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皇帝跑哪去了 (2)
皇帝跑哪去了
很多年前，爱画女人的画家朱新建还是翩翩一公子，初次见面，送给我一本新出的连环画，是江苏少儿出版社的《皇帝的新衣》。他的构思很有意思，皇帝不是赤条条，穿了条小红裤衩，胖乎乎的，像一头棕色的小肥猪。
为什么皇帝的皮肤是棕色呢，我想不明白，也许这个颜色配上鲜艳的红裤衩，更好看更性感。也许画家本人有这偏爱，他心目中的皇帝就这样，不是白人，不是黑人，也不是黄种人，得有点肉，瘦骨嶙峋便不好玩。如今回想起来，这么设计既有时代特色，也符合艺术表达的要求，一条小红裤衩还是必要的，你总不能有伤风化，真画一个光屁股的皇帝给天真的孩子们看。
那是上世纪的七十年代，思想刚刚开放，改革已经起步，艺术学院正在讨论能不能裸体写生。结果当然是可以画应该画必须画，害得青春期的我们心猿意马，在背后经常议论，十分羡慕美术系留长发的男生。那年头，能将皇帝的小红裤衩剥去，令真相于大白，是一件多么愉快的事。
安徒生的童话很多，除了《卖火柴的小姑娘》，还能让人牢记在心的，就是《皇帝的新衣》。这故事家喻户晓言近旨远，我们侃侃而谈，准备说大道理，常会莫名其妙的理直气壮。都是文明人，有着一肚子文化，都相信自己就是那个敢说真话的孩子，然而很不幸，我们常常不是。
如果我们是皇帝就好了，被骗就被骗，毕竟还是吃香喝辣的陛下。如果是骗子，这也不坏，被骗一乐，骗人也一乐。生命不息，骗人不止。偏偏我们只是普通人，只是看客，只能插科打诨。有时候，我们还会在无意中跌入陷阱，不知不觉中处于困境。
皇帝有没有穿衣服，说简单，也不简单。经验中的皇帝显然一丝不挂，这已成为一种思维定式，成为了习惯，事实可能不完全这样，譬如朱新建版的《皇帝的新衣》，就穿着小红裤衩。现实生活是人云亦云，我们都觉得自己说真话，真相却是，只是跟在别人后面学舌说了真话，皇帝还有条鲜艳的小红裤衩。
一条小红裤衩足以挑战一个传统故事，当然还可能有更大的颠覆，不止是有没有小红裤衩，而是在我们的面前压根没有什么皇帝。皇帝并不在现场，他不知道跑哪去了。眼下的许多装模作样的争论就是这样，有没有皇帝已不重要，我们面红耳赤，我们口若悬河义正辞严，站在甲方乙方的立场，只图说得痛快，将经验主义的错误犯得肆无忌惮。
皇帝的缺席，是《皇帝的新衣》的最新版本。
三次中学讲课记忆
有过三次在中学讲课的经历，每次都很失败，都有种挫折感。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再遇到类似机会，我总是十分诚恳地请辞。尺有所长寸有所短，有人天生会说，有人天生不会，像我这样，跑到中学去胡说八道，真的是不太合适。
第一次去中学讲课，是因为推托不了。朋友兼邻居有个宝贝女儿，不知道怎么跟别人吹牛，说同一个楼里还住着一位傻乎乎的作家。消息传进班主任耳朵，下了指示，一定要让我去现身说法。女儿便回去命令父亲，父亲又来说项，软磨硬泡仁至义尽，我不知深浅，稀里糊涂答应了。
这是我第一次给学生讲课，朋友的女儿又高又大，有些早熟，按她的模样打了腹稿，没想到一走进教室，全是半大不小的毛孩子。还没打上课铃，几个调皮捣蛋的小家伙又喊又叫，在面前追过来跑过去。讲课过程让人沮丧，原来准备的话，根本没办法说出口。孩子们瞪大了眼睛，似乎在等我说什么，然而只要老师不监视，立刻显现出了顽皮本性，不是做鬼脸，就是相互打闹。说什么已不重要，我不由地走神，想起了自己的初中时代，那年头，我们也这样，只要老师不管，谁在上面说什么都不会听。
第二次是去女儿学校，更是硬着头皮，既然为别人女儿出过场了，自家的事只能当仁不让。这一次对象是高中，属于讲座性质，让学生自由旁听，女儿因此得以逃脱，总算没看到老爸如何出洋相。我建议学生不要看报纸，不要信宣传，因为现在的许多孩子，一写作文，都是报纸上的口吻，都是大话。事后女儿问一男生，我老爸说得怎么样，男生一脸不屑，说“一××糟”。这是典型的南京口语，中间两字有辱斯文，意思是一塌糊涂。
有了两次不成功的经验，再来第三次，多少有点愚蠢。第三次是去一所中学给文学社的同学讲课，记不清怎么就答应了，很诚恳地说了一番，苦口婆心，告诉同学们没必要立志当作家。该读书，还是应该读书，考大学没意思，该考还是得考。拼命说作家伟大，其实是个谎言，千万不要觉得写作崇高，硬逼自己走文学的道路。写作是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应该水到渠成。
我显然太不会说话，不会表达。尽管态度认真，可是有学生比我还认真。终于讲课结束，一名戴眼镜的学生拦住我，说作家没有多伟大，难道鲁迅不伟大吗，又说他弃医从文，以文章治病救人，这难道不崇高吗。他比我还会说，虽然年长了好多岁，我竟然说不过他。
