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章 从成都出发，去看诗歌的前世与今生(1)
——2009年成都诗歌之研究<\/p>
□游弋<\/p>
要将某一年度发表的诗，与其他时间的分开来谈，是件相当不容易的事。尤其在一个“诗歌无战事”的年度——没有成立某诗歌流派、没有某流派发布的宣言，甚至没有专属于这一年度的标志性作品的时候，我们很难找到量变与质变之间的界限。<\/p>
然而，当把这个选本上的作品汇集在一起来读的话，似乎又的确可以看到这一年成都诗歌界的某些现象、某些端倪。而这些现象和端倪，又是和20多年前发源于成都的“诗歌运动”首尾相连，须臾不可分的。<\/p>
那场“诗歌运动”，是以1986年10月由《深圳青年报》和安徽《诗歌报》联合举办的“中国现代诗群体大展”为标志的。在这场被称为“中国新诗史上最著名的诗歌活动”之前，统领中国诗坛的，是包括舒婷、北岛、顾城、杨炼、骆耕野等著名诗人在内的“朦胧诗”。然而，诗歌的江湖上早已躁动不安，据统计，“至1986年7月，全国已出的非正式打印诗集达905种，不定期的打印诗刊70种，非正式发行的铅印诗刊和诗报22种”。<\/p>
这次大展，汇集了当时中国诗坛上几乎所有的现代诗流派，其影响巨大，至今仍为人所津津乐道。之所以说这次大展决定了后来中国现代诗歌的走向，一个重要的原因，来自四川的多家诗派的亮相、崛起，诸如“非非主义”、“莽汉主义”、“四川五君”、“整体主义”、“大学生诗派”、“新传统主义”、“群岩突破主义”等。其中部分诗派至今还保持着相当的影响力。本选本所涉及的作者便有当时“四川五君”中的柏桦、翟永明，“莽汉主义”的代表诗人李亚伟，“非非主义”中的杨黎、吉木狼格。而乌青、张3等成都诗坛的小字辈，在风格形成的过程中，明显受到了“非非主义”的巨大影响。此外，凸凹的“第三条道路”，诗派色彩并不深厚的哑石、李龙炳、胡仁泽等，则为成都诗坛增添了缤纷的色彩，并预示着其他的可能性。检点这些诗歌作者，不仅可以看到当今成都诗歌创作的现状，也可以让人窥视到成都诗坛这20多年来走过的路。<\/p>
翟永明的诗歌<\/p>
1986年的现代诗群体大展上，翟永明参展的诗作是《黑房间》。不过，她的成名作却是同年发表的组诗《女人》。该组诗发表于1986年《诗刊》社的“青春诗会”，并由漓江出版社结集出版，成为她的第一本诗集。《女人》组诗由20首短诗组成，共分4辑，互相独立又共同构成一个整体。“尽管每天都有溺婴尸体和服毒的新娘”，如此奇谲冷峻的语言，加之对女性生命经验的独特体验，《女人》发表后立即撼动了文坛。因为《女人》，翟永明被视为舒婷之后中国诗坛最重要的女诗人和女性诗歌第一人，该组诗也成为《致橡树》之外“女性文学”的又一标高。<\/p>
《女人》之后20多年的写作中，诗人的写作风格发生了极大的转变，由锐利而趋温和，由繁复而趋简明，显示出了更为成熟的魅力。然而，没有改变的是女性主体存在的立场，这在选本收入的《鱼玄机赋》中，也得到了印证。<\/p>
鱼玄机是唐代女诗人，才华横溢却生世坎坷，跟薛涛颇有相似之处。她先嫁作人妾，被抛弃后出家当了道姑。道观中的鱼玄机艳帜高张，与风流墨客、王孙公子多有往来。因为怀疑婢女绿翘与客人私通，鱼玄机杀死了绿翘，自己也被判了死刑。无疑，在翟永明的眼中，鱼玄机是一个非常具有现代意识、不依附于男人的女性。这首诗的作者也以一种现代人的视角去审视千年前的才女：<\/p>
那些风流那些多情的颜色<\/p>
把她的道袍变成了万花筒<\/p>
多好呵<\/p>
如果公元868变成了公元2005<\/p>
她也许会从现在直活到85<\/p>
有正当的职业儿女不缺<\/p>
她的女性意识虽备受质疑<\/p>
但不会让她吃官司挨杖毙<\/p>
尽管被视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坛女性诗歌的潮流中最具代表性的诗人，但翟永明并不满足于“女性诗歌”的标签：“1986年后我就被定位了，好像我这辈子只写了一首诗《女人》，只要一说我，就是这首诗，我有点怕，也有点烦。”<\/p>
在中国新诗发展的20多年里，翟永明是极少数持续保持诗歌创作活力的诗人。评论界公认，翟永明在上世纪90年代初完成了由自由体向叙事体的风格转变，而“这一转换所带来的并不仅仅是某种全新的风格，它还标志着翟永明真正形成了她的‘个体诗学’”，“这种叙说风格为她的创作提供了一个更为开阔的背景和观察周遭事物的全新角度”。选本中的《第八天》是一个最明显的例证。《圣经》里，上帝创造世界花了六天的时间，第七天，上帝休息了，第八天，“创造了生物神话”的科学家却试图取代上帝。在这首诗里，翟永明的视角转向了转基因食品，“吃着转基因食品\/看着转基因艺术\/写着转基因文字”；转向了电脑机器人，“据称电脑人\/有405项内置程序\/人类只有42条染色体\/活该倒霉受气”；转向了克隆，“每人都有一个猫兄鼠弟\/或者花鸟姐妹\/我们必须学会与他们称兄道弟”。<\/p>
