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仅仅差一厘米（1979—1987）(4)
我们也去过劳动人民文化宫，对着中山公园，原名太庙。这里我们冒着夏日的雷阵雨与五十年代的同学旧友，大部分是那时的团干部聚会，一起唱了许多革命歌儿和苏联歌儿。古柏青松在雷雨后，发出的芳香醉人心脾。我们这也算是“踏遍青山人未老”吗？也许可以叫阅尽荒唐人未老？
住房里有一张小小的书桌，我在这里一住下来就继续写上了《布礼》。天热无君子，我光着上身，下身也只穿一件小裤衩，一面在噪声中写作一面挥汗如雨。
一次这样一副打扮接待了来访的记者，被称为赤膊上阵。
《布礼》此篇在新疆已经动笔。这里需要补叙一下，我在回疆办理调动期间，还应我多次供过职的杂志《新疆文学》之邀写了风味独特的《买买提处长轶事》，副题是“维吾尔人的黑色幽默”。正文前我标上了“泪尽则喜”与“幽默感即智力的优越感”的自撰“格言”。
后来这篇东西被朱虹翻译介绍给了美国，还被美国一家出版社收到一种小学语文课本里去了。
此外还写了《悠悠寸草心》与《友人和烟》，具体写作时间与情况，记不清了。
《布礼》自然没有多少幽默。我要写的是灵魂，是那个毒化人的心灵的岁月里人们所受到的灵魂的折磨。
中篇小说的突然行时，我记忆中与从维熙的率先实践有关，他的《第十个弹孔》与《大墙下的红玉兰》连续发表，我戏称他是“大墙文学之父”，而张贤亮只能算是“大墙文学之叔”。周扬读了从维熙的《第十个弹孔》，向我们称赞不已。
《布礼》的影响不算小。法共人道报出版社出了它的法译本。八十年代末，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它的英译本，蓝温蒂译。小说是发表在才创刊不久的《当代》上的，具体是孟伟哉同志编的。《当代》时任主编的是秦兆阳老师，他盛赞此篇。后来在评奖中篇小说时，因为每个作者只能得奖一篇，对于奖《布礼》还是奖《蝴蝶》争执不下。有人问起我个人的意见，我说就奖《蝴》
吧，此事使秦兆阳师甚为恼火。因为奖了《蝴》等于挖了《当代》的墙角而为《十月》
添彩。后来《当代》自己奖作品时也说道，既然王某自己不抬举《布礼》，我们何必追着求着去奖它呢？
此事可能造成了对于秦兆阳与韦君宜二位恩师的伤害至少是不快。我当时想的只限于作品。《蝴蝶》引发了更多的反响，评者极多。《蝴蝶》一发表就由外文出版社出了英译本，后来，又出版了日、德、越南等国文字的版本。
你可能生活在一个伟大的转变期，你可能做了一些有点动静的事情，你可能经历了事变，你可能是历史的在场者与参与者……然而，你的生活仍然是由一些细节组成的，赤背、炒疙瘩、水龙头、市场、书报摊、吉他、故宫角亭、公园里的嘈杂音响，永远难忘。
38.文坛一瞥话清明
我回到北京，成了北京市文联的“专业作家”。
中国的“专业作家”与外文中的专业作家含义不同，恰恰相反，在外国，专业作家是指以写作为职业，靠版税生存的人，在中国，是指被“养起来”写作的人。
当时北京文联诸公对浩然的事意见不一。管桦、杨沫，都对浩印象很好，大多一般工作人员与司机也都喜欢浩。另外有几位老作家，对别人在“文革”
中挨整而浩一花独秀，尤其是浩当“文革”头目时的一次红卫兵批斗大会耿耿于怀，此次会后老舍自杀了。社会上有一些文学界同行，例如曲波，一提浩然就怒发冲冠，说是“文革”后的一次什么文艺集会，如果浩参加的话他就不参加。
民心也有对浩然极不利的一面，一个红里透紫的人突然崩盘，它有一种大快人心之感。
浩然自己很郁闷，自称“像是一名输光了本钱的赌徒”。显然，他只有红里透紫的经验、根正苗红的自我感觉，却没有受挫的锻炼与任何自省的习惯。“归来”
的我等（包括刘绍棠、邓友梅、从维熙，以及后来的葛翠琳、杲向真等），都对浩然抱着善意。我等已经受够了，不想看另一个作家品尝被封杀冻结的滋味。
有过一个命运也大致相近的邓作家，当着我的面向胡乔木汇报浩然走到某地受到大张旗鼓的超规格接待的事，似乎是一种什么涉嫌未能全面否定“文革”
的“动向”，胡对他的汇报非常反感，后来专门向我提及，听了他的话，他是如何的不快，胡并进而告诉我，他已与媒体打了招呼，要正面报道浩然的新作《苍生》出世的信息。
七十年代末，一到北京，我常常被邀请参加座谈会。会议的召集方多为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新创办的《十月》杂志、甫恢复正常的《文艺报》等。在这些会上我结识了一批风华正茂、活力四射的人物，包括时在北京改本子的白桦，安徽的张锲，北京的李陀，因了话剧新作《丹心谱》而受到瞩目的作者苏叔阳等。
