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让“阳光”撒满大地(2)
杨澜知道，长期以来，中国的专题片和纪录片已经接受了一种约定俗成的制作模式，教条式的开场，故事样的讲述，带几个镜头的插入，最后是总结性的评价。因为受到主题先行为主的作业方式影响，什么事情都是先给一个帽子，然后统一的服装，穿上不合脚的鞋，就完成了。千人一面皆大欢喜就是成功。这样的方式忽略了人文情感，失去了交流互动，缺少了精神感化，所以，杨澜不想这样走别人的车辙。或者说，杨澜希望能走出一条属于自己，带有浓厚的杨澜电视风格之路。
世界上原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有路了。但有路的地方总是缺少发现的美丽景物，要想看到与别人不一样的风景，重要的是自己走出一条路来，比这个更重要的是自己走出来的路就不要继续重复着走，因为同一个风景看的次数多了，就不再是风景了，那是一种灵魂的重复，会因为缺少心灵的发现，让生命的创作变的没有意义。
电视圈子里流传着一个笑话。说有个人到电视台应聘工作去了。台里的人就问：“你会摄影吗？”来人理直气壮地说：“不会。”继续问他：“那你会制片吗？”有点迟疑地说：“哦，也不会。”
“场记你会吗？”还是答：“不会。”
“那开车你总该回吧？”问的人小心翼翼地。
回答的人绝望的说：“不会啊。”
台里的人不耐烦地说：“开和停呢，这两个字你总该会说吧？”
对方马上爽快的接过话去：“那我会啊。不就一个开，一个停吗？”
台里的人说：“好，说的好，你去做导演吧。”
这个在电视圈子里广为流传的笑话给人一个启迪。一个导演好像什么都不做，在喊一声“开”之后，就是看着监视器。然后再说一声，停。
为了让这个开和停在宽阔和纵深上有内涵，有看点，有思想，杨澜总是反复与导演和制作班子讲一种理念：“忘掉空话，多说细节，忘掉口号，多讲事实本身的故事。以一种不同以往的，别人用过我不用的思路来制作阳光文化的纪录片。”
从这个思路出发，杨澜的第一批节目一次就制作了15集的数量。在这个数量的背后是质量的保证。从西方的政府要员，到西方的商业精英，从东方的文化名人到社会名人。比如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总裁杰克·韦尔奇和原副总裁杨雪兰，还有让杨澜崇拜的王光美、作家王蒙、奥斯卡电影原创音乐奖的获得者谭盾等等，都是杨澜选择的重要对象。
杨澜想通过纪录片的手段记录下这些人的经典片段，作为历史的一种见证，作为平常生活中的一种教科书，为后人留下一点什么。
4．阳光文化的抒情方式
阳光文化提出的口号是“以娱乐传播教育，借信息照亮生活”。这就是阳光文化的抒情方式，或者说是阳光的文化精髓。
从一开始阳光文化就给成人的世界打造出一副可以随意拼凑的七巧板，任何一个喜欢杨澜的人都可以在阳光文化里找到自己喜欢的抒情方式。但阳光文化毕竟不是杨澜讲述的童话故事，所以，杨澜只能全力以赴编织阳光的文化霓裳。
杨澜说：“我记得1998年1月份我在凤凰卫视首先开出《杨澜访谈录》，当时应该算是中国电视上，如果不算台湾地区的话，就是中国电视上第一个以高端人物访谈为主的，那个时候都没有这样的节目。在这之前，我估计可能唯一的一个有类比性的就是敬一丹在中央二套开出过《一丹话题》，但是只做了一年多的节目就停了，而且是经济领域的。那种比较广谱的、所谓社会公众人物的人物访谈节目，《杨澜访谈录》是第一个。它当时的特点第一就是由于是在凤凰卫视播出，所以它的语言环境比较宽松，它的国际参考度比较高。我也试图从过去一个综艺节目主持人往人物采访这里来做，其实当初的挑战性挺大的。就是当时第一个要攻克的难关就是不能说外行话，就是尽量少说外行话。”
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这句老话放在《杨澜访谈录》里真是再合适不过了，为了使节目更加有独创性，也为了挖掘被访者的内心与情感世界，杨澜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从杨澜在阳光文化的理念定位里，我们可以看出一点。
变是为了适应，变是为了生存，变是为了更好地发展。从杨澜的变化里，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来阳光文化即将和以后所要走的文化轨迹。
比如，在实际的操作过程里，如果杨澜采访的是政治家，那杨澜就应该懂得政界的语言，所以杨澜以“变”求新，“新”则富有灵气。
如果采访的是学者，杨澜就应该了解学者的思维方式和讲述习惯，这时候杨澜以“变”求实，“实”则精力充沛。
