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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朋友:姥爷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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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亭大大,因为是地主出身,解放后被划作“四类分子”,也就是“反革命”。
     
       他在铁路工程队做电工,家里有老母亲、妻子和五个孩子,全家就他一个人工作,生活的困难可想而知。
     
       可是,他这个人,就如同他的名字一样有气节。
     
       他总是一副无忧无虑的样子,爱说笑话。每次来我们家,都会带来一两个笑话,而我总是缠着他再多说几个,姥爷便会阻止我:“让兰亭大大歇歇。”
     
       兰亭大大一到吃饭的时间,立刻站起来就走,还总是笑嘻嘻地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家有醋溜鸡丝、松鼠桂鱼,还有梅菜扣肉,不回去吃多可惜。”
     
       这么好吃的东西,不吃太可惜了。
     
       兰亭大大每次来我们家,姥爷都特别想挽留他吃饭,可每次都留不住。临走时,他也总不忘眉飞色舞地描述一番他们家今天又准备了什么好吃的,每次都不带重样的,好多连听都没听说过的美味,馋得我直想流口水。
     
       我就忍不住劝姥爷:“你以后就别留兰亭大大了,人家家吃得比我们好多啦。”
     
       姥爷摸摸我的脑袋,告诉我:“他们家其实很困难,八张嘴就指望着他做电工的那一点点工资,能不能吃饱饭都成问题,哪来的鱼呀肉的。他回到家里,有没有得吃都难说呢,所以我总想留他吃饭。”
     
       “那为什么你每次留他,他都不肯在我们家吃饭呢?”
     
       “兰亭大大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因为出身不好,加上贫穷,所以他不愿意让人瞧不起。”
     
       “他怎么知道那么多好吃的呀?”
     
       “人家以前是过过好日子的。”
     
       兰亭大大会画画。姥爷把自己珍藏的一套《芥子园画报》送给了他,他感激万分,主动提出教我学画画,我因此去了他家。
     
       那真是像姥爷所说的景象啊,家徒四壁,家里每个人都清瘦无比,除了他在笑,没有人笑。
     
       以微笑面对苦难,以乐观的精神面对人生的灾难,这就是兰亭大大。像兰花一样,亭亭玉立。
     
       长大以后,每当我遇到困境,总会想起,兰亭大大笑嘻嘻地描述他们家有鱼有肉、有鸡有鸭的得意的表情。
     
       姥爷和他的朋友们,有一个共同的精神世界,他们善良、正直、高洁。
     
       长大后,每当听妈妈说起他们中的某一位又离开了人世,我都很难过,仿佛我的童年岁月也随着他们的离去而消失了。
     
       △二
     
       曹老师是个美术教师,也是个“右派分子”。被打成“右派”,跟他的个性有很大关系。
     
       我们家的很多照片都是曹老师拍的。他对喜欢的人,就热情相待,毫无保留;对不喜欢的人,就理也不理,不管你是领导还是百姓。对于不满的事情,一定要发表自己的看法,而且嗓音洪亮,态度坚定,不会“为五斗米折腰”。这样的个性,在“文革”时期,是一定会吃亏的。
     
       所以,“右派”的帽子还算轻的。他却不以为然,依旧我行我素,该发表的意见照发表,该不理的人照不理。
     
       这样一个表里如一的人,常常会让你在他面前觉得自己活得不够纯粹,而他那蔑视一切的表情,也让你觉得你的缺点全被他看出来了。
     
       我其实是有点害怕曹老师的,总觉得他不屑于理我这样的小孩。可我又被他的个性吸引,所以,每次他来我们家,我都喜欢待在姥爷旁边听他说话。
     
       “唐大爷,你那个枸杞是假的。”
     
       这桩骗局,就是曹老师揭穿的。别人尽管知道但都不敢说,可对曹老师来说,有什么不敢说的?
     
       “唐大爷,您老放心吧,要不了两年,国家是一定会变的,到时候,孩子们就不会再下放农村了。”
     
       这个远见也是敢想而不敢言的,对曹老师来说,又有什么不敢言的?
     
       许多到现在都不敢写下的言论,曹老师都敢说,他说:“怕什么?谭嗣同不就一死吗?”
     
