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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章 不忙不闲时吃半干半稀(1987年至今)(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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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最感动的是,不论是常委会还是全体会议,都由秘书长将各小组讨论情况向与会人员作一个综合汇报,原汁原味,不避锋芒,有的令人惊诧,有的全新思路,有的语重心长,带棱带角。这样,委员虽然分成小组活动,仍能把握全局。
     
       我多次建议把秘书长的历次综合汇报出版,哪怕仅仅是内部出版。
     
       政协有大会发言,这也是政协特色,全国只此一家。虽然行业太多,有时一方面的发言,引不起不同行业委员的兴趣,但毕竟给了普通委员一个在人民大会堂讲坛上参政议政、发出自己的洪亮的声音的可能。在这里,我听过委员们讲建筑业问题,讲行政成本问题,讲腐败问题,讲环境、人口、能耗、教育、文物保护、计划生育、老龄社会诸问题,言之有物,尖锐泼辣,振聋发聩。我相信等到各个重要的代表大会、全体会议、委员会议上都有这种严肃认真、畅所欲言、启迪民智、强化参与的大会发言的时候,我国的民主生活将出现新高涨、新局面。
     
       我前后在政协全体会议上作过四次发言。一九九七年我讲过建设文化大国刍议。二零零五年讲文化与和谐社会建设。二零零六年讲创新的关键在于人才。
     
       二零零七年讲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我的发言频率如此之高,效果越来越趋于热烈:最近两年的发言,都是只用了六七分钟讲,同时获得了六七次打断讲话的掌声。对于实际工作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发言,与其他两位体育界委员的有关发言一起,被中央领导批给了有关机构。网上也有热烈的反响。当然也有反对的,如说对运动员不应如何如何挑剔。其实只要稍稍用一点脑筋,多一点知识,人们就会知道王某的发言根本不是针对运动员。
     
       我说得很清楚,是讲宣传的,是讲文明的,运动员说的话多了,只有经过宣传部门的筛选,才可能出现在媒体上,从中可以看到我们掌舵人的理念。
     
       再明说吧,我讲的是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结合兼顾的问题,讲的是舆论导向的问题。我们已经很久不提国际主义了,我必须讲得稳稳当当,必须谨慎从事。我只能从具体赛事,从媒体对于运动明星们的报道说起。只有习惯于用脚后跟思考而不是用大脑思考的娃子才会认为王蒙要挑战令我们为之骄傲不已的宝贵之极、可爱之极的运动员,例如刘翔。
     
       仅从大会发言一点上,也可以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的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得到了相当充分的发挥,也从一个小侧面表现了至少是思想与言论的逐步开放。
     
       我在作这么多次大会发言的同时,对发言稿进行了整理,差不多全部以文字形式发表在《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望海楼》、《文汇报》的《文汇时评》
     
       等栏目中。
     
       尤其是政协的机构使一些并不处于社会政治生活中心位置的人士——如宗教神职人员、特殊界别的代表人物等——成为政协的重要角色。还有一些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人,包括遭遇了一点波折的同志,在政协都得到了足够的倾听和重视。
     
       至于政协的小组会上,言路之广,空间之大,气氛之和,态度之善,应属首屈一指。政协是一个政治文明走在前头的地方,希望这种文明有浸润熏染扩展的作用。
     
       有一个政协与没有一个政协大不一样,政协是中国的民主政治的带有实验性的先导者。有一些文人、艺术家、各界人士,很乐意担任政协委员。
     
       但是我的实际经验也说明了参政议政谈何容易。有一年政协的工作报告中,号召政协委员每年至少提一条提案,或反映一条社情民意。我听了觉得不是滋味,从理论上说,领导的这一条号召够苦口婆心的了。但我觉得不大好听,这等于承认:我们的政协委员,有不止一个人(如果只是个别人就根本不需要提这样的号召了)一年是不提一个意见,不反映一个情况的。这太对不起人民叫做纳税人的了!想想每年的两会,采取了多少措施保证会议的开好,提供了多少便利让委员们来开好会议,最后却是原来有的委员一年不做一件委员应做的事情的,这怎么向人民交代!
     