所以，从那个时候杨澜就发现，哪怕都是英语、或者都是中国话，在不同的文化领域中，语言都有完全属于自己学科的语汇系统，甚至包括每个句子的结构方式、包括词的选用，包括同样是在求教对方，它的语言系统都完全是不一样的。这样的发现对杨澜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刺激，这就需要杨澜全新改变自己的抒情方式来适应不同的学科精英。
比如杨澜今天要采访索罗斯、明天要采访奥尔奥莱特，就是这种政经人物，都是重头人物。那么在采访之前，杨澜就必须要准备充足的功课。这跟原来做主持人不同了。原来做主持人做人物采访时，导演都会提前给你一个提纲，杨澜按照提纲上的问题直接发问就可以了，自己完全不用操心。现在变了，一切都要从自己开始。也正是这种身份角色的定位转变，让杨澜从那个时候起就特别强调做采访前的准备功课。这样的作业让杨澜的采访慢慢地在圈内创出了名气，很多人都说：“杨澜就是强调做功课。”
笨鸟先飞，也是一句老话，意思是勤奋可以换来成绩。反过来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是一只聪明的鸟先飞，那会怎么样？我想结果一定是让大家望尘莫及。
杨澜相信人在智商上应该没有很大的差别，杨澜也不相信做访谈节目是靠灵机一动的什么小聪明。所以杨澜做功课，一直用学生的心态来制作节目。杨澜说：“虽然我在现场的提问大概只有40％左右是事先准备的，60％都是即兴来问的。但是你在事先做好对这个人物和所谈话题的了解，我觉得一定要有一种、甚至你要对自己有一种学术的要求。这也是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受到美国大型新闻访谈类节目的工作程序的影响。比如说他们采访一个国家领导人，他们的文案是按尺来算的，很厚的，而且他要把对这个领导人了解的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学者都要来谈，这样他才能在一个小时内问出最有水准的问题。”
杨澜一年要采访104个不同领域里的领军人物，每周访谈2人。你可以想像杨澜要做的功课将会有多少，准备的资料有多厚。
在当前访谈类节目乱如诸侯争霸的今天，杨澜确定了自己的方向，明确了自己的抒情方式，那就是用一种有别于其他访谈类节目的方式来做自己的人物访谈。更多的去注重人文的东西，比如说人的独特的经历及在这些经历中产生的独特的想法。杨澜想通过这样的节目给大家一点启迪，给自己一点启迪。
真实是杨澜一贯的原则，体现在电视节目上就有了杨澜的谈话风格和电视定位。所以，杨澜的阳光卫视从头到尾都是非虚构的，所以杨澜讲真实的历史、杨澜讲真实的现代，杨澜讲真实的未来。纪实的制作方式，给人们传递的不只是最新的人文信息，还有各个领域文化精英带来的社会思考。
虽然杨澜追求的是写实的挖掘和记录，但却能调动运用各种手段把阳光卫视里的所有节目融入一种娱乐的元素，使阳光的节目好看，不枯燥，不说教，用一种文化的心态和娱乐的方式来还原杨澜看到的，听到的。
这就是阳光文化抒情方式带来的魅力与震撼。
5．换一种玩法要转换一种思维
目前流行着关于逆向思维的话题。最简单的逆向思维就是脑筋急转弯了，很多很简单的事情如果使用常规思维是无法正常解答的，换一种方式就可以。这样的结果就是引导你打破常规思路去另外寻找一种答案来解决问题。
比如，有个经常会听到的问题，一加一什么时候不等于二。正常的思维往往陷入一种既定模式，认为应该列式子，或者设未知数来解方程。其实答案很简单，算题算错的时候，一加一就不等于二了。
很多人知道这个答案的时候首先会哑然失笑，然后并且有的人会对此有兴趣，有些人则会一笑而过。但在商业上运用这种逆向思维成功的小故事，还是让杨澜感觉到，换一种玩法首先要转换思维，这是成功的前提。
杨澜提到了自己看过的两个小故事，都与商业有关系。不同的是一个是加法成功的例子，一个是减法成功的例子。让杨澜很受启发。
第一个故事是这样的。有一家牙膏厂，很想增加自己的产品销售量，但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方式，他们改换包装，变换花样，增加品种，还是无法让销量上升。没有办法，公司开会讨论，有人说：“我们可以用大包装，让大家一次就买回两次的量，这样不就有销量了吗？”马上有人反驳说：“这怎么能行呢？好像你多了，可是消费者购买的次数也会减少一半啊，结果还不是一样。”又有人说：“那就用小包装吧，这样大家买的次数就多了。”所有的人都笑了，那样跟大包装的原理是一样的啊。后来，老板说：“谁要能让牙膏销量上升，我就给他一半股份”。这时候，有一个人上来给老板了一个条子，上面写了一句话，果然，牙膏销量快速提升。没有人知道是什么话，只有老板知道。很多年以后，才有人揭开谜底：“把牙膏的开口直径增加一毫米。”道理说穿了就很简单。每个人在牙刷上挤牙膏的时候都有个习惯长度。开口大了一毫米，人们根本不会注意，这样牙膏每次就多用了一点，于是，销量就会大幅度攀升。
