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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自序 现在的生活我不想要,但又不知道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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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出生是无数偶然的结果。无数的偶然是什么?
     
       27年后我在新西兰的苹果树上,在包装厂里,每天经手几万个又红又绿的苹果,我忽然发现每个人,每颗苹果,都是独一无二的,有的苹果块头大点儿,有的苹果皮肤好点儿,有疤的味道也许一级棒,光鲜亮丽的也许心早就烂了——这是人和苹果的共同之一。
     
       明知如此,还是会想与众不同,仿佛那样就可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这是人和苹果的区别之一。
     
       想起了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和这些苹果没有什么差别,都一样被更大的手玩弄于股掌之上——这是人和苹果的共同之二。
     
       幸而我还能做些什么来对抗这种不由自主的人生——这是人和苹果的区别之二。
     
       无数的偶然成必然,可那是我出生以前,是上辈子的事情。这辈子,我该可以自己做主吧。万一下辈子做了苹果,连翻身的机会都没有。
     
       出生的时候,我们都是苹果,长大以后,我们开始成人。有个成语叫长大成人,其实未必。
     
       从苹果成长为人还挺难的。
     
       一九九八年 江西
     
       那年我高一,我的成绩得倒着数,才能名列前茅。我自己心里别提有多着急了,觉得前途黯淡,对不起父母的养育之恩,更主要的是没办法成为社会栋梁。这样的情况到了高二已经完全改观,和老师叫板,和纪律死磕。成绩?成绩只不过是干坏事的挡箭牌罢了。到高三,就几乎整天傻乐。
     
       人生是什么?人生就是用三种方法解同一道数学题,而且其中至少有一种得是没人见识过的。人生就是无知无忧无畏,以为明天就是光明的代名词。
     
       我高三的时候,就是这么单纯地相信,只要念最好的大学,就会有最好的人生。
     
       可是没有人告诉我什么样的人生才是最好的。父母没有,老师没有。也许他们同样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我不怪他们,他们已为我付出了很多。更重要的是,后来我才发现,有些问题只能靠自己寻找答案,别人怎么教都没用的。
     
       二零零一年 上海
     
       我如愿以偿地进入了上海最好的大学,如我父母所愿。我是被第一志愿录取的,可填写那个志愿的人并不是我。
     
       真好笑。
     
       这一切让我觉得念大学就是个笑话。还没准备好呢,就被推上台了,而且台下居然人人鼓掌。
     
       我的大学是从这样的惶惑开始的,后来我和其他人一样,逃课,打游戏,谈恋爱,通宵复习,然后挂科。大学这么折腾,我觉得完整了,没有遗憾了。可毕业的时候我才惊觉,四年大学生活我究竟学到了什么?我为什么念大学?我的脑袋和牛胃一样,同样的东西,四年了还在反刍。
     
       可牛终于还是吃下了草,挤出了奶。我和牛刚好相反,使了吃奶的劲儿,挤出一个字,草。
     
       二零零五年 上海
     
       毕业了。其实我并不打算这么快毕业的,因为毕业了也不知道能干什么。那年的一月份,我加入了考研大军,经济学方向,大家都说这专业工作好找,收入也高。我觉得这是根救命稻草,赶紧抓牢。绝望是希望的放大镜,迷惘是谬误的哈哈镜。
     
       一个人连自己为什么要做一件事都搞不清楚,如果成功,那是脚踩了狗屎。
     
       我果然没有考上研究生,不得不面对那未知的社会。
     
       和大多数不知道领带该怎么打才饱满精神的愣头青一样,我误打误撞,进了一栋倍儿有面子的写字楼,怎么有面子?嘿嘿,站在透明的幕墙后,远眺林立的繁华,近看玻璃上自己的面孔,比黄浦江还宽,这面子忒大了。赶紧收摄心魄,该干吗干吗去,获领导首肯,与同事和谐。
     
       到2008年,套用电影台词,我自以为是地进入了事业的上升期和感情的稳定期。我一看当年身边的伙伴,呵呵,大家还在,有的上升得早些,我看着他们的背影;有些稳定得早些,我看着他们的合影。总之,心里踏实了,我的未来不是梦。然而我犯了一个错。不会做梦的人是不会有梦醒的一天的。我睡了这么久,居然是在做别人的梦,人家说同床异梦可怕,要我说,异床同梦才真可怕。我们读书识字,毕业找工作,为了经济独立,然后才可以人格独立。讽刺的是,为经济独立而奋斗的每一个人都变得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那一年我和初恋分了手。被溶化的青春淋了个透心凉以后,眼耳口鼻心仿佛初降于世,我也开始第一次检阅那个频频敬礼的少年,是不是站错了阵营。
     
