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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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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常在夜晚,我握了那节紫竹坐在1幢山边石上细细想我陈世伯,想一阵,吹一曲,吹一曲,哭一场;倦了时,回家上床苦巴巴盼在梦里能见他吹萧论史下围棋;却又怎么也做不出梦来,就更伤心,直觉得有一部份我的命,也随他死去了。
     
      ※ ※ ※
     
     外婆对她的小女儿百般放心,不断交待的,就只一件事——有三种人千万嫁不得:第一是军人,因为生死难卜;第二是客家人,因为重男轻女;第三是结过婚已有孩子的,因为后娘难当。所以当母亲将毕挺毕挺的父亲带回娘家笑吟吟说大局已定那天,外婆伤心得很:我父亲犯足了那三条戒律——他是军人又是客家人,还已经有了5个儿女。
     
     幸好外婆历来深信姻缘皆由天作合。当母亲轮流着将我的哥哥姐姐从乡下带到广州时,我的外婆,就一个接一个十几年如一日高高兴兴照看着孙孙读书。
     
     外婆告诉我,小哥哥走后不久,她有一天忽然觉得生命快到尽头。还在姨妈刚完婚时,外婆就说过她一定要在我母亲身边活完最后一段时日,于是就来重庆了。离开广州之前,外婆拄着棍,独自在这城市走来又走去,把她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看个够。她被一辆自行车撞倒,跌断了右腿。住进红房子后,她依然继续养伤,天天给我哼儿歌,讲故事。
     
     外婆的一日三餐,几乎全由父亲照料。红房子的老军官们是从不买菜的,即使到了站轮子的时代,买菜也是家属与孩子的事。外婆来了之后,我发现父亲进了家门常常掏出报纸裹好的一包东西:或是块骨头,或是块肉,有时甚至是半边鸡,然后下厨弄好端去给外婆。有次云娃子神秘兮兮告诉我:“今天看见你爸在学田湾那个自由市场拿出盒《大前门》跟农民换藕!”我大吃一惊。后来才发现,爸爸就是从那会儿开始戒了烟的。我注意到,他的皮鞋、呢子大衣、丝棉被,甚至那块带日历的英纳格手表,都渐渐变成些我外婆的吃食了。
     
     尽管爸爸极为孝顺,我外婆依然有件事不肯原谅她女婿,而且坚决不肯原谅:因为他有次差点把我打死了……
     
     从我经常为四哥送馒头给塔吉雅娜时起,陈书剑就极少露面,后来干脆没了人影。他一向如同闲云野鹤爱来就来爱走就走,所以谁也没把他的失踪放在心上,谁料后来竟死了!父亲得到消息,携我赶去火葬场。我见这位原本显得仙风道骨的良师益友竞死得面如骷髅肚如山丘,不禁跪下哭得肛肠寸断。他遗下管自制的洞箫,刻着字,是“钟家一个上好的小孩笑纳 书剑”。常常在夜晚,我握了抓节紫竹坐在1幢山边石上细细想我陈世伯,想一阵,吹一曲,吹一曲,哭一场;倦了时,回家上床苦巴巴盼在梦里能见他吹萧论史下围棋;却又怎么也做不出梦来,就更伤心,直觉得有一部分我的命,也随他死去了。
     
     有天在两路口缆车站,忽然见个老头儿吹箫乞食。老头儿瘦高如竿青竹,还带着两个皮包骨头的女孩。女孩大约五六岁,长得一模一样。他吹的是《小白菜》,一曲终了又一曲,只是《小白菜》,反反复复幽幽怨怨,听得我发呆。想想,就回家抓几把米跑出门,见了云娃子,他问我为什么眼圈红红,我说见了个吹箫老头,想起陈书剑来,不由心中难过。云娃子也回他家抓把米,跟我跑去缆车站。
     
