都不得安宁,所以你们绝对不能去刻集刊印。”

  “说起李次青,我记得四哥有次说过,他想退掉那门亲事。”

  “不行!”曾国藩打断九弟的话,不悦地说,“定下十多年的亲事,哪有反悔的道理。澄侯的满女多大了?”

  “今年十八岁。”

  “你回去对澄侯说,万不能退,端阳节完婚。我素来嫁女是二百两银子的嫁妆,侄女一百两。他的满女,我出二百两,跟纪芬的几个姐姐一样看待。”

  “好吧,我回去就告诉他。书局的名字我想了一个,叫贤声书局,大哥你看要得不?”

  “贤声,贤声。”曾国藩轻轻地念了两声,“我看不大合适。尽管我不同意刻我的书,我知道死后还是会刻的。你百年后,纪泽、纪瑞他们也会给你刻个集子,那不等于自吹自擂,传自己这个贤者之声了吗?我看不是传贤者之声,而是传忠贞之心。你看呢?”

  “是的,大哥想得远!”曾国荃恍然大悟,“就叫传忠书局。”

  “对,这个名字好。”曾国藩称赞,“沅甫,我叫你看地的事办得如何了?”

  去年,曾国藩写信叫四弟九弟代他在荷叶塘觅一块墓地。这次来时两兄弟商量好了,一到江宁,见大哥病势严重,曾国荃反而不好主动说了,怕引起大哥伤感。

  “我和四哥请了十多个好地仙,在荷叶塘周围找了两个月,再也找不出一块好地来,最后两兄弟合计,只有将父母亲大人的棺木取出来,重新再调摆一下,就可以腾出一穴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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