杨澜在这个故事里学习到的就是如何把电视的内容尽可能多的带给大家，刺激人们的收看欲望，从而到达与牙膏销量相似的效果。在有限的时间里让自己的“产品”以尽可能多的内容给大家带来精神上的愉悦和文化上的审美。
另一个故事也给杨澜带来了启发。
说的是一个生产圆珠笔笔芯的企业，但在市场上效果不是很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笔里的笔墨还没有用完，但是笔尖上的圆珠就坏了，这样还有很多笔墨就无法使用了。这是圆珠笔笔芯的致命问题，因为扔了可惜，不扔又没有办法继续使用，有点鸡肋的意思。厂里请了很多专业人士来解决圆珠笔的笔芯问题，很多方法都尝试了，还是无法解决问题。后来厂里的一个员工用了一个简单的方法解决了问题。他把圆珠笔的长度切短了，当圆珠笔芯的圆珠报废的时候，笔墨也刚好可以用完。这同样是一个逆向思维解决问题的故事，这里用的是减法。
这个故事给杨澜的启发是，你的节目不能太长，不能因为你的节目好看了，你就可劲的加长。任何审美都会有一个疲劳的过程，就像圆珠笔的圆珠一样，杨澜可不想让观众这样来看待她的节目。
杨澜充分考虑了需要采访的每个人，因为每人的经历不同，每人的领域也不相同，这样杨澜在前期所要做的素材筛选工作就很重要。首先要把尽可能多的内容有逻辑的“加”进去，其次还要截取到正好的长度，这样的过程几乎每天都在进行着。杨澜说：“虽然每天都这样做着相同的工作，但因为不同的采访对象，所以每次都是一种新鲜的感觉。”
第二节阳光卫视，一个破碎的美梦（2003年）
是梦就有醒来的时候，在梦醒来的时候，我们或欣喜，或忧伤，在这样的回忆里，我们好像忘了，梦总归是梦，是梦就总有清醒的时候。当阳光卫视成为一个破碎了的美梦的时候，杨澜有没有清醒呢？
1．开始与结局一样美丽
有些问题是无法回避，当我们不得不去面对的时候，也许要承受更多的心理压力，但真要是面对了，你就会发现面对往往比逃避更能解决实际问题。
当杨澜在阳光文化的经营中，不得不面对三年来，累计亏损超过两亿港元的问题时，杨澜清楚的意识到，这时候的放弃，其实就是一种拯救。如果不在此时选择理智的放弃，那阳光卫视就真的完了。
这就像一个家庭，当自己再也无力继续负担孩子生存问题的时候，选择放手，把孩子送给有能力抚养的人家，对孩子来说就是一种拯救。虽然对父母来说，这个决定是痛苦的，但为了孩子也只能如此。阳光卫视就是这样一个孩子。
2003年6月，杨澜宣布将阳光卫视百分之七十的股权卖给内地的一家传媒集团，这样，杨澜就彻底地退出了阳光卫星电视的经营。
以退为进。是一种常见的战略手段。我们没有理由相信杨澜这样的做法是一种宣布失败的暗示，因为从杨澜的电视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来，杨澜在电视上从来都没有觉得自己失败过，因为杨澜一直在选择。这次的出售只是一次电视运营上的重点转移。
杨澜曾经这样形容过自己的经营：“原先计划两条腿走路，但事实上，其实一直是一条瘸腿在走路的。那么单靠这一条腿来支撑一个卫星的频道来说，我们短期看不到一个盈利的前景。”
两条腿走路，对于阳光文化来说，一是网络，另一个就是阳光卫视。
网络虽然红火，但网络文化运营的时代还远远没有到来，所以，从一开始，阳光文化就没有这条腿，阳光卫视，因为卫星频道在国内还没有形成一个健全的运作市场和良好的运营环境，所以，这条腿从阳光文化的开始就是残疾的。
这就是杨澜最后不得不放弃阳光卫视的直接原因。因为阳光卫视出生的时候就是一个“残疾孩子”。杨澜最后不得不忍痛割爱。
其实，面对市场的压力和公众的置疑，杨澜也时常地感觉到自己缺少充分的准备。甚至是觉得自己缺少足够的见识。
任何一种事情都有两面性，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就像取舍的两个字一样，我们无法同时拥有，你取了一部分就一定会舍掉一部分，这就是客观存在。
花开的时候很美丽，种花的人一定会因为花的开放而心情舒畅。但花开了，总会枯萎的，有一天花枯萎的时候，种花的人就会感到隐隐的忧伤。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于是，有哲人说，要避免花落时的忧伤，你最好开始就选择不种花。
但事实是，很多人都做不到这点。那么我们换一种心情呢？花落的时候我们不去留意枯萎的伤感，而是去关注花落之后，结出的果实之丰硕，会不会是另外一种境界？
用这样的心境来观看，开始与结局都一样美丽。
杨澜的开始是一种很美丽的想法。那是一种很唯美的电视文化寻根的梦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