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仅仅差一厘米（1979—1987）(16)
有一件事我做得非常不成功。部内有一些元老、大家、权威，我很尊敬他们，常常与他们座谈，听取意见等。而每次开会，他们都大骂通俗的、消费性的文艺文娱活动。王朝闻老师扭着身子学歌星，论证歌星是何等的不堪。吴雪老师干脆提出文艺这样搞下去，中国会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张庚老师则更是上纲上线地批判。
我不能不表态，否则等于组织老权威否定当今的文艺生活与文艺发展。我一表态就会与老人家们发生摩擦，也果然发生了摩擦。我毫无办法。
我后来的继任者，根本不再开这种听取意见的会议了，找来吃吃饭还偶一为之，找来提意见，谁会干这种傻事？会议室里炮声震天的场面再不会发生了。
这是不是说明我还是太书生太君子气了呢？
我的上任也引起了一些年轻有为者的兴趣。一时求见者甚多，我尽量来者不拒，但每人只见四十五分钟，是标准的一节课的时间。
我的特点之一是，注意自己应该做什么，更注意自己做不成什么，尤其是根本不可能改变什么。
56.在文化部做事
受尊敬，说话管用。文化部可不是作协，部长说什么，在文件上批注什么，都有人记录、传达、贯彻、落实。好多年了，我很不喜欢“调演”这个词，文艺不是物资，不是部队，不宜于用调拨之类的指令性字眼。过去，这样想了说了，和没想没说一样，现在，一说，立即改过，变成文化部邀请进京演出了。
当时的许多艺术大专学校的毕业生，一毕业就出国走了。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教育成本，培养一个艺术高等学府的毕业生比一个普通高校的毕业生要多用许多人民的钱。我于是下令制定了一些管理与补偿办法，使享受国家的艺术教育的学子也遵照契约承担毕业后一定的服务义务。恰恰是我的意见变成了管理条例，也限制了一些人的自由出走，包括一些大人物的子弟。
一九八八年，高行健受到德国一个官方文化组织DAAD（注：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的邀请，邀请他以画家身份访德六个月或更长一段时间。其奥妙在于，DAAD已经以作家身份邀请过高先生访德一次了，而该组织规定，一个人只能被邀请一次，故此次的活动以画家的身份相邀。高行健怎么成了画家？负责审批此事的文化部外联局的同志，拿不定主意。我乃说，德国人承认他是画家，并承担一切费用，我们何必管那么多？按法律规定，除有未了刑事、民事官司或服刑及掌握国家重大机密人员以外，都可以出国，外联局的任务是将这些活动纳入对外文化交流的总体格局，而不是分辨某某人的业务成就。再说在外语中，画家是painter，但painter也可以做油漆匠解，根本没有中文里那种成名成家的辉煌含义。我的一句话，高行健就走了，从此没有回来。
说是高先生画大写意，在国际市场上有一定行市，得了诺奖定价更加走俏。
可惜我至今也没有见过他的画。
中央音乐学院有一位硕士生，迪丽拜尔，因为是新疆维吾尔族，我与她熟识。最早还是在一九八六年初李一氓同志主持的国际交流协会成立会议上，我见到了她，用维吾尔语与她攀谈，把她吓了一跳。她为自己的婚姻问题而极苦恼，她有一个恋人，但家乡人包括亲属考虑到民族宗教问题，多有阻拦。我乃找了当时的民委主任司马义·艾买提同志，以我们两个人的名义写了信，说明迪的未婚夫的民族属性不会有问题，并请新疆的老领导赛福鼎同志亲自做他们的主婚人，主持了他们的婚礼，也算做了一件好事。
一九八六年八月，我首次到了西藏，参加雪顿（戏剧）节。西藏的自然风貌与人文特色都十分迷人。那里的天蓝润如玉，那里的雪山晶莹美洁，那里的寺庙高大雄伟，依山高耸，那里的经幡迎风飘舞。到处都有歌声，到处都有祝祷，到处都有礼节。同时到处都有新风吹来。
我写了一首长诗《西藏的遐思》，我歌唱了西藏的自然与宗教、风习，我表达了对于雪域高原的人们的质朴与天真的怜爱，我呼唤了理解与和睦，我表达了对于自然与人的无限伸延与变化的可能性的相信，我期待着更永恒与阔大的境界。李一氓同志写了诗评，刊登在《人民日报》上。此诗译成了意大利语，并成为我获得蒙德罗文学奖的由头之一。
我有机会在拉萨近距离接触到歌唱家才旦卓玛，她的《唱支山歌给党听》
与《北京有个金太阳》催人泪下。对于这样一个农奴出身的歌唱家，我确实有深情焉。得知她的住房还很困难，我与西藏自治区当时的书记武精华同志认真谈了谈，我特别向武书记介绍了周总理生前对才旦的关心。后来，在该区换届时，才旦被选为区政协副主席，副省级待遇，各种生活问题迎刃而解。此后，新疆歌唱家帕夏·依仙也就任了新疆的政协副主席。
也有的事说了基本白说。我参加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的招待外国元首的文艺演出，发现麦克风的使用令人震耳欲聋，更不要说声音的失真了。我也正好在晚报上看到新凤霞的文章，说到扩音器的滥用如何违背了戏曲表演的优良传统。我说了多次，我写过文章，我还写了一篇讽刺小说叫《音响炎》，结果收效等于零。
