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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 闲话南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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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称病,汪精卫也跟着说自己不舒服。六月里,报纸上有了这样的消息:“汪精卫病已痊疴,脉搏仍有间歇。”一时间,称病做秀成了风气,仿佛只有如此,才能说明自己辛劳,才能鞠躬尽瘁。直到卢沟桥事变爆发,党国要员们才一个个打起了精神。7月15日,报载“于右任患腹泻,精神尚佳,稍留及返京”。在同一版上,又有以《阎锡山已恢复办公》为题的“太原十四日电”,“阎锡山病已渐恢复健康,兹以世局日趋紧张,已开始批阅公文,擘划一切”。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七七事变”,不仅南京的老百姓不太相信仗是真打起来了,就连党国的要员,也有点稀里糊涂。7月29日,报纸上发了这么一条消息,“自卢沟桥事件发生以来,局势一张一弛,后以和平空气笼罩,各地劳军运动之热烈情绪,顿形减低,以致南京几个中学生所发起之五万条毛巾运动,仅收到四十九条,离指定数目相差甚远,现在甚望全市同胞踊跃捐送毛巾,交新民报社会版收,以便转送前方将士应用”。
     
       就在上述消息发表的前一天,日军猛攻北平,二十九军佟麟阁、赵登禹率部顽强抵抗,不幸阵亡。而发表消息的同一天,北平沦陷,再过一天,天津沦陷。到第三天,1937年的7月31日,蒋介石发表《告抗战全军将士书》,宣布“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
     
       征婚救难
     
       卢沟桥事变的直接后果,是北平和天津的沦陷,这是国人绝对不能接受的现实。“9·18”以后,中国抗日情绪一直都很激昂,大家想不到东北还没有收复,华北也完了。此时不全面奋起抗日,不跟日寇拼个你死我活,更待何时。
     
       蒋介石宣称的最后关头,显然已经到了。“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汪精卫也就最后关头发表演说,他一贯能说会道,说出来的话,照例都有很好的煽动性。他解释最后关头的意义,是“未至的时候要忍耐,已至的时候要牺牲,必使人地俱成灰烬,不留一个傀儡种子”!
     
       于是八月的南京城,抗日热情高涨。演艺工作者上演了大型话剧《卢沟桥》,此时离事变发生,刚过一个月。这是一次文艺界精英的合作,写剧本的主笔是田汉,演员都是名角。中央大员云集,一个个都从避暑胜地庐山飞了回来,各地的封疆大吏也纷纷赴京共商国是。在要员中,最有感慨的是白崇禧,从广西飞过来,一下飞机就在城里转了一圈,然后对记者说,他感受最深的,是首都这些年的巨大变化,真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共产党的代表朱德和周恩来也到了南京,共同抗日的大是大非,终于让国共这一对老冤家,又一次携起手来。
     
       南京的基督教徒,发起了“为国祈祷会”,分五处轮流举行。娱乐场所开始在票价上做文章,增收“附加慰劳金”。暑假中留在南京的学生,纷纷上街募款,“乞丐,车夫,女佣亦踊跃捐输”。如果说,卢沟桥事变引发了一波抗日激情,北平天津的沦陷又掀起新一波怒潮。
     
       8月12日,南京的报纸上以“征婚救难”发表了一篇文章,全文如下:
     
       昨阅上海某报,看见有一位女士发起“征婚救难”的消息,这真是一条崭新而有趣味的新闻,亟为转录事实,以告读者。
     
       这位女士是河北新河县人,年在二十岁左右,芳名郭余名,现任上海新民小学教员,近因鉴于平津被敌蹂躏,为救济遭难同乡,特自动的来发起这“征婚救难”的办法,应征者须缴纳费五元,而且要能真爱国,真能为国牺牲者为标准。将来就用此笔应征费专以收养这次遭难而流亡的同乡。昨天上海有一位记者去采访过她,曾向她要一张照片,结果没有成功,据她说一切办法,俟河北旅沪同乡会决定后,即在各报刊上登广告,那时她的照片当然也要附刊着。读者不妨暂时等着,过几天留心在上海的广告栏里瞻仰她的芳容。
     
       国难当头,发生什么的事情,都是可能的。
     
       报纸上的某方
     
       看田汉回忆录,说起1937年八月初在南京公演的《卢沟桥》,国民党宣传部竟然准备禁演这部戏,可是真禁了,又怕老百姓不乐意,便促使特务闹退票。我对这回忆颇持怀疑态度,当时的日本大使馆还在南京,平津虽然已经丢了,毕竟还只是发生在“北方的战事”,国民政府并没有正式对日宣战,因此正确的解释应该是,国民党只是想表个态,说明《卢沟桥》表达的只是民意,并不是政府精心策划。田汉的这个回忆录,写于“文革”初期,当时的革命群众对历史已经不了解。
     
