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裁撤湘军(7)
曾国荃这个观点在吉字营中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正是代表了各营新贵们的想法。现在，尽管统帅已离开军营回籍，部属们仍奉行这种观念。死的死，走的走，吉字大营留在江宁城里受封职位最高的要算骑都尉朱洪章了。于是彭毓橘、刘连捷等人推举朱洪章到督署，抬出欠饷一项来与曾国藩摊牌：撤军可以，但先得拿出一百万银子出来，把欠饷发下，否则，对不住提着脑袋血战多年的弟兄们。曾国藩明知吉字营官勇有的是钱，根本不在乎这点欠饷，但又不能点破。在朱洪章貌似充足的道理面前，曾国藩竟然一时语塞，因为他根本就筹集不出这笔巨款来。
朱洪章占了上风，回去一鼓动，吉字大营官勇们抗拒撤军的劲头更足了。他们借酒撒野，有的破口大骂朝廷忘恩负义、过河拆桥，有的甚至公开扬言要扯旗造反。曾国藩面对这种混乱局面，又恨又怕，心中烦躁不安。几天后，他收到了李鸿章的信和闽浙督署的公函。
李鸿章的信竭力恭维恩师此举为旷代奇闻，上合天心，下孚众望，务必排除万难坚决进行下去，以达到预期目的。又说淮军理应效法湘军大量裁撤，只是目前各营都在追杀长毛余部，还不到撤的时候，且恩师当年说过，要以淮民平淮捻，淮军作为淮民的团勇，不能须臾忘记自己的职志，待到天下乂安，干戈化为玉帛之时，他一定要把全部淮军一个不留地撤掉。
湘军统帅的高足，与他的恩师既有相像之处，更有不同之处。他不畏人言，办事也没有太多的顾虑。他亲手创建的淮军，决不能在自己的手里撤除，也不容许别人插足。在他的眼里，淮军正好比丽日中天，兴旺已极，且今后还有大显身手的时候，如何能撤？至于以后全部撤掉云云，那不过是附和恩师心思的几句漂亮话而已，原不是他的本意。恭维撤军的背后，深藏着他自己的一套如意算盘：湘军撤除了，今后淮军便独步天下，再无抗衡的力量了。况且还可以趁着这个时机，把湘军中那些会打仗的将官吸引到淮军中来，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这真是淮军壮大的良机！
闽浙总督衙门的公函说的全是左宗棠的话：楚军别是一军，受朝廷节制，与湘军无关，撤军是湘军的事，楚军不过问，亦不会仿效；撤与不撤，当以朝廷下达的圣旨为断。
曾国藩撤湘军，原本就不指望淮军和楚军效尤，这两封函札，并没有对他产生影响，倒是吉字营将官的反对和城里勇丁的胡作非为，引起他的严重不安。张运兰、萧启江来到江宁，诉说撤军的千难万难。老湘营、果字营的欠饷更为严重，官勇们扬言，朝廷若不补足饷银，他们就不离开军营。
鲍超从闽赣边界之地飞马来江宁。他对曾国藩说，前不久赵烈文奉命表示霆军暂不撤，现在忽然又要撤了，大家都没准备，而且还有一半的欠饷未发，如何向弟兄们交代？
淮扬水师统领黄翼升、宁国水师统领李朝斌也乘快艇前来禀报：水师官勇一贯清苦，长期在水上栖息，大部分都染上了风湿病，如今要裁撤回籍了，弟兄们提出两点要求：一是补足历年欠饷，二是发放一点伤病费，以便老了不能种田了，能有一口饭吃。曾国藩听了心里冷笑：欠饷都不能补齐，何谈伤病费！水师有伤病，陆军就没有伤病？
湘军的裁撤是如此艰难，使两江总督一等侯又一次陷于困境。但无论从哪方面来说，裁撤一事都是势在必行，绝不能有丝毫动摇，也再不能像前段时期那样暂缓了。曾国藩将各种阻挡裁军的因素一一作了分析，认为无银子补足欠饷固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湘军各个军营都有欠饷，这是事实。不过，他心里有数：这些年来，有几个勇丁不发财的！将官就更不用说了。财路来自于抢掠和打胜仗时的战利品，几两银子一个月的薪水，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很次要的。决定的因素在于各级将官情绪上的抵触，是他们本身不愿意撤。撤了，他们既失去了权柄，也失去了继续发财的机会。对于这批头脑简单的武夫，道理讲得再多都是空的，起作用的只能是严刑峻法。
严峻到哪种地步呢？曾国藩紧锁三角眉，在书房里踱步思索。突然，他想起了十年前在王衙坪接受船山后裔赠剑的席上，老岳父送给他的那首古剑铭：“轻用其芒，动即有伤，是为凶器；深藏若拙，临机取决，是为利器。”心里顿时有了主意。
