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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 八评华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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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华为高层中唯一没被任正非骂过的,原因之一是我年龄大(华为内部年龄最大的副总裁),任比较给面子;第二他也知道我自尊心很强,工作比较自觉。第三个原因恐怕就是我并不是他一手“培养”起来的干部,对我这样的“外人”他还是有所顾忌。我离开一年后,曾去办公室拜访过他,我说:“任总,非常感谢你。在华为工作期间你对我人格还是比较尊重的。”他说:“怎么这么说?”我说:“你从来没有骂过我。”他说:“你没有做错什么,我骂你做什么?”

  但实际上有不对的地方他都拐弯抹角,没有像对待别人那样张口就骂,他对我还是给予一定尊重的。

  我走之后,孙亚芳说我离开华为是因为没有接受华为的文化,她说得对。我的认识的确与华为文化有很大不同,我不喜欢被驱使的文化,我喜欢独立空间的能力发挥。我认为高级干部应该为老总分担工作,而不是事无巨细地汇报工作。

  下面请看任正非的几位曾经被认为可能的接班人的情况:

  李一男:

  华中理工大学少年班硕士研究生毕业,初到华为时在研发部,于郑宝用之后担任中央研究部总裁。他后来做了莫贝克第三任总裁。上任之前,他找过我,问了莫贝克的情况。1996年他才二十五六岁时就是华为副总裁。后来还是华为的副董事长。任正非对他很宠爱,人们都背地里叫他是“任正非的干儿子”。

  李一男的业务能力很强,他管理偌大的中央研究部,那几年还是做出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作为一个年轻人,我觉得他的管理水平一般,没有独立办企业的经验、能力和耐性。毛病是,年轻气盛,有些任性。在后来单独办企业的过程中,他有意无意要照搬任正非的一些表象东西,而没有学到任正非的实质,这可能是导致失败的重要原因。

  像李一男这样在华为如日中天的人,最终也会离开,让人们感到非常惊诧。

  据说是因为他与孙亚芳矛盾比较尖锐,工作看法冲突很严重,彼此之间曾经互相吵过。

  到莫贝克之前,李一男负责的是与市场总部平行的产品总部,当时孙已是董事长,难免对李一男所管部门的工作指指点点。李一男认为她是外行,当然不买账。通常情况下任正非会站在孙亚芳一边,最多是哄一哄李一男。李一男在华为一直顺风顺水,何时受过别人的气?见任正非支持孙亚芳,而不是自己,自然怒从心头起,心想还不如出去创业算了。

  1999年底我临走时向他道别,他居然跟我说:“走吧,走吧。”一点也没有挽留可惜的意思。当时很奇怪,现在想来,他恐怕那时就有了出走的念头。我后来曾问过他何时有了离开华为的念头,他说是被派到莫贝克的时候。那应该是1999年底。

  李一男出来之后创办了金色港湾公司,一开始承包了华为的数据通信产品的全国经销(打着内部创业的旗号),不久就推出自己的几乎和华为一样的产品,迅速抢占了很多市场。李一男与华为的矛盾迅速升级。华为采取围剿战术:

  凡是有港湾产品的地方,要求华为无论如何也要把项目拿下,不惜低价,甚至是赠送,目的就是让李一男的产品卖不出去。

  让任正非恼羞成怒的真正原因我觉得有两条:一是李一男把华为的人整建制地拉走,包括一些高层干部,甚至董事会的人,如黄耀旭、彭松等,这是任正非很难忍受的,他感到很没有面子;其次,李一男那么快搞出产品,任正非认为港湾是盗窃了华为的技术。曾经情同“父子”,如今视若寇仇。

  曾经有一次一起吃饭,我跟李一男说:“李一男,你这么做下去,恐怕越来越不利,数据通信设备只是华为的一小部分,对你却是全部,你赌不起。不如向任总服一下软,和解一下,你去说不方便,我去替你说。”李一男也是一个倔强的人,他谢绝了我的好意。

  不久港湾真的被任正非收编了,李一男又被任正非捏在手心里。

  郑宝用:

  我1995年刚进华为时,郑宝用是华为当时唯一的常务副总裁,大约半年后他却突然被撤了。什么原因至今不清楚。

  郑宝用是个很有能力也很有思想的人,是华为初期开发的有功之臣,也是任正非的得力助手。他与其他干部的很大不同是,从不趋炎附势,敢说真话。

  对任正非也如此。他是一块好材料,无论人品还是见解、能力,如果一切正常,他成为任正非的接班人有可能。

  我说有可能是因为,在华为这种大一统管理的体制下,干部们管理的部门再大,也毕竟不是企业。缺乏独立操作企业的实践,即使素质、悟性和能力都不错,也还是有距离的。

  郑宝用不做常务副总裁之后,做了其他一些临时性的工作。华为的海外市场(香港市场)首先就是由他打开的;据说莫贝克卖给艾默生的主要谈判也是他做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郑宝用的常务副总裁为什么被任正非突然撤下?一种说法是,任正非认为通过这种方法,可以防止郑宝用有松懈之心;也有人说是他与孙亚芳的矛盾导致他被弃用。

