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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缪斯的使者——怀念编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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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我也已经六十岁了,对于已故的章仲锷先生,我还是愿意虔诚地称他为老师的。尽管,在他生前,我们的接触很少。
     
       事实上,真正地给我留下深刻之“人”的印象,倒是在他离休以后。那时,经汪兆骞兄热忱联络,我有幸和章仲锷先生、崔道怡先生等几名离休的老编辑、老诗人共同出现在各类业余文学写作者的短期培训活动中。并且,我和他的夫人高桦大姐,已经相当熟悉了。我将“人”字括上引号,意在强调,之前“章仲锷”三个字,对于我只不过是一个肃然起敬的名字。因为他先后在《十月》《当代》《文学四季》《中国作家》主掌过发稿权,故他的姓名在文学期刊编辑和作家,尤其中青年编辑和作家中,是举足轻重的。
     
       “当编辑就要当到章仲锷那种水平……”
     
       我每从中青年编辑和作家口中听到这类话。
     
       而如果哪一位作家的哪一篇或哪一部作品的责编是章仲锷,无疑便荣幸。作品入其法眼,即使不能获奖,那也肯定会是一篇引起广大读者和评论家们重视的佳作……
     
       是的,八九十年代的中青年作家们,普遍有此种看法。然在他离休之前,我没见过他几次。记忆中,似乎也没说过话。
     
       原来这个人就是章仲锷啊!
     
       直至我们共同出现在业余文学写作者们的培训班上,我才终于能够确凿地将他的名字和他这个人准确的对上号。一回忆,我们竟多次在各类文学活动场合见到过。又一回忆,他在那类场合委实的太沉默寡言了,我没格外注意过他,也不记得有什么人特别郑重地介绍过他。
     
       我的回忆使我得出这样一种印象——仲锷先生,似乎是一个低调到但愿人们在寒暄场合完全忽略他的程度。进言之,那已经不是低调不低调了,而是对寒暄的,具有仪式意味的场合并不适应,于是退避三舍的本能表现。
     
       在我的回忆中,在那一种场合,他这个身材颀长,面有倦色的男人,每次一旦出现,便开始东张西望,在人们之中寻找。而目光一旦将谁锁定,便不再旁顾,直盯着谁大步匆匆走将过去;扯对方于角落,旁若无人地低语起来。自然,谈的肯定是稿件之事。都不经意间,他已谈罢,身影已从那一种场合悄然消失……
     
       虽然我终于知道他便是章仲锷了,但却还是不知道他便是高桦大姐的丈夫。高桦大姐提到他时的惯常说法是“我们老章”,章、张同音,说来惭愧,我在相当长的时期,一直张冠李戴,误以为高桦大姐的“老章”是另一位“老张”。
     
       某次在活动的午餐桌上,不知谁首先谈起了高桦大姐,我便也说了几句我的感觉——一位对文学事业和环保事业都热忱可嘉的女性;一位办事认真,责任感极强的女性。我举例证明,说她怕我事多忘了,为我已答应参加的某一次“环境文学”的活动,不厌其烦地用电话提醒我多次。最后我说:“大姐是中国自然环境保护课题与文学之间任劳任怨的红娘。”
     
       举座点头,唯仲锷先生照吃他的,没什么表情反应。
     
       当时我多少有些纳闷。因为他的样子给我一种误解——似乎对我的话不以为然。
     
       饭罢,在楼梯上,有人的手拍在我肩。一回头,是他,不动声色地说:“晓声,谢谢啊。”
     
       我自然反问:“为什么?”
     
       他又说:“你那么称赞高桦同志嘛。我要把你的话捎回家去,告诉她。她这人喜欢听到称赞的话。”
     
       我这才明白了他和高桦大姐的关系,不禁又问:“您呢?”
     
       他说:“我无所谓。我不在乎别人如何评说我,只在乎我做责编的稿子怎么样。”
     
       那天的讲座顺序,我排在他前边。我准备得并不充分,即兴而谈罢了。讲完,没立刻走,坐在最后一排,成心听听仲锷先生讲些什么内容,怎么讲。
     
       一听之下,汗颜不止。
     
       他分明有备而至,从一篇好作品的主题提炼到情节和生活素材的关系、细节和平时观察能力的关系、意象和场景描写的关系等等普遍性创作问题,娓娓道来,极少空泛之词,一路胸有成竹,从容不迫地谈下去,直谈得听众席上肃静无声……
     
       那日他使我领略了——一位阅稿无数的老文学编者(当时我确实还没有以看一位杰出的文学编辑家的眼光来看待他),文学一事在他心里的位置是多么主要。哪怕仅仅是对一些完全陌生的写作爱好者谈论之,其虔诚亦发乎内心……
     
       后来我再参加高桦大姐通知的关于自然环境保护、野生动物保护的座谈会时,竟也看到仲锷先生的身影在场了。
     
       他苦笑着对我说:“我一传达你那几句称赞的话,不料她说我更要支持她,结果连我也只得受她调遣了。”
     
       我说:“您当然责无旁贷啦!”
     
       他认真地对我耳语:“其实我自己的想法是,离休就是离休了,要像离休的样子。”
     
       我问:“太一厢情愿了吧?”
     
       他又苦笑,连说:“是啊,是啊,这可怎么办才好呢?”
     
       而我较全面地了解他,是读了他那篇《大型文学期刊与我》以后。了解他的编辑成就的人,自然无须再读那一篇文章。不甚了解而想要了解的人,那一篇文章则是不可不读的。
     
       那一篇文章,肯定会收在仲锷老师这一本集子中,此不赘言。
     
       我只说一句话——在我看来,那不啻是一份有价值的文学文献。起码是一份文学文献之补充。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坛传言几种,字里行间皆有证实矣。编者作家之烦恼与无奈几种,皆记录也。
     
       而最主要的,我们能从该文看出,一位对文学事业有真挚社会责任感的老编者,有时竟是多么奋不顾身地恪守“为社会的文学”这一义不容辞的文学宗旨;同时又能兼容并纳,坚持“百花齐放”,以不断向文坛推出新人为使命。
     
       如此阅稿无数,与老中青作家结下过深厚友谊的老编者,当其逝世后,遂享有“杰出编辑家”的普遍认同,实在是将恰如其分的荣誉,给予了当之无愧的人啊!
     
       章仲锷,在当年,他好比是缪斯遣往中国的文学使者。出这样的编辑家的时代,它的文学和作家们,自然总体上也是有质量的……
     
       2009年5月21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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