湘军建军之初，为培植严肃的军纪，曾国藩忍痛杀了金松龄，在自己人的头上，毅然动了第一刀。此事在湘军中引起极其强烈的震动，曾为早期湘军军纪的维护起了重要作用。但同时，曾国藩本人的心灵也很长时期深为不安，后悔自责过多次，并暗地作出决定，这种杀戮不可多用。从那以后，在自己人的面前，他将这把统帅权力之剑深藏若拙了。现在看来，不杀个把高级将领，裁军便会推行不下去，他要临机取决，动用第二次了。
拿谁的头颅来作号令呢？他在心里一个个排了队。反对最烈、闹得最凶的是吉字营的朱洪章、彭毓橘、刘连捷这些人，他们都是第一批冲进金陵城的大功之人，蒙受皇上天恩重赏的英雄，岂有杀他们的道理！霆军功震天下，刀也不能架在鲍超的脖子上。张运兰、萧启江都是复出初期的擎天之柱，且一向忠心耿耿，只有功劳没有过错，杀他们，等于砍自己的手脚。就这样排来排去之后，排出了一个人来，此人就是驻扎在庐州府、至今尚未来禀报的正字营统领韦俊。他觉得韦俊的头颅，是最适宜借来一用了。曾国藩并非完全是为了眼前的急需，实在地说，这些年来，他对韦俊的怀疑、戒备从来没有消除过。
韦俊献池州府投降湘军后，曾国藩把他派到安庆前线，暗地嘱咐曾国荃把他置于与太平军作战的前沿。曾国荃对韦俊是又疑又惧，便把他安排在安庆战场的北部，专用来打太平军援救安庆的部队。一个月前还是天国的左军主将，而现在却对曾经同生死共患难的弟兄举起了屠刀，韦俊的良心受到了沉重的谴责。那一声声“叛徒”“反草恶鬼”的咒骂声，不断从对方的营垒传来，扰得韦俊和他的一班子心腹们神魂不宁、羞愧难忍。终于，血气方刚的韦以德忍不住了，他背着韦俊，联络几个弟兄，愤恨地脱下湘军的衣帽，在一个漆黑的夜晚，骑着快马，扬鞭离开军营，企图西去湖北，再转道回广西老家，却不料被吉字营的哨兵发现了。曾国荃派出一支百人轻骑，将韦以德等人抓了回来。韦以德和他的弟兄们并不隐瞒自己的行径，曾国荃气得要以临阵脱逃的罪名斩首示众，慌得韦俊急忙派人去东流向曾国藩求情。见到大哥的亲笔信后，曾国荃才勉强放了人。
曾国藩洞悉个中缘故。恰好那时寿州练总苗沛霖与在籍办团之员外郎孙家泰构仇，围攻寿州城，他便把正字营调到寿州征讨苗沛霖。四年来，韦俊先是打苗，后来又打捻，虽未大败过，却也只是战功平平，全没有昔日两下武昌、雄踞池州府的气概了。韦以德的出逃，以及整个正字营这几年打仗的劲头，使曾国藩对韦俊更为怀疑。没有得到应有重视的韦俊，一直心情郁郁；正字营也便成了湘军中装备最差、欠饷最多的后娘崽。韦俊因此对曾国藩不满，接到裁军命令十天了，他仍按兵不动，也没有去江宁禀报。
这天，一封从江宁来的急件递到庐州府军营。韦俊拆开看时，正是曾国藩催他前去禀报，并关照他带上康福送的那副云子，晚上要和他围几局；又说江宁虽有上好的棋子，总不及那副亲切，见它如见康福。曾国藩眷念故人之情使韦俊想起了当年劝他投降的康福。
这些年来，韦俊在湘军中过得并不顺心，他看出曾国藩始终没有真心待过他，表面上还算客气，骨子里却很冷淡。至于湘军其他将官，则连表面上的客气都没有。在军事会议上相遇时，他们都以一种鄙夷的眼光看着他，常常令他尴尬。只有康福例外。康福对他和以德总是很热情，这种热情出自真心，不是做作，康福甚至还专程去寿州看过他。韦俊对康福谈起自己的苦恼，并说程学启在李鸿章那里混得很好。康福说：“如果实在不想在湘军待下去，我可以跟李鸿章说说，正字营干脆到淮军那里去算了。”韦俊感激康福够朋友。后来，听说康福战死在金龙殿前，他心里很伤感。裁撤湘军的命令下达后，他也不乐意裁军。他的心情与湘军其他营官的心情不同。除霆军外，湘军其他军营都由湖南人组成，回籍则回湖南。湖南是湘军的故乡，他们回籍将会受到英雄凯旋的待遇。他的原籍在广西。广西是太平军的故乡，那里的父老乡亲热爱的是太平军，对湘军有不共戴天之仇。他，一个太平军的叛徒、湘军的走狗，有何颜面回广西去？广西的城镇乡野，又哪里有他的一席安身之地？韦俊想到这里，心情很悒郁，暗中作了决定：一旦正字营解散，他就带着妻儿子女和侄儿远走他乡，从此隐姓埋名，了结一生。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韦俊带上康家祖传云子，匆匆赶到江宁城。
“韦将军，裁军一事办得如何了？”几句寒暄后，曾国藩便进入了正题。
“回禀大人，此事尚未办。”韦俊回答。
