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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和段永基筹建合资公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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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的生产基本是SKD(从日本进口的大部件)组装,相对比较简单。中国的中文电子打字机最早的生产,就在我这样一个白丁的手里摸索着展开了。

  遭遇罢工

  北坞村是北京西北郊的一个农村,属于四季青乡。最初借给四通2万元钱起家的四季青乡的乡长李文元,将北坞村“农业学大寨”时建造的、荒废好几年的一个十亩地的院落推荐给四通。此处西临西郊机场,东临颐和园。玉泉山也在附近。院落的围墙内有两幢二层的小楼,中间一个大食堂。合资公司将南边的那栋小楼做了办公室,北边的那栋改做员工宿舍。生产车间就安排在大食堂内。

  我带着三十几名工人最初进驻这个院落时,一派荒凉,茅草丛生,砖石遍地。将这里收拾出来几乎用了一周的时间。没有水喝,吃饭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与任何创业初期一样,条件是艰苦的。但我也知道这样的艰苦正是锻炼队伍的机会。

  生产线还没有装起来,车间装修也没有完成,第一批零部件已经从日本运来了,怎么办?我们在中关村找到一个放暑假的学校,租了一间教室进行组装生产。我跟工人们一块儿干,从车上卸下零部件,装成整机后通电测试各种功能没问题,就装箱发出去。每天一百多台,尽管很累,但大家都很有干劲,对企业的信心也逐渐建立起来。只要有事干,有东西可卖,企业就有前途。当时的想法就这样简单。

  同世上其他的事情一样,不经过点儿磨难似乎就不正常。生产线刚运行一个月的时候,出事了,工人们罢工了。第一次发工资后不久,四通在友谊宾馆举行了一次文化晚会,所有的人一起联欢。相互间一沟通,工人们听说四通老员工的工资已经达到了300多块钱,而自己才不过80—150元,心里顿时不平衡起来。

  第二天上午有人向我报告,工人们停活了。为什么?说工资太低了,活太累了,要么增加工资,要么增加人,不然就不干了。过去只听说工人们对付资本家才闹罢工,现在居然轮到了自己头上,真是万万没想到。

  我跑到车间,苦口婆心跟大家讲:公司刚成立,什么利润都没有,给你们发的工资已经比原来的工资翻了一倍(工人们原来的工资40—70元)。四通其他部门的人都已经在公司干了两三年了,而且是做开发的,做销售的,工作性质不同,大家不应该盲目攀比。两三年后公司效益好了,你们也会拿到他们那样的工资。

  以我当过老师、当过处长的说服水平,讲了一个多小时,还是没能说服工人们。此时没有人可以商量,也没有人替我撑腰,我必须代表合资公司独立解决问题。此时的任何含糊、犹豫和软弱,都只能让事情更糟。

  于是我向工人们摊牌:“道理不再讲了,你们给我摆了两条路,第一,是答应你们的条件。我明确地告诉你们,这是不可能的。如果我同意你们的意见,涨工资、增加人手,你们会永无止境,我也永远无法满足。而且我认为你们的工作量并不大,没有必要加人,在没有赚更多钱的情况下加工资也是不现实的;第二,是请你们离开。我郑重地向大家宣布,带头罢工的四个人开除。”

  话音刚落,立刻有一些女工号啕大哭,有一个老工程师站出来说:“李工(四通合资公司的干部员工一直这样称呼我),你怎么也不做思想工作?说开除就开除,太不把我们当人看了吧?”我说:“好!你再多说一句话连你也开除。

  现在我宣布,罚你一百块钱!”

