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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0章 折翼(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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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读完了,我必须说话了。我告诫自己,一定要保持应有的风度和平静,我一改以往的急躁,坐在那里,以平静而坚定的语气做了简短的声明:“作为董事,我反对这项议案。这样的做法不仅有违于聘用我的合同,也与会前于总的约定不符。我不能接受这样的安排,这样有职无权的总经理,我拒绝接受。”

  许军也许早等着我的这句话,他追问一句:你这是不是辞职?我说:不是辞职,是你们撕毁合同,免了我的职。

  此时一直没说话的大股东于波说话了,公司发展到新的阶段需要新的思路、新的方式,希望大家理解,并宣布总经理一职空缺,由新委派的董事长姜继增接管公司全部事务。

  与会的其他人呆呆地坐在那里,没有一句抗争。会议到此结束,我站起来,走出会议室,把其他人甩在那里。当我的车开到牡丹园一带,发现公司其他干部乘两辆车尾随在后面,我停下车,劝他们回去——我知道他们是担心我出事,我也不想因为我的事连累他们。

  为企业倾尽心血、在各种困难面前从来斗志昂扬、办法无穷的李玉琢在阴谋与资本的合力作用下轰然倒下。兔死狗烹,卸磨杀驴、过河拆桥等词在我的身上应验了。这是我工作37年来最感无辜、落差最大的一次挫折。一出六年前开演的、以高压变频器为故事线索的、在整个中国展开的、由我主演的波澜壮阔的大戏,在它的高潮时,大幕突然落下。这是一个悲剧的结尾,但我知道,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悲剧。

  悲剧可以避免吗?

  与五年辉煌、与一段苦涩挥手作别的一年里,有无数的企业请我出山,但我都一一婉拒。一辈子没有好好休息过,几乎没有请过假,连上班迟到都没有过,几十年出差各地,很少抽时间游山玩水,这次老天以这种命令式的方式让我停下来,我岂能不领情?

  利用这段时间,与年过50的弟弟、妹妹们回了一趟辽宁老家,看望了退休在家的大哥。我们还一起游览了鸭绿江,到离开了45年的出生地,寻找住过的草房,拜访了当年的老邻居。时间如梭,不知不觉间当年十一二岁的我们现在都老了,真是岁月不饶人啊。

  东北之行,我抽时间去了一趟20岁时下乡的黑龙江省海伦农场。接我的学生们一个个都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龄。当年的领导已所剩无几。大家把酒言欢之余回想起过去年轻的岁月,恍若昨天。临离开时,我下车捧起几把黑土装进口袋里。2005年国庆期间,我回鸡西与高中的同学、老师在美丽的兴凯湖边相聚,当年我们曾相约20年后再见,一晃竟过去了38年。

  我努力以各种方式把注意力从企业的纷争转到山水之间,徜徉于人间的情感当中,让时间一点点消磨最初的愤怒。

  但是,有一个问题不时地就会掠过心头:是必然还是偶然?悲剧可以避免吗?

  不错,我的个性很强,但与人相处,还是与人为善的。做事端正,做人正派,授人以柄的事极少。他们表面提出的四条,仔细分析,都是鸡蛋里挑骨头。

  后来我反复想,把几年来的事情联系起来想,终于明白,对于董事会秘书和舒鹤栋来说,惹恼这两个人的主要原因,除了工作中的小摩擦,是我没有向于波为他们争取公司的股份(他们的股份是后来于波给予的)。这样两个充满怨恨的人凑到一起时,会酝酿出什么来是可想而知的。这也许是酿成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还不是事情的根本。

  事情的根本在于,企业经营管理者(我这一类人)和投资者(于波这一类人)两个角色对企业认识的错位。

  投资者用资金这一武器进行投资项目的选择和经营管理者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投资者的意志决定着项目做与不做,经营管理者用与不用的根本权力。

  在企业中,将投资项目转化成有价值的企业的,不是资本本身,而是由他雇佣的操盘手——经营管理者,或者叫职业经理人。对企业来说,资本、技术、人才、市场机会等都是生产要素之一,这些要素不能自动形成合力,要想实现这些要素的有机结合,产生有效的生产力,就必须靠经营管理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有能力的经营管理者是将资本转化为价值的关键要素,而不是资本的直接作用。

  资本有两类,一类是纯粹的“投资者”,只对投资项目(企业)增值感兴趣,至于如何管理企业,如何让企业增值一般不懂。投资者们只能依靠别人把项目养大,然后倒手(卖掉,包括上市)赚钱,最终退出项目是其基本的行为方式。

  另一类投资者,他们直接操作企业,他们是“所有人”又是管理者,他们大多把项目(企业)作为人生的舞台。在他们看来,建造一个百年老店才是人生价值的体现。即使有一天退出(或卖出)企业,他们对企业的理解,对企业的感情也要远远超过单纯的投资者。这样的“所有者”,如柳传志、任正非等。

  “纯粹的投资者”随时想着把企业卖掉,他压根没有长期发展企业的打算,他们对企业是冷血。如果一个经营管理者也与投资者一样,整天想着的不是如何把企业管理好,而是想着如何把企业卖掉,他搞好企业的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

  当企业的经营管理者苦心拔力一分一分去赚钱时,投资者却觉得赚得太少了,指标定得太低了;当经营管理者去建设队伍,建设营销服务网络,建设管理基础、生产基础,并做一些长远规划时,他们又觉得太复杂,投资太多却发展太慢;当经营管理者投入感情,让企业具有凝聚力时,他们却觉得反正随时准备转手卖掉,何必投入那么多感情,投入那么多资金?资本投资者与经营管理者的想法是基本错位的。从根本上说,两者的出发点和对企业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