“为什么？”曾国藩的语调显得严厉起来。
韦俊已觉气氛不善，说：“弟兄们有些事想不通，都不愿意就这样离开军营回籍。”
“韦将军，你可能不明白，湘军是团练，非朝廷经制之师，没有长期存在的道理。仗打完了，就应当解散回籍，哪有什么想得通想不通的！”曾国藩的面孔明显地冷下来，“你应该执行我的命令，立即做好全营撤除的安排。”
韦俊沉默着，没有作声。
“你说有些事想不通，是哪些事？”曾国藩似乎有点不耐烦地催问。
“大人。”韦俊鼓了鼓劲，说，“弟兄们都说，四五年来，正字营收复寿州，打败捻寇，立下的战功不少，但得到保举的则不多。大家请大人向朝廷上个折子，为那些积年苦战的老弟兄们求个职衔，今后回家去，脸上也风光些。”
韦俊这话说的是事实。正字营五千人中有一半是跟着韦俊投降过来的，每次打完仗后，韦俊都上报一个保举单，列上长长的一串名字，保的都是他那批从广西过来的老弟兄，韦俊想以此来笼络他们。但每次单子一到曾国藩的手里，便被卡住了。其他军营报来的保举单，曾国藩都原封不动地报到朝廷，唯独对正字营不同。曾国藩极不情愿让这些老长毛升官受赏，他只从中挑选二三成上报，而且还要把韦俊原拟的职衔都降一二等。正字营的将官们跟别的营一比，心里不服气，口里大出怨言。久而久之，韦俊终于看出了曾国藩的心思，一种屈辱感沉重地压着他。他不死心，企图最后一次为部属们争取。
“笑话！”曾国藩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冷笑道，“正字营最近未立军功，如何能上报保举单？朝廷视名器极珍，岂能像你从前那个伪天王一样，滥封滥赏，毫无一点章程！”
韦俊听了这话，脑顶上如同击了一棒似的，嗡嗡作响，好久才清醒过来，说：“不上保举单可以，弟兄们说，正字营前前后后死了三百多人，伤了一千多，抚恤银三成未拿满一成，从今年春天开始就没有发饷银，至今整整欠了七个月。两项加起来，少说也欠了二十万两银子。弟兄们说，补足了银子就撤军，否则的话——”
“否则怎样？”曾国藩脖子上的青筋已一根根鼓起来了。
“否则他们不缴军装器械。”
“混账！”曾国藩一巴掌打在案桌上，把韦俊惊了一下，“不缴军装器械，岂不是蓄谋造反！韦俊，对这些混账东西，你是如何处置的？”
韦俊到底不是懦弱之辈，曾国藩凶横的态度，大大地刺伤了他的自尊心，加之又长期心怀不满，他重重地顶了一句：“卑职没有处置他们，卑职认为他们说的有道理！”
“你说什么？”曾国藩怒火中烧，瞪起两只发红的三角眼，吼道，“蓄谋造反还有道理？”
这是公然的歪曲！韦俊一时没有觉察出曾国藩说这话是有意引他上钩，果然怒不可遏，刷地站起来，嗓门也变了：“他们没有造反，这是强加给他们的罪名。正字营备受歧视，弟兄们早已忍耐不住了！”
这一句话，把曾国藩蓄意杀韦俊的时刻推前了一大步。他心里想：“‘早已忍耐不住了’，这话明明是要出大乱子的信号，他们的确是贼心不死。事不宜迟，今天就要下手！”
曾国藩双手叉在腰间，把韦俊死死地盯着。韦俊并不害怕，平静地站在原地，头也不低下。曾国藩越看越觉得眼前这个谋勇兼资的原天国主将，浑身上下都长满了反骨。是的，这个人不能留下，不只是裁撤湘军要借他的头颅来慑众，尤其重要的是大清王朝的长治久安，也需要他身首异处。
“来人啊！”随着曾国藩一声高喊，立刻上来四个着戎装挂腰刀的武弁，“给我把这个破坏裁军、蓄意谋反的乱臣贼子拿下！”
韦俊直到此刻，才终于完全看清了曾国藩的真面目。他为自己当初的选择感到深深的悔恨。但事已至此，后悔已晚了，他只希望侄儿以德能逃脱曾剃头的魔掌。
韦俊的希望落空了。第二天，赵烈文带着百名全副武装的骑兵，从江宁出发赶到庐州，将韦以德骗到驿馆，立即拿下，并晓谕正字营全体官勇，此事与他们任何人都无关系，不要人人自危。
韦以德押到江宁城的第二天，全城便到处贴满了盖有“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侯”紫色长条关防的布告，上面赫然写着：“原正字营统领韦俊、分统韦以德抗拒裁军，图谋造反，已奏明朝廷，予以正法。”在两江总督衙门的告示壁上，不仅贴了一张特大号告示，而且旁边还竖起了一根高高的旗杆，上面悬挂着韦氏叔侄的两颗怒目圆睁的头颅。至于那盒被韦俊带来的康氏祖传云子，曾国藩却将它珍藏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