       曹老师手把手地教我画过几次画,以至于到现在,我都热爱画画。
     
       他教我怎么画盒子,把一个平面的东西画成立体的;怎么画桌子和椅子,它们的透视关系是怎样;他帮我打开了一个过去从未意识到的空间——世界从此由平面变成了立体。
     
       可惜,后来姥爷过世了,我就再也没跟曹老师学画画了。
     
       高中的时候,我代表学校参加市运动会的跳高比赛。正在我全力拼搏的时候,一个人拍下了我跨杆的瞬间,那是我唯一一张参加运动会的照片。
     
       这个人,就是曹老师。
     
       △三
     
       良顺叔叔那时候几乎“长”在我们家了,他是“裴多菲俱乐部”的主要成员。
     
       每次,他都是第一个来。我们还没有吃完晚饭,便听见他的男高音在小院门外响起:
     
       “唐大爷!”
     
       良顺叔叔是姥爷最年轻的朋友之一,那会儿也就是二十来岁。
     
       上中学的时候,因为铁路中学在很远的地方,我们院子里的男孩子们都扒火车去上学。良顺叔叔就是在一次扒火车的时候,从火车上掉下来,被轧断了一条腿,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
     
       良顺叔叔也是电影《我们天上见》的主要演员。
     
       我拍摄这部电影的初衷之一,也是想把姥爷生前的好友放在电影里,让他们永远都不会消失。
     
       以前每次听到妈妈说,那个大大不在了,那个伯伯走了,我的心里都很难过,仿佛岁月也随着他们的消失而消失了,那些童年我熟悉的面孔,那些记忆的碎片,我忽然产生了一个念头,要把它定格在某一个瞬间。
     
       也是在准备这部电影的过程中,从姥爷身边的这些还在世的朋友那里,我更多地了解了姥爷,而不仅仅只是亲情的部分。
     
       良顺叔叔告诉我,当年,风华正茂的他失去了一条腿,休学将近一年。他迟迟缓不过神来,无法接受成为“残疾人”这个事实,多次想结束自己的生命。
     
       也就是这一年,在家无事可做、精神上又倍感苦闷的他来到了姥爷家,对姥爷诉说了他的精神压力和绝望。
     
       这种时候,家人的劝解往往是无济于事的,只有一位他所尊敬的长者,才能说到他的心坎里去。
     
       从此以后,良顺叔叔就“长”在我们家了。
     
       姥爷建议他学习会计,有个一技之长,可以不靠“腿”吃饭,自己养活自己。后来,良顺叔叔在印刷厂找到了一份会计工作,一直靠着这门技术生活到今天。
     
       印刷厂的噪音大,说话得喊着说,否则就听不见,这也让良顺叔叔练出了一副男高音。从此,他说话的嗓门儿就降不下来了,几百米之外都能听见。
     
       夏天的夜晚,姥爷在小院里放上四把椅子,上面搭块床板,再铺上凉席,就成了我们家的凉床。
     
       吃完晚饭,我躺在凉床上乘凉,缠着来得最早的良顺叔叔给我讲故事。
     
       有一次,良顺叔叔指着天上的星星,问我:“你知道不知道,那些星星叫什么名字?”
     
       然后,他就给我讲了“牛郎和织女”的故事:
     
       “牛郎星的两边,是两颗很小的星星,你看到了吗?那是牛郎和织女的两个孩子。牛郎用扁担挑着两个孩子,想过了银河去找织女。牛郎星和织女星中间的那一排星星,就是把他们分开的银河。”
     
       “后来呢?找到了吗?”
     
       “王母娘娘为了惩罚织女爱上了凡人,只允许她每年农历的七月初七,过了银河来跟牛郎相会,一年见一面。”
     
       我想起妈妈经常说,她和爸爸就是牛郎和织女,现在知道为什么了——他们不也是一年见一面、中间隔着千里万里吗?只不过变成了妈妈带着三个孩子。而那个“王母娘娘”又是谁呢?小小的我,自然搞不清楚这些,只是更加同情我的妈妈了。
     
       现在,在满天繁星的地方,我也会教我的孩子认天上的星星,给他们讲这个古老的爱情故事。每当这个时候,我的脑海里,都会浮现出儿时夏日的夜晚:那个小院,那张凉床,摇着扇子的姥爷,过往接水的邻居,和男高音的良顺叔叔。
     
