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章 情怀的分量

     
     
     
     　　今年春节期间，我在外地，随身带了泽俊先生的书稿《工人》。我清楚地记得，读罢《工人》是初三，上午10点左右。
     
     　　至今，读罢一部好作品仍会使我激动不已。当时的我便是那样。
     
     　　身边也没一个可以交流感想的人，忍了几忍没忍住，于是拨通了泽俊的手机，告诉他我已经读罢了《工人》。
     
     　　千里之外的他期待地问：“达到小说的及格水平了吗？”泽俊他一向是谦虚的。
     
     　　我说：“好。很好。非常好。”
     
     　　除了那短短的几句话，我竟不知再从何说起。好的小说往往会使刚读过它的人失语，能具体地说出好来是失语过后的事。
     
     　　泽俊又问：“怎样进一步修改？”
     
     　　我说：“作品当然是越改越好，不过，现在这样已经很好，不论出版还是发表，应都不成问题，而且必定会引起关注……”
     
     　　除了笼统之印象，还是谈不出具体感受——那真是一言难尽的。泽俊是盲文出版社汉文字出版分社的副总编。他负责出版过我的两部集子，由此我们认识了，遂成朋友。他厚道，为人诚恳。并且，对世事具有深刻的洞察力。写作是他最主要的业余爱好。很可能，还是唯一的。
     
     　　他多次对我说，打算写一部工人题材的长篇小说——说到“工人”两个字，他总是流露出极深厚的感情。工人阶级对中国的伟大贡献令他肃然起敬；他们“下岗”时期的种种困厄处境令他感同身受；他们至今分享改革成果之少每使他焦虑万分。
     
     　　而我，也是的。我和他一样是工人的儿子。我的两个弟弟一个妹当年几乎同时下岗。
     
     　　“工人”二字对于泽俊犹如圣经，乃是他的情怀脐带。
     
     　　谈到最后他又总是会信誓旦旦地这么说：“我要为中国工人立传。”
     
     　　我当然鼓励他。但老实说，对于他究竟能写出一部怎样的工人题材的小说，心中是不免存疑的，拭目以待而已。盖因一部中国当代文学史，从1949年到90年代，差不多可以说成是一部中国农村小说史。90年代后，小说在题材方面骤然丰富，如礼花绽放。工人题材的小说，却仍少之又少。优秀的更少。中国之大多数作家，长短都有过农村生活的经历。纵使完全没有，海量的农村题材的文学作品，加上电影电视剧，也会使作家们易于间接吸收了解的营养。
     
     　　农村于是成为中国文学的家园和苗圃。
     
     　　中国当代作家普遍缺乏对工人群体尤其是从前年代的工人群体的认知。直接的和间接的认知都缺乏。连我这个工人的儿子也是——蒋子龙是极少数了解工人的作家。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作家中的宝。
     
     　　现在，终于又出现了一位于泽俊。
     
     　　泽俊笔下的三线工人群体，与子龙所了解的工人迥然不同。子龙笔下的工人是生活在城市里，工作在车间里的；泽俊笔下的工人，却是经历了背井离乡的，携家带口落户于广阔的风沙漫漫的西北天地间的，如同庞大的负有神圣迁徙使命的特殊部族，如同转战一方的千军万马的大兵团……
     
     　　我认为，于泽俊成功地完成了他的夙愿。
     
     　　我认为，他写出了一部工人题材的《白鹿原》。
     
     　　春节一过，我迫不及待地与文化艺术出版社的董耘编辑联系。董耘是资深编辑，也是我的好朋友。好作品当然要首先推荐给是编者的好朋友。
     
     　　董耘以最短的时间读罢了《工人》。
     
     　　我在电话中问她印象如何。
     
     　　她说：“好。很好。很久没有审读过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了，《工人》是优秀之作。”
     
     　　她的感觉和我一样，使我对一己感觉多了一份自信。对于《工人》这样一部小说，我可评论的方面很多。但我决定不必都写入序中。
     
     　　我真诚地向广大读者和文学评论家们推荐《工人》。
     
     　　我一点儿也不怀疑广大读者必会像我一样喜欢这部小说，为作者流淌在字里行间的真挚情怀所感动。
     
     　　我深信《工人》必获评论家们的好评。
     
     　　我甚至认为，下一届茅盾文学奖评选时，《工人》必具有不容忽视的角逐力。
     
     　　终于出现了这么一部工人题材的好小说，如果我是评委，将毫不犹豫地投它一票！
     
     　　最后我只评价一句——《工人》具有史诗性；我因它哭过了……
     
     　　2011年4月24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