  投资者在两种情况下,可能会给经营管理者发挥作用的空间和时间:一、当投资者感觉到自己的投资可能面临巨大损失时,他们需要挽救自己的投资,死马当做活马医,此时可能放手让经营管理者去操作企业;二、当投资的主体还没有成长得足够大,还不能卖出一个更好的价钱时,他们会给经营管理者一定的时间与空间去养成它。悲剧常常是这样出现的,不懂企业管理和企业经营的投资者自以为懂得,觉得企业是自己的,对企业随意干涉和指挥,对于经营管理层缺乏应有的尊重、沟通和信任。

  而我的问题在于,把利德华福作为自己人生的一个舞台,投入太多的感情,设计得过于长远。即使没有那几个从中作祟的人,最终还是会与投资者分手。

  问题是不那样做,利德华福怎么可能办得好呢?如果不那样做,也不符合我的做事原则和性格逻辑。

  因此投资者一股独大控制的企业到了一定程度,都会麻烦不断,两者办企业的目的不同、感情不同、快慢的感觉不同,这种不同最终会导致分道扬镳。

  投资者与经营管理者目标错位有没有统一起来的可能?也许有吧。至少在上市公司的投资结构中,投资者基本是分散的,很少绝对控股的大股东,投资者的股份尽管可以变来变去,但企业的经营管理者相对稳定。投资者为了让经营管理者把企业当做自己的事情一样去对待,赠予一定的股份或期权,就是一种常见的制度安排。

  应当说,八九年前,在中国,成熟的投资者阶层和成熟的职业经理人阶层都还没有形成。一股独大的投资者可以把企业随意玩弄于股掌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于波给了我五年的时间,成就一个企业,并在行业内形成一个品牌,还是一件难能可贵之事。

  我看到近几年,所有者经营的企业也在吸引投资者的加入,但很少让某一投资者的股份可以操纵企业。这就是聪明的做法。

  离开利德华福一年后,我曾经在合康试图平衡两个大股东的股份比例,可惜尚未迈步就被利德华福以“侵权”和“侵占”之名告到法庭,这一实验随之终止。

  “为何要做彭德怀?”

  有一点是肯定的,在中国,寻求投资者不难,寻求优秀的企业管理者太难。

  近二十年来,如何创办一个不只是赚钱而且让人工作快乐的企业,一直是我的追求。幼时从我身体里长出来的英雄情结和清官意识,在我投身商海之前就已经变成了生命中最基础的价值观。从事企业二十多年来,无论环境如何变化,我从未想过歪的邪的。当年四通为我配的信用卡,我几乎从未使用过,段永基讥笑我“不会用”;做OA部长时“赚钱”机会多多,但我给自己的老婆批一台机器都不敢;在华为,除了公司规定的薪金和分红之外,我从不染指一分不义之财;在利德华福,我出差从来不报销补助,自己请客从不与公司请客混为一谈。后来的司法调查也证明了,在财务上无论公司或个人都无可挑剔。也许有的人认为这没必要,甚至认为,投资者不是也没有因此感激你,反而恩将仇报吗?我这么做出于一种习惯,它可以让我理直气壮地管理,也可以光明磊落地生活。

  正因为如此,工作了这么多年,还是得到了人们的尊重,而这种尊重就是所谓的威信,一种无形的力量。普通干部和员工不必说,即使是段永基、任正非、于波,都对我有所肯定。即便是把我搞下台的那三个人,在公开场合也认为我的人品、能力没问题,他们气恼的是我的性格和跟他们的格格不入。

  我从未真正学过管理,但是我热爱管理,勇于实践、勤于思考。从21岁当中学老师开始就在管理上动过很多脑筋。三年教师生涯让我记住了两条:为人师表和不可误人子弟。后来做企业也如此。

  无论在哪里、在哪个岗位上,始终如一地按照我做人的原则去做。尽管没有什么奇思妙想和惊天动地之举,把最基础的工作做到位,也就是按照做一个正常的企业所应该遵循的规律,坚定地前行,不存异想,也不期望一步登天,多年积累下来,反而成就了一些事情。

  18年来,无论做哪个企业,从未亏损过,也从未失败过。这大概就是天道酬勤吧。

  自尊自爱使我的自尊心到了不容任何人伤害的地步。不怕任何人向我的能力发出挑战,但是对我的任何形式的怀疑,换来的都将是我的拂袖而去。不怕任何人对我提出任何意见,但是要求我做丧失人格的委曲求全,对我都是苛求。

  办理离职利德华福的时候,于波还跟我谈过一次话。他不无惋惜地说:“李总,为什么你不能做邓小平,而要做彭德怀?”他的意思是说我做人、做事不会拐弯,缺乏必要的忍辱负重。我告诉他,这一辈子我只懂得办企业,不懂得搞政治。将企业与政治放在一起,我就更不懂了。

  人为什么要忍气吞声、忍辱负重呢?无非是为了以后能攫取更大的权力或利益,但是我的追求不是这个,我追求做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

  18年过去,我从未后悔自己的每一步。

  唯一可惜的是,若继续几年,我本可以让利德华福更精彩,可惜有人不让我继续。我不能亲自护送这个企业达到它应有的那种高度。在休闲的一年时间里,我已经想好了我该做什么。过了2006年春节,我已58岁,但我从未觉得自己老了。我打羽毛球时,还能经常鱼跃和前滚翻,这是一般年轻人也难以做到的。

  当然,我会谨记妻子见识不凡的劝告:李玉琢,无论做什么样的企业,都不要为了“复仇”而做。

  前途未卜,但,我将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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