       我发现的第一件事是,我可以安全温暖地在公司继续努力不断奋斗,然后成为一个主管,手下有人;之后成为一个房奴,背上有债。再往后,就不知道了,没准儿当个经理什么的,衣冠楚楚地做人。
     
       我发现的第二件事是,我知道现在的生活我不想要,但并不知道我想要什么。这让我很苦恼,天苍苍,野茫茫,没有牛也没有羊。何去何从,我想是大部分同龄人一直在思索的问题。仅仅是思索,恐怕无助于解决任何问题,寻找的过程,一定是先动脑再动手。毕加索,绘抽象画,那也得上手。
     
       从抽象画开始吧。等某天画到醍醐灌顶,就开始转行改画工笔画,画一个清晰无比的人生理想出来。
     
       究竟是哪个混蛋家伙发明了理想这个词?理想什么时候是想出来的?
     
       二零零九年 上海
     
       一团糟的本命年终于过去了。好在这个世界上,我尚存一些热爱,比如推理小说。年底的时候,我的身份有了微妙的变化。我是个业余的译者,是个玩票的版权经纪人,是个貌似有货的图书策划。在完成了第一本小说的翻译,第一笔版权的交易和第一套丛书的策划后,我感到人生尚有些意思。
     
       人活着,总需要些寄托的。比如,一些让我们坚强和充实的爱好。这些爱好可以在机遇出现的时候,变成我们的事业。
     
       2009年刚开始,我离开住了多年的家,搬去公司附近的静安别墅。从静安别墅出门,沿着南京西路步行5分钟,就到了写字楼下。
     
       我的父母很反对这件事。从最初我小心翼翼地试探起就很反对。
     
       “住在家里有什么不好的?”
     
       “是不是长大了,觉得不需要父母了?”
     
       “出去还要多付房租,这些钱省下来不好吗?”
     
       “在家有做好的饭菜,你工作这么辛苦,出去还得自己弄,太累!”
     
       他们的理由和架势,让我觉得任何辩解都是无情的证据,而且我讨厌说服人。后来,我反复琢磨,最后我给他们算了一笔账。
     
       每天上下班,从杨浦区到静安区,来回需要两个多小时,两个小时,我可以翻译2000字,按行业标准算的话,也能挣个百十来块。一个月就是3000元人民币。
     
       “房租才多少钱?”我问他们。
     
       他们不说话了。大概觉得我说得有理,住到外面反而更划算。
     
       上海是个大城市,在大城市里讨生活都不容易。我的父母为了我,从江西来到这个地方,对此深有体会。对于未来的压力,他们比我更大。说了那么多理由,其实父母最担心的是钱,最想要的是我过得好。
     
       我就这样顺理成章地搬走了。周末回家,母亲说:“让你小子骗了,你上下班的时间省了,洗衣烧菜打扫房间的时间怎么说?”
     
       木已成舟,我嘿嘿地笑。
     
       我和父母有了更多自己的时间和空间,我每周回家一次,有时候是半个月。每个月有那么几天,我自己烧菜,大部分时候不是陪客户就是在外面草草地应付了事。我本来可不是这么打算的,在我的计划里,要用独居锻炼厨艺,后来证明这就好像带着课本回家过暑假一样,都是扯淡。没有几个人像自己想象中那么热爱厨房的。这个道理我在新西兰才真正明白。
     
       我们渐渐习惯了这样的日子,刚开始的时候,母亲每次打电话都要问:“今天吃过了吗?吃了什么?”还有诸如此类的问题,后来就是:“周末回家吗?”
     
       “不回,下周吧。或者下下周。”
     
       现在回想起来,这样的生活状态,是一种前奏,这让随后发生的一段长长的离别不那么突兀和难以接受了。贯穿其中的对话则变了。
     
       “什么时候再打电话回家?”
     
       “下个月吧。下个月的这个时候。”
     
       生活啊,就是这样在不经意之间朝着你想要的方向走下去的。当童年的我捧起第一本书的时候,没想过有一天自己的名字也能跃然纸上。最重要的是,永远别湮没自己心里的声音。
     
       在新居住了两个月,春天来了,南京西路的梧桐树,一点点绿了。每天上下班的途中,我看着这些新生命告诉自己,这会是美好的一年。我感性起来不要命,不过南京西路的景致显然很对我的胃口。
     
       4月的一个晚上,我在家上网,微风和野狼这对年轻夫妻的环球之旅已经到达新西兰。一个很美的小岛——这就是我对新西兰的全部印象。两年后,我看到世界地图册上的这个岛国和密密麻麻熟悉的地名,几乎有泪要流下来。究竟需要累积多少回忆和爱,才能够在一瞬间让我感动至此?那些不自知的温暖昨天,竟然让春天延长再延长,长得让我相信花儿会一直开,鸟儿永远自由自在。
     