刘心武有时也出席会议，正是当红时期。当时谈论过的话题有对于“文革”中批判的文艺“黑六论”的拨乱反正、电影《望乡》为什么不得完整上演？伤痕文学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多少年来文艺工作的主要问题是不是极“左”？历次运动中受到伤害的文艺工作者与他们的作品的命运、所谓“三人主义（人性、人情、人道）”问题、要不要尊重艺术规律？何谓艺术规律？以及现实主义传统的恢复等。
谈得相当痛快，也相当高兴，能有这样的时候，这样的场合，把许多过去无法讲的话说一说，美哉。
主持会的不是冯牧就是陈荒煤，他们都是中青年作家的朋友与支持者，也是我个人感到亲近与敬重的老领导老作家。他们是拨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热烈赞颂者。荒煤多次讲到一个问题，说是文艺界的许多人找他“摸精神”，就是说大家对最高领导对文艺工作的想法不甚有底，不甚放心，希望知道这样写下去评下去会不会惹麻烦。荒煤劝大家不要老那样“摸精神”，而应该专心致志地写作。
表面看荒煤讲得当然全对。身为作家而在“摸精神”，叫人说啥好呢？一个作家难道就没有自己的主见，主心骨？一个动辄几万字几十万字写文章的人难道没有自己的良心良知良能，自己的责任，却要唯上是听？而且，在百废待兴，百乱待理的时候，确实有一个很大的空间，你看准了的事情，就应该勇于实践，勇于承担历史的责任，就会办成，就会受到各方的拥护。胡耀邦同志在平反冤假错案，改正反右的扩大化方面就是这样做的。
是的，当时文艺界的老领导也有这种当仁不让的责任感与雄心壮志。他们大刀阔斧地推动着以中青年作家为主力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老领导们正在全面收复“文革”中被江青践踏得千疮百孔的文艺园地——失地。
但是，更高层的领导，更资深一些的作家似乎并不是同样的估计同样的判断。
荒煤的说法虽然纯洁伟大，然而仍是书生气。后来，他因为批准了一个什么有大量赤身裸体镜头的外国片在内部放映，他几乎，也可能是已经受到了纪律处分。
荒煤、冯牧等的日子并不那么好过。
我记得冯牧的一句名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当代文学的脚步与党的意图是同步的。开始，确实是一个同步时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央要说的话，差不多正是话剧与小说里说着的话。你要拨乱反正吗？《班主任》就是要拨乱反正。你要平反冤案吗？《神圣的使命》要的是平反冤案。你要为老干部老领导正名吗？你要为痛悼周恩来总理的事件恢复名誉吗？你要扭转极“左”吗？
你要解放思想吗？你要痛骂江青吗？咱们做的都是这个，正是这个。
会议，发言，以心武为代表的所谓“新时期文学”的崛起，对于我来说确是东风浩荡。但是我毕竟更关心的是写作，是作品，我知道天气再好并不能代替写作本身。还有，与动笔者相比，发言者的姿态更加雄伟，激进，尤其是有一种真正的写作者所不具有的特别的明白。
某些发言者的这个特别明白劲儿包括对上头的人事胸有成竹。我忘了是谁说的了，怎么都像是刚参加完政治局会议出来的呀？
这期间我多次参加陈冯二位老师主持的中青年作家座谈会，这些会的主题是批判极“左”，我很喜欢。但会开得多了，我又品出点“路线交底”的味儿来：
我们必须发动起来，支持周扬、支持一位诗人接周扬的班，而千万不可让坚持“左”
的文艺方针的例如林默涵、刘白羽得逞。一些老师的支持中青年作家是在积拢人气，而林刘二位老师则是在积拢“天威”。一个与诗人有关的人物甚至派我的一位好友，来找我，告诉我，让我要多请教长期住在和平饭店的白桦，以便了解北京的路线斗争情况。
但我不想站队，站队令我想起了投靠，令我想起了山头、造势与倚众倚人成事。我王某虽然身高不足一米七，工资不到九十元，作品发表了的不足三十万字，自信还能实实在在地写小说，想贡献出来的是好小说，是独具的匠心，不是大轰隆的热度，是描写与构思的准确与精微，不是站队的准确与精微。
我想起了新疆的郝关中老夫子的名言：“永远不把自己绑在任何个人的战车上。”厉害呀，郝夫子！
形势很好。然而，颇有战车！我一直非常清明！
我还有一个发现，越是写作上一般的人，越擅长站队的艺术。
但我又扪心自问，我是不是太清高太撇清了？对于人事，你能那么清纯吗？
在一个人的因素第一的地方？
我早在一九七九年就明确宣示过，我愿尊重每一位师长，但是绝对不投靠。
我愿团结每一位同行，但是绝对不拉拢。有一位颇思有所作为的老大哥作家私下说：“王蒙，你想成事，就必须拉帮结派！”（？？？）我愿意把这些个想法提交给广大的读者，提交给历史。从个人经历来说，新时期以来，在我回忆的这个时期，我是有所不为，有所不取，有所选择的，我并不感情用事，拉拉扯扯，叽叽咕咕。
