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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文物识小录第18节 古代镜子的艺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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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金工用青铜铸造镜子,约在春秋战国时期。多数镜子的背面,都有精美的装饰图案,从造型特征和艺术表现看,可以分成两类,代表两种不同风格:一种镜身比较厚实,边沿平齐,用蟠虺纹作图案主题,用浅浮雕、高浮雕和透空雕等技法处理的,图案花纹和河南新郑、辉县、山西李峪村及最近安徽寿县各地出土青铜器部分装饰花纹相近。有一种透空虺纹镜子,数量虽然不多,作法自成一个系统,产生时代可能早一些。另一种镜身材料极薄,边缘上卷,图案花纹分两层处理,一般是在精细地纹上再加各种主题浅浮雕,地纹或作涡漩云纹、几何纹及丝绸中的罗锦纹。主题装饰有代表性的,计有山字形矩纹、连续矩纹、菱形纹、连续菱纹、方胜格子嵌水仙花纹,黼绣云藻龙凤纹、长尾兽(#)纹,及反映当时细金工佩饰物各式花纹。这部分图案比前一部分有个基本不同处,是它和古代纺织物丝绸锦绣花纹发生密切联系,制作精美也达到了当时金铜工艺高峰,产生时代可能稍晚一些,先在淮河流域发现,通称“淮式镜”。建国后长沙战国楚墓中出土同类镜子格外多,才知道叫它作“楚式镜”比较正确。从现有材料分析,青铜镜子的发明,虽未必创自楚国,但是楚国铸镜工人,对于生产技术的进步提高和改进图案艺术的丰富多样化,无疑有过极大贡献。镜子埋藏在地下已经过二千三百余年,出土后还多保存得十分完整,镜面黑光如漆,可以照人。照西汉《淮南子》一书所说,是用“玄锡”作反光涂料,再用细毛呢摩擦的结果。后来磨镜药是用水银和锡粉作成的。经近人研究,玄锡就指这种水银混合剂。由此知道我国优秀冶金工人,战国时期就已经掌握了烧炼水银的新技术。这时期起始流行的鎏金技术,同样要利用水银才能完成。这些重要发现或发明,是中国冶金史和科学技术发明史一件重大事情。由于新的科学技术的应用,使得中国金工装饰艺术,因之更加显得华美和壮丽。当时特种加工镜子,还有涂朱绘彩的、用金银错镂镶嵌的、加玉背井镶嵌彩色琉璃的,都反映了这个伟大历史时期金铜工艺所达到的高度水平。
     
      到汉代,青铜镜子应用范围日益广泛,图案花纹也不断丰富以新的内容,特别有代表性的如连续云藻纹镜,云藻多用双钩法处理,材料薄而卷边,还具楚式镜规格,大径在五寸以内,通常都认为是秦汉之际的制作。有的又在镜中作圆框或方框,加铸四字或十二字铭文:“大富贵,宜酒食,乐无事,日有”是常见格式。或用“安乐未央”四字铭文,必横列一旁。
     