诗人的转型，其实伴随着深沉的哲学思考，“一只蝴蝶思考它是否庄周\/也成为可能”，“活在生命双性繁殖年代\/莎士比亚可以庆幸：他只考虑生存还是死亡”，“当我左手拿着佛陀教义\/右手拿着生物革命告示”……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这些诗句已经突破了通常“女性诗歌”的范畴，更逼近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和质询。<\/p>
抒情诗人柏桦<\/p>
跟翟永明一样，柏桦也属于“四川五君”。但是，“四川五君”并没有自己的诗歌宣言和共同的理论，与其说这是一个歌诗流派，倒不如说是一个诗友小圈子。柏桦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他的诗学“与‘非非’相去甚远，大不同”，他更认可自己是一个介于第二代诗人（以北岛为代表）和第三代诗人（以韩东为代表）之间的“过渡人物”，写诗“是解决我自身的问题”。<\/p>
“更远的山谷浑然\/零落的钟声依稀可闻\/两个儿童打扫着亭台\/望气的人坐对空寂的傍晚”，这是柏桦《望气的人》中的句子。谈及柏桦的诗作特质，所有的诗评家都爱用两个字：抒情。因此，尽管写的是现代诗，但那种缓慢呢喃般的述说，让他的诗有一种古典、温润的意境。<\/p>
为什么要抒情，柏桦自己有一段话，似可作为他诗歌宣言的形象表达：“因为我们要挽留，通过诗篇来挽留，来依恋，重新到达。当我面对这一切，我的内心往往有一种过去熟悉的汹涌、激情，对山脉、河流，对人。比如我没有写信给你，但是我一直在挂念你，这就是抒情诗，主要是留恋一种东西，让它反复地吟唱，不消失，同时好像一个人在大海里需要一块木板，才能渡过他的生命。”<\/p>
选本所收录的柏桦《生活》，却有些不一样，不抒情，相反有点“反抒情”。在“道路”、“远方”、“广场”这些具有明确象征意义、可以轻易引发抒情冲动的词语面前，诗人一反常态，不仅克制，甚至开始调侃和嘲笑——<\/p>
生活，你多么宽广，像道路<\/p>
带着政权的气味赶往远方<\/p>
远方，各族人民在歌唱<\/p>
大嘴唇、尖声音，加上蓝天和广场<\/p>
广场呀，生长着漫长而颓唐的农业<\/p>
饕餮或饥饿在四季里彷徨<\/p>
因为诗人发现，生活并不总是那么宽广，也不总是充满歌声，在“道路”、“远方”、“广场”这些宏大主题背后，生活的本相是“剥竹”、“毁稻”、“杀猪”，于是，诗人决绝地宣告——“像生活，干脆就在睡眠中，在睡眠中清账”。这是抒情诗人柏桦吗？不是，但又好像是。我们完全感受得到，在这些噼啪作响的粗鲁动作下，诗人无法言说的情绪。或者说，这是诗人用“反抒情”的方式，哀悼那些已经逝去的“阳光灿烂的日子”。<\/p>
杨黎与其他非非主义诗人<\/p>
1986年的现代诗群体大展上，“非非主义”扬名立万，杨黎也伴随着“非非诗派”发起人之一的名号，在中国诗坛上活跃了近30年。事实上，在现代诗群体大展前一年，“非非”就已经开始聚集。大展当年，铅印民刊《非非》的亮相，宣告了这一诗派的正式成立。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先锋诗歌运动中，“非非主义”算得上是一个标准的、规范的诗歌流派：有诗人、有刊物、有作品、有理论、有诗歌理论家，甚至有自己的宣言。1986年和1988年，“非非诗派”先后以蓝马的名义发表了两篇宣言。《非非主义宣言》宣称：<\/p>
退出世界！退出价值！退出语言！退出文化！退出人！<\/p>
接下去我们就会返身高喊——<\/p>
逮住世界！——摔它。揉它。改它。造它。<\/p>
逮住价值！——剥开它。摆布它。竖起它。推翻它。等等它。<\/p>
逮住语言！——骑它。玩它。捣它。乱它。组织它。解散它和解<\/p>
雇它……<\/p>