       和很多人一样,我羡慕微风和野狼。周游世界,听上去多酷啊。可我怎么就没勇气把工作辞了?我真没用,我咒骂自己,骂完了第二天继续上班。
     
       4月13日晚上,这对神仙眷侣写下了新的日志:
     
       在这里,遇到一个刚刚20岁出头的香港男孩,独自一人拿着相机和三脚架拍照。他已经在新西兰待了8个月。拿的是打工度假签证,一边打工一边玩。打工攒了钱,就带着地图走新西兰的经典徒步路线……
     
       出来旅行这段时间,我们遇到很多拿着打工度假签证的人。对我们来说似乎很难实现的周游世界,对西方的年轻人来说是一件颇为自然的事情,即使不是“周游世界”,他们也会花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去别的国家旅行。
     
       我和大野狼很是后悔:为什么不早点儿知道还有打工度假这样的签证。更极端一些,我觉得也许大学毕业后不该急着找工作,在各国游历,增长见识,开阔眼界,也许对以后就业更有益处。而且,拿着打工度假签证,可以自己打工养活自己,也没有给父母增加额外的经济负担……
     
       看到这里,脑袋里嗡地一下炸了,世界放射出新的姿态,我知道自己该干吗了。
     
       活到了25岁,这是我第一次处置自己的人生。我们都有这种权利,可是我们未必有勇气。我们的勇气早就在被安排好的一帆风顺里,或者在被预言的随波逐流里,被我们遗忘,不再愿意想起。
     
       然而我终究还是寻回了我的子弹,并且放进了腐朽的胸膛。我后来一直挺感谢这对夫妻,因为他们给我提供了一个最终鼓起勇气的契机。我始终认为,很多人也有反抗现实的愿望,也为此累积了一定程度的勇气,但是我们周围太缺少让他们鼓足勇气迈出第一步的契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在国外很普通的一件事,在国内不仅需要决心和勇气,更需要运气。
     
       2009年底,我问妈妈:“你这辈子有什么梦想?”
     
       她想了一下,说:“都这么老了,还谈这个?”
     
       “你必须回答我,我很认真的。”
     
       她又想了更长的时间,然后说:“想要去香港。总觉得那是个很好的地方。”
     
       “哦?为什么?”
     
       “也没有为什么,只是小时候开始就有这样的印象。”
     
       我说:“那我们就去香港。”
     
       梦想的实现是美好的事,能够帮助我爱的人实现梦想,是我的使命。
     
       我和她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可以像朋友一样说话的呢?大概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吧!
     
       几天以后,我们去了香港。
     
       二零一零年 上海
     
       我问我妈妈:“如果明天我死了,你能不能接受?”
     
       “不能。你还年轻呢,别瞎说!”
     
       “那你还能好好活着吗?”
     
       “应该可以吧。”
     
       “如果明天你死了,我可以接受,但是我肯定活得很糟糕。”
     
       我没有开玩笑,我忽然发现如果父母离我而去,我没有信心可以一个人对抗生活。想要获得一个人也可以生存下去的智慧和勇气,比什么都难。这个愿望剧烈地膨胀,把我的安全感迅速挤出身体。
     
       春节我和一个做投资的朋友阿朱去了北京。到北京的那天碰巧是情人节,我们在空旷的东三环桥下走着,找一家叫国贸烤翅的店。北京的夜晚始终不及上海热闹,我清清楚楚地记得第一次到王府井的那个夜晚,才9点钟呢,路上就没人了。我当时怀疑首都遭到了不明黑洞的袭击。
     
       这天晚上也一样,两个单身大男人走在情人节的夜色里,路上没有见到任何一对情侣。黄色的路灯一盏盏从我们头顶过去。一年后,我身边的人换成了台湾女友,划过头顶的则变成一颗颗流星。
     
       阿朱知道我已经决意要走,但他还是劝我:“你有没有想过,回国以后能做什么?”
     
       “想过啊,”我说,“但是没想出来。”
     
       “你会不会太冲动了?”
     
       “我都冲动了快一年了。”
     
       “你现在发展得不错,完全可以等挣到更多的钱后再去新西兰。那时候还不是想干吗干吗?”
     