作为时尚的世界杯
不知怎么的，世界杯总会让我想起诺贝尔文学奖，说当回事，真当回事，说不当回事，真不当回事。上世纪八十年代，谁要是获得这奖，中国的市场上立马卖掉许多书，譬如辛格，一个老掉牙的过气作家，短篇小说集光是初版，印了不可思议的九万册。现如今再得奖，虽然也爆炒，媒体也使劲吆喝，不说票房毒药，印数常常不能过万。
世界杯就像女人的生理现象，到日子折腾一番。每隔四年，世界杯开赛了，必定热闹先行，雷声越来越大，雨点越来越小。出场费越来越高，电视转播费越来越贵，关注的人越来越少。皇帝不急太监急，我怀疑最能起哄的还是中国人，只有我们才会把参加世界杯当回大事。这也难怪，对于国人来说，毕竟百年一遇，或者说基本上不会再遇。不像人家足球强国，参加世界杯不是事，不参加爆冷出局才是事。
作为一种时尚，世界杯最时尚的地方，是可以把调门提得很高。世界杯的最大广告是爱国主义，足球不忘爱国，爱国不忘足球。球星们一定是爱国的，哭着喊着，以不能在世界杯的大舞台上为国效力而抱憾终身。球迷们是爱国的，自己国家如能出线，再烂也会为之呐喊疯狂。再进一步说，足球流氓也爱国，只不过走了火入了魔。
说白了，世界杯是一场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只不过比较文明，通过抽签方式，根据竞赛规则，有惊而无险。不流血，偶尔个别球员鼻梁会被撞断。没有明目张胆的黑哨，有一些假或真的绯闻。可惜我们只能隔岸观火，帮别人爱国。好在无欲则刚，没有了中国队，徒有爱国之心，无法自恋，索性爱一回巴西，爱一回阿根廷，爱一回意大利。这一届世界杯，我们不妨移情别恋，有点新创意，找个非洲队爱一回，不要老是傍着大款。
世界杯不可能是足球比赛的最高境界，世界太大，一块蛋糕得大家分着吃。必然是强弱分明，弱国无外交，弱旅注定当摆设陪人家玩。足球世界的明星们都被各豪门俱乐部包养，以精彩程度而言，世界杯甚至不如欧洲杯，欧洲杯又不如欧洲冠军杯。强强对话，主客场来回打，这种比赛，才是足球中的足球，精华里的精华。
世界杯只是球星们的大party，漫长的联赛终于谢幕，西甲，意甲，德甲，法甲，英超，该完的，都完了，都结束了。球星们钵满盆满，精疲力竭，赶紧回国家队，赶紧操练，因为世界杯要来了。
世界杯有太多水分，它究竟能有多精彩，懂行的都知道。
前辈作家
很多年以前，跟作家陈村在一起聊天，他忽然自称起“中年老作家”。当时听上去还有些矫情，仿佛女人风韵犹存，又不甘心青春已逝，发嗲说“我老了”。老不老不重要，关键是不甘心。白云苍狗，岁月说过就过，如今想要说个不字，想不倚老卖老，都不行。
还是很多年以前，中国作协同时召开两个代表大会，一个中年作家会议，一个青年作家会议。年龄正好以我为界，结果同仁们兴高采烈分头参加会议，只有我成为例外。参加代表大会也是一种崇高荣誉，有人很在乎是否能够出席，事后领导表示歉意，跟我打招呼，说在考虑中年作家名单的时候，发现我属于青年，后来研究青年作家的名单，又觉得我是中年，于是乎一来二去，就把这个人给忘了。
《萌芽》杂志在千岛湖召集两代作家对话，很热闹，让媒体有了不少话题。老一辈作家是陈村，曹文轩，方方，格非，余华，当然还包括在下。按照主办方的说法，80后的代表作家，除了韩寒，差不多悉数到场亮相。所谓对话，其实也没说什么话说，谈文学，通常都是不谈文学。印象最深处，是耳朵边不时响起“前辈”两个字。在这帮青年才俊的眼里，我们这些前辈货真价实，不但老，而且朽。自古英雄出少年，似水红颜惹人怜，很有些武侠小说中的情景，称呼中略带一点客套，客套中已暗藏杀气。高手过招，先让老朽们三个回合。
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旧人。想当年，我刚进入文坛的时候，也曾年轻过，看着那些很老的作家，童心未泯地追着前辈女作家喊小张小李，觉得十分滑稽，觉得老家伙们真是人老心不老。现如今，不要说我们的前辈，同一辈中的资深美女作家，哪个不是老大妈，很快就得老太婆。光阴似箭，岁月不饶人，郭沫若被尊称为郭老，茅盾被封为茅公，都是在五十岁那一年，而且还都是虚岁。
英雄不看出身，有时候却还真得看看年纪，算算岁数。三十年前我开始写小说，刚打算气盛，想到了德国作家托马斯·曼，就忍不住沮丧和叹气。曼写《布登勃洛克一家人》的时候，才25岁，我这岁数却还没走出大学门。人比人，气死人，也羞死人。曼获得诺贝尔奖是54岁，搁我身上，也就是再过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