       我参加过的九届政协好几次小组会谈委员面临的官司即法律诉讼问题。诉讼当然都是个案,一幅画,吴冠中委员不承认是自己画的,却以自己的名义在那里拍卖了。最后这个官司果然得到了使吴老满意的判决。
     
       另外的官司也是如此。北京有一家超市,非法对他们怀疑偷窃的两个女青年搜身,吴祖光老为此写了文章责备那家超市,被那家超市以侵犯名誉为名控告。
     
       而那家超市负责人的母亲是一位领导干部。当然这里又有了悖论,政协应该关心委员帮助委员,无法说委员的官司与政协无关,那么究竟怎么样关心和帮助委员更好呢?委员与非委员在司法问题上,其权益怎么样能够得到平等的对待与保障呢?而当一位委员与一位领导干部的子女发生了司法纠葛以后,能不能认定就是该位领导干部的责任呢?我们不是不大好搞株连吗?
     
       类似的意见的发表使我得罪了人,我们的习惯是既然是朋友是一个政协界别的伙伴,就应该同仇敌忾,一致对外。
     
       我在一九五八年的少年宫建筑工地上学到过一些词儿、一些活儿:灌浆、腻缝、抹光、齐不齐一把泥……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在政协小组会上当小组长需要这方面的训练,一九九七年会议上,在一位老哥大放厥词之后,我勉为其难地做了这方面的活计,并为此得到了“感谢”。
     
       他的发言第二天就被同组委员汇报到有关部门领导那边去了,好险!幸亏我的泥水活做到了头里。
     
       有一位善于总结的领导,告诉我,手上使劲的人,应该去当劳模,心里有劲头的,可以去当领导,嘴里出彩的,应该到政协。一笑。
     
       在政协有机会领略了那么多文人艺术家的风采。丁聪从五十年代第二届就是委员,至八届,他当了四十多年委员,他厚道而且谨慎,善良而又自足。漫画家毕克官也算颇有道行,历次发言都很犀利沉痛,同时又是那样的与人为善、忠心耿耿。鼻烟壶内画专家,河北的王习三,同样地痛砭时弊,为民执言,同时心存忠厚,顾全大局。陈祖芬既是来开会的又像是来采访“采风”的,言谈话语,一颦一笑,都成就了她的潇洒散文随笔。张贤亮爱发惊人之论,如说要“改造共产党”,先吓你一跳,然后得意扬扬地拿出根据:毛主席在延安《讲话》中就讲过,小资产阶级要按小资产阶级的面貌改造党,无产阶级就要按无产阶级的面貌改造党。幸亏有一届李希凡也在我们组,他是时时不忘记记住与强调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的,有他在,我们的小组会的发言不会偏于一面。
     
       按惯例,冯骥才、张贤亮、傅庚辰、陈晓光等是常常在文艺联组讨论会上做有准备的发言的人。有一次组里安排的发言人没有张贤亮,但是他自己提出,没有他发言是不可以的。他就西部大开发问题讲了一些颇不外行的意见,受到了国务院领导同志的肯定,并说:“过去只知道贤亮同志成就在文学方面,原来他对经济问题也是有见解的……”
     
       冯骥才的发言集中在保护民间文化遗产方面,他已经成为这方面的专家了。
     
       政协为他施展这方面的才能提供了讲坛。
     
       冯骥才、邓友梅,有时候也还加上我,我们得空便修理修理张贤亮,打一打他的威风与野性,而贤亮兄的一大可爱之处就是接受修理、欢迎修理,没有人修理反而会寂寞得闹腾。
     
       个子不高的魏明伦极热心,差不多所有的联组会议上他都要发言。他讲过缓称“盛世”的意见,讲过为我打抱不平的意见。还讲过“扫皇”——如今的以皇帝为主角的电视剧目恶性膨胀,应该扫一扫——的意见。次年我在发言中也讲过这个话题,被媒体炒为魏某王某联手抨击“皇帝剧”。
     