  大家都傻了,没想到我竟然这样“蛮横霸道”。

  这种情况的出现,表面看是利益问题、工作量的问题,实际上是企业机制的转变与人们旧有观念的冲突问题。人们在国营体制下散漫惯了,干好干坏一个样惯了,以为在合资企业大家工资也都应该差不多,这是仍然用旧的一套思维方式来衡量改革开放后的民营企业、合资企业,自然要起冲突。这是我加入四通后,第一次面对这样棘手的问题。但是我知道,如果不这样处理,以后没法管理。沉默了一会儿,带头罢工的四个人中的一个人站出来说:“李工,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当场表态:“好,给你机会,留下好好干。其他三个人到财务办手续。”

  一次突如其来的罢工,就这样让我在一个多小时内摆平了。从此以后,合资公司生产部的工作基本进入轨道。

  作为管理者无论如何善良,在管理上你必须将善良压在心底深处,不可以乱施仁慈。树立明确的章法概念至关重要。

  四通有一个规定,我觉得非常有用并一直坚持:任何人不得打听别人的工资,凡因知道或泄露工资而引起不满的,扣罚一级工资。这一规定对任何人都是有益的,会避免很多不必要的心理失衡。

  这次罢工正是在这一环节出了问题。

  人家叫我“大灰狼”

  一个优秀的管理者永远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无论发生任何情况都要临危不乱,有比较妥善的解决办法,并对自己的行为敢于负责。事情临头方寸大乱,畏首畏尾,一辈子不会有作为。

  但对我这个生产部长的考验并没有结束。

  合资公司成立不久,引荐我进入四通、担任合资公司贸易部部长的陈永长找我,希望能安排他的小舅子到车间工作。我提出的要求是,不要干涉我对他小舅子的管理,陈永长同意。几个月后,他的小舅子由于表现不佳,不服管教,我让其回家反省。陈永长来找我,希望再给个机会。我说,可以给机会,但必须先到车间打扫一周的卫生,表现好了,可以恢复原来的工作。陈永长大为不满,找总经理段永基告状,说我不给他面子,他的面子只值一把扫帚钱。当时的段永基头脑很清醒,当即表态:“李玉琢做得对。”陈永长后来还好,合作如初。他的夫人却从此再未理过我。

  后来还发生过夜间值班人员喝酒,向围墙外的农民院里扔酒瓶的情况,得到报告,我毫不犹豫将肇事者开除。而这个肇事者恰恰是计算中心党委书记的儿子。我接受了人家,又亲手把他开除,其“冷酷无情”连我自己都背地里摇头。

  为了在公司实行禁烟,我颁布了一个规定:生产系统的吸烟人员凡在公司上班期间做到不吸烟的,每月奖励20元(当时相当于三级工资);凡加入此活动享受此待遇而违反者,罚款40元。此规定施行后基本杜绝了人们在公司范围的吸烟,20元对当时的人们还是有吸引力的。有一天工间休息,我无意间溜达到车间库房后,发现三四个工人在此喷云吐雾。我毫不客气,记下他们的名字交到财务部。

  经历过这些事情,很多干部员工当面称呼我:李工。但背地里也有人叫我“大灰狼”的。我听了不仅没有反感,反而觉得很受用。

  几个月后,副部长张扬据说因为与张月明发生冲突辞职了,这让我大吃一惊。好在后来陆续引进丛敏、马云生、冯怡然、范伟强等一批有一定技术背景又有一定工作经验的干部,分别担负起生产技术、生产装备、计划采购、生产管理等工作,生产部的实力大增。

  后来我还将生产部的中层干部实行换位轮岗,有意培养干部的业务综合能力和对其他工作的理解,一开始遭到个别抵触,认为我是瞎折腾。时间长了,干部们逐渐体会到换岗的益处,又开始对我说:李工,看来你是对的。

  升任副总经理

  组建合资公司的生产部,我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幸运的是,我有三个得力的助手,一个是副部长张扬(主管计划调度),一个是车间主任于心平,一个是质管部长郭春伟。为了让生产系统尽快地运转起来,他们非常配合,也非常卖力,从不讲任何代价,总是积极主动带头去做事情。任何地方只要干部们以身作则,那里的工作氛围,那里的凝聚力,那里的工作干劲,一定是充满活力的。

  说实话,不要说办企业大家是第一次,搞生产也没有几个懂的。我们真的是探索着前进,包括制定各项制度、安排生产计划、购买生产设备、调度人力资源、协调各部门关系,我们都是主动去探索,从不等待谁来安排。