       我很想反驳他,借此坚定自己的决心,但我发现有点儿困难。我没有一个堡垒般的理由。
     
       “那不一样。肯定不一样的。”我只能这么说。
     
       总之那是一种感觉,懂的人自然懂,不懂的人我没办法解释。至少当时的我对说服阿朱无能为力。
     
       结果国贸烤翅的店主也回家过年了,我们悻悻地和朋友会合,改去吃火锅。回到宾馆,我给老板发了辞职信。按下发送键花了我很长时间,我知道这是个一刀两断的动作,谁也不能如此轻易地和过去告别。宏伟的时间汤汤流过,细小的往事纷纷沉积,脚下的流沙永远是不断张大嘴巴的怪兽。
     
       其实当一条鱼大概也挺好,可我还是想看一看飞鸟眼里的世界。反正人各有志,没有对错。
     
       现在要说说我这个老板,当年一群高中哥们儿租了个阁楼,用最原始的方法,买一盘正版磁带,一堆空白磁带,制作和贩卖盗版磁带。他用上手机的时候,我们还以为那是板砖呢。后来他辍学去南方卖盗版碟,被债主追,逃到安徽,辗转潜回上海,从此安心念书,上班,娶妻,生女。
     
       他第二天就回复了我:
     
       “非常支持你的决定。如果再年轻10岁,我也会很向往这样的生活!”
     
       10年前,再10年前,他的黑白方圆已经对得起青春两个字了。他的支持和理解让我如释重负,还有感动。
     
       过完年,我用了两个月时间交接工作,拜访了一些旧客人。我没怎么说打工度假的事儿,主要觉得费事。
     
       “啊?打工度假?什么是打工度假?为什么去打工度假?回来怎么办?”
     
       不过让我意外的是,其中有一位台湾主管兴高采烈地说:“你要去打工度假?太棒了。我有两本书,可以借给你看。我曾经也很想去澳洲,可惜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没成行,现在已经来不及了。”
     
       他的意思是,他已经过了30岁。当遗憾不能靠自己抹平的时候,就特别希望有人可以代理梦想。我考上大学算是完成了母亲的一个夙愿,这一次我可以为自己而战了。
     
       5月的一个夜晚,朋友们为我送行,那晚我不是主角,我从来就不擅长扮演主角。大家还是一如既往地聊最近的生活,工作的破事儿,没人想过要展望南半球的星辰大海。仿佛我只是去去就回。更多的原因是,没有人知道这一年到底意味着什么。
     
       阿朱提着家乡的米酒到场,阿发贡献出珍藏的西班牙红酒,我们觉得不过瘾,又喝了一轮的啤酒和白酒。
     
       这是我第二次喝醉。我清醒地看着自己一点点倒下去,倒向一醉方休的忘怀。
     
       Tips
     
       下面说说我这一年的行李。出行的某个定理是,无论你考虑得多么周全,总会发现有东西忘记带。忘记的东西,到了新西兰再买就是了。我将行李压缩在一个40升的背包里,感觉身轻如燕。我无法拒绝这样的想象:背着包,走在新西兰的山野间,夕阳满天,山风拂面,我挥一挥手,拦下一辆大马力四轮驱动卡车,目的地不明。骨子里我向往一切浪漫的场景。
     
       新西兰位于赤道以南,四季与北半球相反,通常划分如下:
     
       6~8月,冬季;9~11月,春季;12~2月,夏季;3~5月,秋季。
     
       New Zealand Travel Guide上写道,新西兰夏季平均气温在20℃~30℃,冬季为10℃~15℃。如果仅凭此便下结论说新西兰四季如春,可就大错特错了。秋冬的夜晚,就是穿羽绒衣都觉得冷。5月是新西兰的暮秋,我携带的衣物包括:
     
       帽子1顶(人体在户外的散热70%经由头部,故帽子对保温具有不可小觑的功用,建议携带);围巾1条;羽绒服(保暖,必备)1件;抓绒衫1件;羊毛裤1条;棉毛裤1条;冲锋衣(防风雨,可应付户外工作)1件;冲锋裤1条;衬衣(工作服)1件;宽松便裤(工作裤)1条;T恤衫3件;内衣裤3套;袜子4双。
     
       以上衣物(除穿在身上的一套)可压缩至10升。其他主要行李包括:
     
       舒适温度8℃睡袋(实际无法应付冬季的夜晚,建议携带舒适温度为0℃左右的羽绒睡袋,之所以不选用棉睡袋是因为其重量体积较大)1个;笔记本电脑1台;相机1个;摄像机(含磁带25盘)1个;三脚架(到达新西兰第一天遗失,至今下落不明)1个;电子书(多谢它,这一年仍然读了几十本书)一部。
     
       这些行李伴随我经历了半年雨雪风霜,可算是最精简的出行方案。春天我回国一次,索性把冷天衣物统统丢干净,换了一个帐篷重返新西兰。新西兰的许多背包客栈允许自搭帐篷,价格较普通的通铺便宜30%左右。再者,虽然有很多果园为打工者提供住宿,但若自备帐篷,常常可享受极低廉的住宿费,甚至免费。对于和我一样热爱自然与户外的背包客,帐篷的重要性就更加不言而喻了。
     
       我并不建议女生自带帐篷,一来出于安全的考虑,二来若在当地购买二手车,住宿亦可在车上解决,且比帐篷保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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