还有一件事我绝对不干。就是不与人搞口舌之争。我离开北京市文联的时候，文联的一位领导宋汎同志，特别提出来，王蒙从来不搞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当时有一两个同行，背地里说一些酸溜溜的话，我的对待只是一笑而已。至今如此，有误解，有歧义，有恶意，有胡说八道，我都是笑一笑。笑一笑是一宝，这是我的体会。我宁可再不写一个字，宁可转业卖糖葫芦，也绝不陷入文人相轻的下贱圈子中去。
我还有两个“思想问题”。第一，抓文学是不是能不只注重题材，以题材取胜？
第二，把这两年的文学潮流命名为“现实主义”回归，是不是太狭窄，乃至会作茧自缚呢？
我不完全理解茅盾老师早年关于文学史上贯穿着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的提法。为什么现实主义与别的不那么现实的主义不能双赢、共赢、互补、齐放、交融，而一定要是谁战胜谁呢？
再说中国的文艺观念是另一种体系，另一套语码：写意，写实，工笔，泼墨，神思，气韵，意境，风骨，似与不似之间……一个现实主义，够用吗？
我还要说一个情况，那段时期，我的最重要的作品其实是《夜的眼》，苏联和美国，都把《夜》作为首先介绍过去的后“文革”作品之一。赵玫说，正在上大学的她，读了这篇短篇小说，甚至觉得文学与生活都不同了。但是我们作协的几位可敬与可畏的老师，包括冯陈林刘，没有谁看得懂《夜》。还有人干脆说这篇作品写得“很不好”。呜呼！
我看望了从大墙后面出来不太久的从维熙。他与妻子张沪双双进了“大墙”，只剩下了老母和孙子相依为命，这时挤住在一间小屋，其时张沪只能住在娘家，令人鼻酸。
我们去给刘真等的新生活贺喜。当时的同命运的文友们极力撮合她与邓友梅的再结连理，当然事实证明，这个撮合是失败的。刘真做了几道菜，招待大家。她的新生活并没有成功，但是大家都有一种劫后余生，渴望过好日子的心情，也都热情祝愿，但愿从此一切平安顺利，顺风顺水。有一位理论家概括说人心思定。
急急忙忙，我们几个并非作协会员的人儿都入了会，然后紧接着当上了四届文代会三届作家代表大会的代表。虽然一事无成，年龄已经进入了新阶段，有些事也就水涨船高，迎刃而解了。
提到这一个时间段，我也想到了《十月》杂志。当时《十月》的主编是苏予，这位大姐是地下党的老同志，解放前是燕京大学学生，解放后一直磕磕绊绊。
她编杂志也仍然保持着团结起来到明天的真诚理想。我相信苏予是一个始终如一的革命理想主义者。
另一本难忘的刊物是南京的《青春》，主编也是一位大姐：斯群。从它创刊起，我在上面连载了创作谈《当你拿起笔》，据说颇有影响，后来专门出了小册子。
39.四次文代会
一九七九年十月三十日，四次全国文代会开幕。我看到那些老文艺家，坐着轮椅，拄着双拐，被人搀扶，口齿不清、惊魂乍定……都来了。老作家萧三、楼适夷等到了台上发言，说上一句“咱们又见面了……”，泣不成声……“文革”
中整死的文艺家的冤魂也出现在主席台上啦。
大会上一些中青年作家激动兴奋，眉飞色舞。有几个人发言极为活跃尖锐，例如柯岩、白桦，还有刘宾雁的讲话，全场轰动。他们本来不在文联全委的候选名单上，但是由于言发得好，人气旺，被增补到名单上了。
小平同志代表中央致辞祝贺。人们对他讲的“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欣喜若狂，掌声如雷。
许多人记住的就是“不要横加干涉”六个字。能这样讲，谈何容易！
但我的印象不尽相同。我是主席团成员，姓氏笔画又少，坐在主席台第一排，我近距离地感染到了也领会到了小平同志的庄严、正规、权威，他的决定一切指挥一切的神态、举止和语气。他是一个真正的指挥员，他牢牢地掌握着局势和权力，他的姿态和论断绝无令文人们想入非非之余地。他强调：“这次大会，标志着全国文艺工作者的空前团结。”他肯定：“文艺界是很有成绩的部门之一……从总体来看，我们的文艺队伍是好的。”他的口气当然是在做结论。他指出：“文艺工作者，要……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同各种妨害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习惯进行长期的、有效的斗争。要批判剥削阶级思想和小生产守旧狭隘心理的影响，批判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克服官僚主义……”斗争的弦并没有放弃，也很难说是放松。他说：“文艺创作必须充分表现我们人民的优秀品质，赞美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中，在同各种敌人和各种困难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
赞美的要求也并没有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