     老头儿问人讨碗凉水,和两个小女孩一起就着凉水嚼生米。老头儿说是陕西人,原在小镇上摆付桌椅代写书信,家有老妻,有儿子媳妇两个孙女一个孙儿。他儿子是攀悬崖采燕窝的,家中日子原本不错。自从儿子两年前失足摔死,生活就开始艰难。随着饥荒越闹越严重,家中饿得大人病倒小人哭。媳妇一咬牙,将自己换了一担白薯,给公公婆婆磕个头,就背上一岁多的儿子,嫁到秦岭山区一户不能生育的人家去了。老头儿留下白薯给病妻,牵着这对一胞双胎的孙女儿,沿铁路一线直讨饭到重庆。
     
     祖孙三人各有一条干粮袋,讨得食物,尽量省出点儿蓄进袋里准备背回陕西过冬。我翻翻老头儿的干粮袋,见些晒得缩成拇指大小的白薯干,红红绿绿的馒头干——想来不是用土茯苓就是用榆树叶磨了浆合面做的,还有些玉米颗,他又将我和云娃子给的米掺了两把进去,但那条干粮袋依然空荡荡剩出大半截。他两个孙女的袋子,还什么也没有装上哩。
     
     当天晚上,我和云娃子半夜三更溜出家门,翻墙进了师范学校,趟过一排木栅栏下的蓄水池,钻进厨房偷吃的。大蒸笼里剩看半圈冷馒头,我们只敢抓出3个,怕偷多了被人发现,回家藏在书包里,翌日送去给那吹箫的老头。看着两个小姑娘吃馒头,看着吹箫老头将馒头一小坨一小坨掰开晾晒,我和云娃子强忍着不当他们的面咽口水。一转身,两人就豪情万丈大唱着《洪湖赤卫队》中“愿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的歌子离开缆车站,自觉成了行侠仗义劫富济贫的江湖英雄。晚上又结伴再去偷。
     
     几天之后,老头千恩万谢道别,说翌日要携同孙女上列货车回陕西。我和云娃子就拿了两个女孩的干粮袋,准备去偷些米给他们上路。
     
     谁知我们刚从水池爬上厨房,就灯光大亮,被早已埋伏好的炊事员抓获。我们俩就被水淋淋押回红房子。
     
     我根本无颜看父亲的脸。师范学校的两位老师还没把话说完,父亲就从门口抓过我重重摔去。跌倒时,我的头碰在饭桌尖角上,立即血流如注。师范学校的老师惊呼着一个挡住我爸一个抱起我。外婆闻讯扶张竹凳用只尖尖小脚踅出小厅问原委。是平生第一次,我有机会在父亲面前为自己申辩,就从那老师臂弯脱出,也不敢去捂头上的伤处,一面任由鲜血顺额流染了衣领染前襟,一面用广州话结结巴巴对外婆说那吹萧老头的家事。
     
     正说着,满脸鼻血的云娃子也被他爹押到我家来了,身后也跟着两位师范学校的老师。云娃子他爹郭伯伯因为营养不良已经双脚水肿,走起路来有点慢,不过打起儿子来照旧狠恶。郭伯伯押他儿子来对口供:因为云娃子一口咬定说我们俩谁也没吃过偷来的馒头。
     
     我对郭伯伯说,我和云娃子只是对着每个馒头拼命深呼吸拼命深呼吸,但从没揪来吃,因为我们认为哪怕只要忍不住馋舔一下馒头的皮,就算不得剑仙侠客的行为了。
     
     爸爸一句一句用广州话将我说的译给外婆听。外婆听完面如止水,摇摇头不准父亲搀她,依然扶着竹凳重回自己房间。剩下那堆大人,就看看我和云娃子,又互相看来看去。
     
     突然两个老军官就要拿出粮票和钱赔馒头,4个当老师的就连连摇手说:“算了算了,又不是小家伙吃的!”后来也不知到底赔了没有,因为我爸爸突然瞪了两个孩子一眼喝道:“还不滚出去裹伤!”云娃子就赶紧伸手捂住我的头,我俩就血糊糊湿漉漉,转身穿过八角厅向我的小房间走去——因为那儿棉签绷带跌打药酒镇痛膏应有尽有,都是我自小用惯用熟的。
     
     这是爸爸最后一次打我。不过,他作出这种决定时,已经是一周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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