       还有发言认真态度庄重的戴爱莲,她致力于提倡民族舞蹈,抵制西方大众文化的影响,可惜她的中文是后学的,口齿不易听懂。口若悬河的是李燕,他是画家李苦禅的儿子,滔滔不绝,情理(材)料俱茂。美协主席靳尚谊对城市建设上的缺乏民族特点痛心疾首。傅庚辰的发言条理清晰,口齿清楚,正气浩然,有时还哼一下革命歌曲,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韩美林是极其性情中人的,他有时在发言中对一些坏人坏事破口大骂。有时他得罪领导。他有一句名言,政协政协,半正半邪,令人喷饭。
     
       一九九六年,我参加了政协的二十一世纪国际论坛的筹备工作与论坛。李光耀、舒尔茨、基辛格、竹下登还有许多别国政要出席了论坛。我也结识了俄罗斯的季塔连柯,美国的傅高义,这些权威中国研究专家。
     
       二零零零与二零零一年,我参加了有关“不同文明间的对话”的准备活动与国际会议。
     
       自二零零五年我担任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以来,这方面的工作得到了政协领导的极大支持。这是一个现职也是实职,我自己也没有预料到会有这么多干头。委员学习研讨班最初一次与最后一次的开班式或结业式,都有贾庆林主席、王忠禹常务副主席、郑万通秘书长出席。我们对此提出的设想,得到了政协领导同志的肯定的批示。我们编辑的《政协委员一日》首发式,贾主席也来了。现在,这个书籍的系列仍在继续编辑出版。我所倡议的政协文史资料馆,正在建设中。二零零五年,我随贾主席视察了湖南。次年,我又作为主要陪同人员之一参加了对于英国、乌克兰、立陶宛与爱沙尼亚的访问。我在政协的处境与工作状况与在作协的某些境遇成为了鲜明的对比。这也说明了生活、社会、人事关系以及组织机构运作的多样性吧,谁说我们是铁板一块呢?
     
       76.我感动,所以我满意
     
       有人说我是成功者。什么是成功呢?名位吗?金钱吗?我不是化外之民,我在乎人间诸事,但是我确有粪土名位与金钱的记录。你有吗?
     
       我寻求的是感动的体验,或云:将这种体验视为人间走这一趟最重要的目标。
     
       我走上了文学,走入了革命,因为文学与革命感动了我。同样的感动常常表现在音乐的征服上。
     
       ……而文学作品,正是我的歌,我的交响,我的协奏,我的节奏与旋律。
     
       有许多事情说不清楚,想不清楚:关于生命,关于死亡,关于永恒。关于学问,关于榜样,关于意义,关于牺牲,关于价值,关于快乐。但是我已经生活在世间,我已经生活在祖国,我已经生活在地球上人类中太阳下面。我至少应该真正地感动一辈子,我至少一辈子应该有几件,颇有几件事真正让我感动。
     
       感动就是为体验生的与死的滋味,就是到银河系、到大地、到神州河山中走一趟的滋味。
     
       我的感动并不,一点也不艰深,不各色,不自恋和顾影自怜。一座山峰,一片浪花,一座老屋子,一棵大树或者小苗,一叶扁舟,一钩残月或者落到海里去的太阳,时而使我感到生命的极致。西班牙格拉纳达的阿拉伯花园与比利时布鲁日的建筑,颐和园里的谐趣园与西湖边的平湖秋月,已经足够我感动得潸然泪下。连续听或者唱几首我所喜爱的乐曲,已经使我觉得此生再无所求。
     
       你可能成功,也可能蹉跎一世,可能伟大也可能渺小,你可能幸运而且得到公众宠爱,你也可能总是被误解,被错会了意。高尚有高尚的代价,低下有低下的收益,清高有清高的寂寞,无耻有无耻的火爆,智慧有智慧的痛苦,愚傻有愚傻的福气。然而你活一辈子总该有几次体验的充盈,充盈的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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