一系列理论，一系列作品，在诗歌理论界乃至于文化界，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非非主义”提出了“前文化还原”的概念。按照罗振亚在《“非非”诗派：还原“前文化”的艺术探险》一文中的说法：“‘非非主义’诗人认为：前于人类创造文化之时，有一种永恒的存在状态即诗性存在状态，那时宇宙万物都呈现着天然的原初风貌和本原意义……可是，在经历了粗暴的人类行为（文化）侵略后，一切都被异化为符号化、语义化的‘文化的世界’。人也因各种文化规范和理性形式钳制，而委顿得失去了应有的生命活力。针对文化过程的累累负值，‘非非主义’的最大愿望和使命就是要给人‘洗脑’，把人从文化‘这部以符号系列为部件的特殊的机械装置’中解放出来，颠覆或清除历史形态对人的感觉、意识、语言的影响，使人在前文化语言的还原中恢复生命活力。”<\/p>
“非非主义”对人的“解放”，是从语言开始的。正如何小竹在《四川先锋诗歌回顾》中所称：“非非主义注重语言的还原，主张清除语言（语词）中那些被文化污染了的语义，让词语回归最纯粹、本真和直接的品质。在诗歌写作上，接近罗兰巴特所谓的‘零度写作’，即：忌用比喻、象征、暗示、意象等修辞手法，使诗歌成为诗歌本身。”<\/p>
杨黎的诗歌写作实践，是和“非非主义”的这一系列理论密切相关的。上世纪90年代初期，“非非主义”作为一个诗歌派别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杨黎转向了“口语诗”（或称“口水体”）的写作，然而从他的写作中，依然可以看到“非非主义”的传承。本选本中，就收录了一首这样的“口水诗”《找王菊花》。诗中，一个叫王菊花的窈窕淑女在北京和“我”同居三年零三个月，但有一天她走了，于是诗人问道：<\/p>
在我们中国，有没有三百个王菊花<\/p>
在北京，有没有三十个叫王菊花的女人<\/p>
我曾经认识一个，仅仅是一个<\/p>
而她走之后，我就一个也不认识<\/p>
这样的诗，有没有诗味，是会引起争论的；这叫不叫诗，也是会引起争论的。是的，那些句子，就是人们日常口中的大白话。但作为“诗”，它又跟真正的大白话不完全相同，诗人在诗歌的最后叹息道：“波斯人说：新人旧人一代接着一代\/他又说：代代世人匆匆去了又来”。王菊花，一个多么土气、多么普通的名字啊，一个王菊花走了，会不会有另一个又来了？“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大白话之外，似乎又别有意味。<\/p>
杨黎的这种“口水体”，总会让人不经意地想起“梨花体”：“毫无疑问\/我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吃的”（赵丽华《一个人来到田纳西》）事实上，二者确实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在2006年那起“梨花体诗歌事件”<\/p>
中，杨黎曾在北京发起了“支持赵丽华、保卫诗歌朗诵会”。而乌青则写下了《下一首诗》声援赵丽华：“你看了我的诗\/说这种东西你一天可以写\/一百首\/我说我的下一首诗\/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写出来”。<\/p>
虽然晚了一代，乌青与杨黎在诗歌流派上存在着一定的传承关系。乌青上中学时就读过“非非主义”干将杨黎、何小竹的诗，“忘不了内心的那种契合”。1999年9月，来成都一游的乌青偶然得到何小竹的电话号码，如获至宝。这一次，乌青也见到了杨黎，并从此系统地接触到了杨黎的诗歌理论。<\/p>
本选本中，录有乌青诗三首。《一根鱼刺插在牙龈上》里面，有这样的句子，“事实上，现在\/我觉得我的人生已经毫无意义\/因为一根鱼刺插在了我的牙龈上”，似乎颇得杨黎真传。《为豌豆写一首诗》则是最具有传统意义上的诗味的，带着现实主义的气息——<\/p>
每当我看到你绿色的小身体<\/p>
和你煮熟后散发的清香<\/p>
就仿佛回到了温暖的童年<\/p>
张3是跟“废话体”诗派有交往的诗人，但和正宗的“废话体”比起来，在“拒绝隐喻”和“消解深度意象”方面，还是有所差异。本选本收录有他两首诗。<\/p>
《云上来的幽灵》里，“我还在失落什么\/两场雨都如同假惺惺的泪滴”；《一段护栏》里，“这段护栏\/像一座无名的坟墓\/埋葬了我的什么\/我却总是路过，路过”，这样的句子，与“非非主义”及其衍生流派比较，无疑更具有传统诗歌的意味。<\/p>
吉木狼格也是“非非诗派”的重要成员，他参加“非非诗派”的时间非常早，1986年。除此之外，他还具有另一个身份：彝族诗人。<\/p>www.lzuowen.com［T.xt小，说［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