       △四
     
       我家的表叔也不少,跟我们往来最多的是其茂,我叫他其茂伯伯。其茂伯伯是爸爸的表弟,他叫我的奶奶姑妈,我叫他的妈妈舅奶。
     
       舅奶家跟奶奶家门挨着门,两位都是操着天津口音的小脚老太太。
     
       七十多岁的舅奶,每天花一两个小时,用箅子沾刨花油梳头,那一头乌黑的缎子一样的头发,真像少女的头发一般。
     
       清明节晴朗的阳光投射到小花园里,孩子们围着我身边拍张照片远寄留念,你看孩子们正望着你微笑,好像盛开的花朵。
     
       其茂伯伯喜欢所有的新鲜事物,八十年代初,他是我们那儿第一个买电视机的人。
     
       九寸大的黑白电视机,成了全大院每晚共享的娱乐。
     
       吃罢晚饭,大家就提着小板凳,向其茂伯伯家靠拢,见他家的门紧闭,就派个人去敲门,半天敲不开,就大声地连敲带喊,里面的人根本就别想自己悄悄地躲在屋子里看,必须把电视机搬出来跟全大院的人分享。
     
       有时候,其茂伯伯也气不过,打开门想骂上两句,但看着黑压压一片提着板凳的老老少少,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只能搬出桌子,端出那个万众瞩目的电视机,跟大家伙儿一起看了。
     
       那个时期时髦的几部日本电影,象《追捕》、《望乡》,我都是在其茂伯伯家的九寸电视机上看到的。
     
       只记得《追捕》里的真由美,长发飘逸,高仓健结束了中国的“奶油小生”,重塑了男子汉的形象。电影中那个现代化的城市,简直就像是天堂。
     
       “昭仓从这儿跳下去了,唐塔也跳下去了,现在该你的了。”
     
       “你看,多么蓝的天呀,从这儿走下去,你就会融化在这蓝天里。”
     
       电影里的这些经典台词,几乎人人会背,我们还用这些台词跟同学、小朋友相互之间开着玩笑。
     
       那个时候,全民爱看电影,因为只有在电影里,我们才能看到外面的那个花花世界。
     
       说是看电影,其实,是听电影。
     
       全院那么多的人,想都挤到前面去看,几乎是没有可能。只有九寸大的小盒子,在那么多人的面前,显得格外狭小。
     
       再加上那会儿的电视信号也不好,常常在最紧要的关头,电视屏幕变成一片雪花,只能听见高仓健低沉浑厚的声音:“抱紧我。”接着,是真由美甜美的声音:“我爱你。”然后,就是那个着名的音乐段落“啦啦啦……”
     
       虽然什么也看不清楚,但我懵懵懂懂地第一次仿佛对爱情产生了向往。
     
       其茂伯伯的爱情也非同一般。
     
       因为是独子,他没有去农村插队,当上了铁路工人。
     
       在那个“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年代,当个铁路工人是非常优越而自豪的。
     
       可是伯伯并不安分,喜欢一切“洋”的东西,摄影就是他的一大爱好。因为这个爱好,让他有了一段浪漫的爱情。
     
       全市业余宣传队文艺汇演的时候,他在照相机的取景器里看上了在现代革命京剧《红灯记》里扮演李铁梅的姑娘,姑娘那美丽的容貌、美妙的歌喉,让他从此茶饭不思。
     
       姑娘当时已经下放农村,基本上是不可能再回城,一个工人,一个农民,伯伯的家人自然反对,姑娘也不愿意拖累他。可是,伯伯索性抛下工作,跟着姑娘去了农村,帮着种地、干农活,并跟家里人扬言:如果他们不接受这个姑娘,他就扎根农村再也不回来啦。
     
       家里人以为他赌气,也没当回事,从小像少爷一样被养大的他,哪儿受得了农村的苦,过几天,肯定就跑回来了。
     
       没想到,伯伯在农村竟然一待大半年,人是连饿带累带晒,黑瘦得只剩皮包骨头了。
     
       这一下,不仅感动了姑娘,也吓坏了伯伯的家人。
     
       于是,一个农民,一个工人,从此结为了夫妻,姑娘成了我的表婶。
     
       也是因为其茂伯伯爱拍照片的爱好,给我们的小时候留下了许多童年的记忆。
     
       像这张照片,就是浪漫的他给我们拍下的,是用他借来的135莱卡相机拍的。他在照片的背面写下了这样一行字:
     
       表哥:
     
       清明节晴朗的阳光投射到小花园里,孩子们围着我身边拍张照片远寄留念,你看孩子们正望着你微笑,好像盛开的花朵。
     
       表弟其茂
     
       197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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