有一个稍大一点的事：天安门广场其时挂着马恩列斯的巨幅照片，上面让我们一批做意识形态工作的人员研究一下，研究的结果竟没有一个人（包括我）敢说不挂，而是向后拖，说是等到什么什么节日再摘吧。其实让我们讨论，就是不准备再继续挂下去了，其实是希望我们提出建议，为领导分一点忧，承担一点分量。而我们辜负了领导的期望，就这么点出息，硬是只能请总设计师自己出来打冲锋。我不免想到，我们的干部都讲究“听话”，太听话了可就没有冲劲了。
文化部属下有一个艺术研究院，院中有阵容强大的戏曲学家、文艺学家，张庚、郭汉城、王朝闻、胡芝凤等。除戏曲、音乐、美术等外，这里还有外国文艺研究所与独一无二的红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和中国文化研究所等。原有的领导班子年龄偏大，我采纳党委书记、很重规矩的老同志苏一平的建议，将李希凡与冯其庸请来主持院务工作。他们的年龄使他们在各自的原单位（李是人民日报社，冯是人民大学）已经面临退休了。李希凡虽然五十年代曾经批判过我，我是绝对不会因个人恩怨而影响用人的。我最讨厌的就是搞小圈子，拉拉扯扯，同样讨厌的是搞对立面，钩心斗角，这样的事对于我来说实是奇耻大辱。后来证明，李是一个认真正派的人，他的某些文艺与学术观点可能有偏于守旧的一面，但是他也是不搞那种蝇营狗苟乃至偷鸡（投机）摸狗，低级趣味的那一套的。此后发生过一些情况，他曾被要求揭批王某，但是他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只讲真话，坚持不当风派。我要说，我们问心无愧，做人，我们要做对得住旁人也对得住自己的人，就是说不违心。我很得意于自己做人对人的这种坦荡无私的原则，而十二分地瞧不起低级庸俗之风。
帕瓦罗蒂的来访，是先我到文化部就安排好了的，我不能贪天之功为己有，但是，我高度重视这次访问演出。我在人民大会堂欢迎帕瓦罗蒂的宴会上讲话提出，真正的艺术是超出国界的，帕瓦罗蒂属于意大利，属于那不勒斯，同时也属于人类，属于中国。我的这个说法不无新意，而且起了很大作用，此后，一些大艺术家，大知识分子到中国来，部里的其他领导同志也讲过类似意思的话。
由于胡耀邦才刚访问意大利归来，他在中南海宴请了帕瓦罗蒂，我们还邀请了刘维维、彭丽媛等与帕共进午餐。此次午宴中，根据耀邦同志意见，增加安排了全体意方客人到桂林——漓江一游。是由于意大使盛赞桂林风光，而耀邦盛赞意大利的自然风光。胡启立同志还指示我们把帕的压轴演出从展览馆剧场改到人民大会堂举行，那一天的演出各方面重要人士出席得极多，做到了辉煌鼎盛。
那一天的帕瓦罗蒂也极兴奋，白天他去大会堂试了音。他还参观了故宫的曾侯乙编钟，用编钟敲出了那不勒斯民歌《我的太阳》。他拿着一块小手绢上场下场，大个儿显出一种妩媚。他一个人的声音充实了整个大会堂，激动了整个大会堂，震撼了整个大会堂，到处都是金声玉振，雍容丰满。人人的脸上都显出了感动、惊叹、满足。唱完《我的太阳》“噢苏罗密噢”以后又加演了《重归苏莲托》，这后一个歌竟然比前者还多情。
帕的前来演出的后续效应应该说是普拉西多·多明戈的前来。为此，我与西班牙驻华大使进行了特别顺利的协商。
八十年代，对外友协曾计划请另一位西班牙裔美国歌手胡里奥·伊格莱西亚斯来华并在人民大会堂演出。我考虑到他是唱通俗唱法的，不知在人民大会堂演出是否合适，便否决了此事，现在，这些讲究已经没有了，但是我觉得对于大会堂的演出仍然应抱较严肃的态度，我不知道我当时的处理是否适当。
我到部里后，调看过一些《猫》的片段，我也不敢说让他们到中国演出。
不敢让《猫》进来，关键在于怕“牛鬼蛇神”四个字，文字能把人管死，此是一例。此后若干年，此剧来了，在上海也在北京演出了，票价不菲，还是蛮成功的。你想了解从设防不让《猫》进口，到解禁的过程吗？让我告诉你这个过程就是“期以时日，自然而然”八个大字。
同样，我在任期间，曾经发生过深圳计划举办准选美活动的“事件”。那时岂敢用“选美”的名义，可能是叫做什么评选“礼仪小姐”或“时装模特”之类。
但已有媒体提出疑问，还有一些著名的妇女界高级领导人，著名的“大姐”们作出批示，说是选美是旧社会拿妇女当做玩物的一种活动，表现的是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绝对不可以在我们的神圣国土上举行。我当然读到这些指示，并贯彻执行，通知深圳的文化部门注意掌握。
那个时候不会想到，十余年后，在我国的海南岛三亚市，连续两年举办世界小姐评选大会。很受内地观众欢迎的凤凰卫视，也不止一次举办中华小姐的选美活动，著名作家余秋雨先生，香港城市大学校长张信刚教授等多次出任选美的评委。
令人感叹的还有与外国互设文化中心问题。我在任期间，是没有这个条件的，我方的防范心理也比较重。
现在的情况已经是多么的不同了啊。除了贝宁、毛里求斯、埃及以外，目前我们与法国、德国、西班牙、韩国、印度、埃及、英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多少国家已经或正在互设文化中心了啊！
同样是时间完成了当年无法完成的工作，积极发展文化产业的方针已经进入党和国家的正式文件，文化单位的改（为企业）制的工作正在试点与推广。
从到文化部第一天开始，我就提出了对于文化艺术工作的国家褒奖体系的建设问题，可惜没有来得及做成，好在，十七大的政治报告中，已经提出了这样一个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