  郑宝用有点被边缘化,我很同情他。有一次,我和他一起乘飞机,我直言不讳地说:“郑总,我觉得你这几年很压抑,你是一个有能力有见解的人,应该在华为单独地挑起一些工作。可是你现在像是在打短工一样,你不觉得委屈吗?”他叹口气说:“很多人都劝我离开,但是为了华为大局,我不能动。华为到今天不容易,很多弟兄在看着我。”

  大约2003年时,他不幸得了脑瘤。华为倾力为他医治,居然奇迹般恢复了健康。我估计他再担重任的可能已经不大,保持身体健康对他是第一位的。

  聂国良:

  我刚进华为时,聂国良是电源事业部总经理。莫贝克改组时,他带队整建制加盟莫贝克,任副总裁。不久回到华为总部,迅速晋升为常务副总裁。据任正非说,提拔聂是由于他能大胆引进人才。除此没听说有何其他的过人之处。

  他举荐的人物之一,是把一个浙大的博士后介绍到莫贝克,后来任正非为这个博士后曾埋怨我工资给得低,职务提得慢;我后来不得不离开莫贝克,据说聂国良和这个人都起过作用。

  任在华为从未公开提到哪个人是接班人,但在1997年初让聂到莫贝克兼职的时候,任曾说:“我准备让聂国良将来做华为的总裁,因此只能兼任莫贝克的一些工作,不能调去。”那一阵聂成了华为最炙手可热的人物,什么事都交给他,大有权倾一时之概。

  聂国良在我之后做了整整三年的莫贝克总裁,没有表现出格外的领导能力,但还是很尽心很努力。有一次在青青世界,因为一个干部的使用问题被任正非狠狠地骂过之后(我与付恒科在场),我搭他的车回宿舍,他向我哀叹:“没法干,怎么做都不对。”后来做了一段审计工作,不久提出辞呈,大约于2000年离开华为,好像创立了一个咨询公司。

  有一次我在深圳见他,问起离开华为的情况,他不满地说:“交上辞呈不久任正非就找我谈话,说了几句出去做事不容易的话,没有三分钟就把我打发了。”显然在任正非的心目中,聂从来就不是有分量的干部,聂的威信、能力也远远没有达到那种程度。聂在华为做了十年,临离开时,任正非连稍微挽留的意思都没有,聂怎能不伤心?但当年任正非当着我的面说,聂国良是华为未来的总裁,到底是真心还是假意?

  据聂自己说,任正非之所以用他仅仅是为了平衡郑、孙二人的关系。若果真如此,我在莫贝克时,任不是也用他对付过我吗?

  孙亚芳:

  对于任正非这样一个个性极强又极具操作力的强势领导人,在华为公司,孙亚芳是他最给面子又最能听得进话的人。孙亚芳的真正作用,也许并不像她目前所担任的职务——董事长那样规划企业或决策指挥,大多的场合是助手、参谋、政委的角色,尤其任正非不愿出面或不便出面的场合,由她充当特使的角色,以女性的温和、忍耐会比任正非的急躁、刚烈更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或工作的推进。

  孙亚芳的聪慧、干练以及对任正非的脾性、思想的领悟,是其他任何人所不能及的,包括她极好的英语,都是任正非所倚重的。任、孙合作长达二十多年,如果不是由于思想理念的一致以及为人处事的合拍,则不可能会这么久。

  在干部面前,在多数场合下,任对孙似乎言听计从。说她是任最为信赖的助手似不为过,不然也不可能将董事长这种法理上的最高职务让她担任而不是别人。但是在大多数干部的眼里,觉得她不如任正非更实在、更容人,对她都敬而远之,与她来自国家安全部门也许有些关系。

  孙亚芳尽管在公司高层多年,有凌驾全局的角度和机会,并见过许多世面,但她成为华为未来第一人的可能性并不一定很大,因为她从未单独操作过企业,她还缺乏这方面的经验。而任正非退休时,孙亚芳恐怕也六十上下了。

  在我主政莫贝克期间,任与孙曾酝酿过结婚,任正非因此曾一度让孙担任我的助理,任命也发布了,但实际上她一天也未到位。不久,在一次干部会上,任说孙不愿做家庭妇女,还想干事业,婚姻的事就告吹了。

  我调离莫贝克是孙找我谈的话;我离开华为,她又代表公司到北京劝我回去;2000年1月3日,是她在我的离任书上最后签字,并把她在哈佛学习的几本书赠给我,我至今没有看过,但还保存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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