  在合资企业当生产部长最爽之处是我的任何想法都能够得到推行。我们几个人常常一起研究,如何提高生产效率,如何保证产品质量,如何理顺生产流程,如何规划生产布局,如何调动大家的工作热情。我们总是不满足,总是想办法,希望做得好些再好些,有一种无形的动力、强烈的进取心。我的管理理念、我的创新思维,我的坦率的性格以及实打实的工作作风,在合资企业有了用武之地。工作的激情像传染一样,感染着每一个人,大家每天都干劲十足。

  记得在四通工作的头半年,下班回家累得连话都懒得说。妻说,你像打了鸡血,比在计算中心时更加卖力了。

  事情就是这样奇怪,同一个人在不同的体制下,完全变成了两个不同的人。

  在已经形成的氛围中,大多数人会不由自主地前进。四通在其短短的两三年内,对内对外都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感召力,除了社会刚刚开放带给人们的创业冲动之外,不能不说还有四通自己独特的环境氛围对人们的影响。

  四通头一个月发工资是打在存折里,对我这个从工资表上领惯了工资的人来说,这是一件新鲜事。拿回家翻开存折一看是250块钱。这在当时是一笔很高的收入,足以让两口子一夜难眠。我当处长时,加上独生子女费及粮油补贴不过143元;当局长的才160多元;我们计算中心的主任、国内著名的计算数学权威冯康教授每月也没超过230元。

  报到的时候,万润南、段永基、李玉、叶延红都没有跟我谈过薪水的事。

  人家没说,自己也羞于提起,更不好意思询问别人。这成了我一贯的风格。记得1995年到华为时,郭平副总裁询问我在四通的工资是多少,我如实讲了,华为最初几个月给我的工资与四通一样多。妻曾笑话我:咱们家李玉琢真够实在的!意思是我连多说一点都不会。

  1987年5月27日合资公司注册完成,公司在海淀剧院召开了一次成立大会。

  成立大会当天,高朋满座,北京市前市长焦若愚,北京市计委、经委、外经委、工商局、税务局、外管局及海淀区各局、委的领导同志,三井物产董事、物资及纤维总部部长石田邦夫(合资公司董事),三井物产第二物资部长岸田登(合资公司董事),三井物产驻中国总代表远藤滋(合资公司董事)等都出席了成立大会。显然,当时的北京市政府和三井物产都很重视此事,都派遣了重量级的人物与会,可见四通与三井物产建立的合资公司在当时是多么地具有影响力。

  当期的《四通人》上还刊发了一篇段永基的署名通讯,标题很长:《中日合资北京四通办公设备有限公司(SOTEC)成立,显示了四通的技术实力和工作效率》。文章说,成立索泰克的项目建议书,从1987年3月24日正式上报北京市计委,到5月27日已领取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签发的营业执照,仅用了两个月零三天,这在北京市的合资企业兴办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在三井物产与外国兴办合资企业的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在北京市的合资企业中,由中方持有技术股份,且技术股份占注册总资本的25%,更是独此一家,首开纪录。

  这充分体现了公司的技术实力及工作效率。

  记得四通方面担任合资公司董事的有:万润南(董事长)、段永基(董事)、王安时(董事)、李文俊(董事)。合资公司设七名董事(加上日方三名),但章程里明确规定,重大事项的决策必须全体董事同意方可,以此避免四通简单多数说了算、不顾日方意见与利益的情况发生。这也是日方(只占25%的股份)精明的地方。

  北京四通办公设备有限公司在四通的历史上有它独特的地位,它是四通产业化进程的第一步,支撑四通半壁江山达十年之久。这是四通最为重要的一项战略举措。

  就这样,风风火火、充充实实地干了一年之后,1988年5月,由段永基总经理提名,董事会通过了陈永长和我作为合资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当了副总经理的最大好处是,可以每年一次或两次列席合资公司的董事会,见识日本企业高层和四通高层的对话与博弈。有时会到日本东京三井物产去开会,可以不断接触和领略日本的社会,包括坐新干线,参观日本企业,逛日本的电子一条街——秋叶原,这对于我们这些刚刚走出国门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是进入了一个巨大的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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