      其次是种小型平边镜子,镜身稍微厚实,铜质泛黑,惟用“见日之光长毋相忘”八字作铭文,每字之间再用二、三种不同简单云样花式作成图案,字体方整犹如秦刻石。图案结构虽比较简单,铭文却提出一个问题,西汉初年社会,已起始用镜子作男女间爱情表记,生前相互赠送,作为纪念,死后埋入坟中,还有生死不忘意思。“破镜重圆”的传说,就在这个时期产生,比后来传述乐昌公主故事早七八百年。又有大型日光镜,外缘加七言韵语,文如《长门赋》体裁,借形容镜子使用不时,作为爱情隔阂忧虑比喻。另有一种星云镜,用天文星象位置组成图案,或在中心镜钮部分作九曜七星,又把四围众星用云纹联系起来,形成一种云鸟图案。这都是西汉前期镜子。第三种是中型或大型四神规矩镜,用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分布四方作主要装饰,上下各有规矩形,外缘另加各种带式装饰,如重复齿状纹、水波云纹、连续云藻纹、连续云中乌鹊夔凤纹,主题组织和边缘装饰结合,共同形成一种活泼而壮丽的画面。正和汉代一般工艺图案相似,在发展中起始见出神仙方士思想的侵入。这种镜子或创始于武帝刘彻时尚方官工,到王莽时代还普遍流行,是西汉中期到末叶官工镜子标准式样。有的在内外缘间还加铸年号、作者姓名和七言韵语,表示对于个人或家长平安幸福的愿望。最常用的是“尚方作竟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和“新有善铜出丹阳,和以银锡清且明,巧工作之成文章,左龙右虎辟不祥”等语句。有些还说起购买的作生意凡事顺心能发大财。又有铭文说“铜以徐州为好,工以洛阳著名”。它的产生年代和图案铭刻反映的社会意识,因之也更加明确。第四种是大型“长宜子孙”、“长宜高官”铭文镜,字体作长脚花式篆,分布四周,美丽如图画。图案简朴,过去人认为是西汉早期制作,近年来多定作西汉末东汉初期成品。此外还有由四神规矩发展而成的神人龙虎镜、分段神相镜、“位至三公”八凤镜、“天王日月”神像镜、凸起鼍龙镜、西王母车马人物镜,可代表汉末过渡到魏晋时代的产品。八凤镜用平剔法,简化对称图案如剪纸,边缘或作阴刻小朵如意云,富于民间艺术风味。神仙龙虎镜,有的平面浮雕龙虎和西汉白虎、朱雀瓦当,浮雕风格相同,形象特别矫健壮美。一般多用浅浮雕,是西汉以来技法。较晚又用圆浮雕法把龙虎简化,除头部其他全身都不显明,产生年代多在桓帝祠老子以后,有署建安年号的。神仙龙虎镜加“胡虏殄灭四夷服,多贺国家得安宁”等七言诗的,创始于西汉,汉魏之际还有摹仿。又有一种高圆浮雕鼍龙镜,龙身高低不一,在构图和表现技法上是新发展。特别引人注意的是西王母东王公车马神像镜,铜质精美,西王母蓬发戴胜,仪态端庄,旁有玉女侍立,间有仙人六博及毛民羽人竖蜻蜓表演杂技。主题图案组织变化丰富,浮雕技法也各具巧思。有的运用斜雕法,刻四马并行,拉车奔驰,珠帘绣,飘忽上举,形成纵深体积效果,作得十分生动,在中国雕刻艺术史上是新成就,后来昭陵六骏石刻及宋明剔红漆雕法,都受它的影响。这种镜子浙江绍兴一带出现最多,为研究汉代西王母传说流行时代和越巫关系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
     
      又根据近年出土纪录,西汉以来还有鎏金、包金和漆背加彩画人物各种不同加工的大型镜子产生。当时除尚方工官特别制作外,铸镜工艺在国内几个大商业城市,也已经成为一种专门手工业,长安、洛阳、西蜀、广陵都有专门名家,铸造各式镜子,罗列市上出售。许多镜子上的铭文,就把这些事情反映得清清楚楚。这些镜子当时不仅被当成高级美术商品流行全国,还远及西域各属及国外。近年在西北出土镜子,可根据它判断墓葬相对年代。在日本出土汉镜及汉式镜,又得以进一步证明中日两国间文化的交流,至晚在西汉就已开始,比《魏略》说的东汉晚期早过二百年。东汉末年到三国时期,还有一种铁制镶嵌金银花纹镜子,早见于曹操《上杂物疏》记载中。近年来这种镜子在国内也常有出土。镜钮扁平,图案花纹比较简质,和八凤镜风格相近,开启后来应用铁器错银技法。惟铁质入土容易氧化,完整的镜子保存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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