       国民政府在对日的态度上,一直小心翼翼,用如履薄冰来形容一点都不夸张。杜重远因为《闲话皇帝》一文,得罪了“友邦”,侮辱了天皇大人,日本人因此抓住这点死死不放,结果国民政府不得不判杜重远徒刑。我看当年的旧报纸,常常为报纸上经过仔细斟酌的措词,感到无奈和可笑。譬如在1月31日,就淡淡地用标题文字这么写着:“津日军举行实弹演习”。4月2日的第三版上,又赫然写着:“日驻沪陆战队,昨天又举行大演习。田代在丰台检阅日驻军,日联合舰队今日离青岛。”
     
       熟悉历史的人,都明白这些标题下掩盖着的深刻含义。类似的标题文章屡屡可见,到了4月12日,又有“沪日陆战队习巷战”的报道,然后又是“传田代回国,日司令改大将,津日军又习野战”。这些文字往往都只是标题,具体的内容故意省略了,理由很简单,话多必失,不愿意给日本人在外交上留下把柄。想想国民政府真是够窝囊的,日本人不仅在你的家门口捣蛋,他们已经大摇大摆登堂入室,就在你的家里撒野玩演习,你却还不得不想到“外交”。
     
       “平津之大,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这是任何一个有点血性的中国人都忍受不了的现实,忍不了,还得忍。尤其是政府必须忍受,忍辱负重,既不敢得罪日本人,又不能惹怒老百姓。到了“七七卢沟桥事变”的前几天,报纸上还有这样的标题,“日驻军在沪大演习,丰台日军亦在卢沟桥演战斗”。战争的阴影正在一天天逼近,穿过历史,以今天的眼光去看,一切都很清晰,已经铁板钉钉,在当时,反而有些模糊不清。“狼来了”的呼声喊多了,似乎已让人感到很麻木。
     
       当时报纸上,常见的还有“某方”这个词,这是典型的外交字眼。譬如“华北某驻军,五日又将增兵”,“某方在察北建筑兵营学校”,“某方雇汉奸多名组‘华北反共协会’制造口舌,实藉以增强华北驻军”,这“某方”是谁,自然不言而喻。
     
       敌乎,友乎
     
       抗战之前的报纸很多,国民党政府对抗日的舆论,控制很严格,却难免疏漏。当然,说是故意睁只眼,闭只眼,也不会有什么大错,毕竟对日同仇敌忾,这一点已不用怀疑。南京的《朝报》就当时日军连续不断的演习,发表了一篇署名“习铎”的文章:
     
       日本兵舰七十多艘,前天起集中在青岛海面,据说是演习。
     
       什么演习!不过是叫我们看看颜色而已。到中国的海面上演习,就好像在一个人的面前揎拳勒袖做把式一样,是示威,挑战?进攻的准备?
     
       他们演习给我们看了,地点是中国海面,炮口正朝着中国的海岸。“敌乎”,“友乎”?还用问吗?
     
       《朝报》是南京本地的报纸,就在国民政府的眼皮底下,面对“友邦”动不动抗议,说话不能不有所顾忌,但是该说的话,该放的炮,还是说了放了。民间对日敌对情绪,无论政府怎么掩盖,也捂不住。不过民间情绪,向来是来得快,去得也快。就在同一天的报纸上,说起一件往事,说“9·18”事变后,新加坡曾开会纪念,作出决议,凡属中国人一律臂缠黑纱,以志国哀,并宣誓言:“东北一日不收复,我们一日不脱黑纱。”当时,凡真爱国热诚者,无不遵守,然而也有不缠者,引起爱国热情过烈之人强烈不满,于是提着修马路的柏油,在交通要道守候,如有不缠者,立刻涂之。
     
       1937年7月20日,蒋介石从庐山飞回南京,“精神焕发态度安闲,中枢要人相继晋谒”,此时的高层领导,已下了抗战的决心。如何对待民间情绪,始终让国民政府感到棘手。头脑清醒的官僚,对抗日与否,作出了这样判断,“战必败,和必亡”。所谓败,就是说仗真打起来,一定会败给日本人,在军事上,我们不是对手。所谓亡,则是亡于老百姓,亡于共产党,因为对日一味退让,一个劲忍辱负重,结果必是民心尽失,国民党失掉,意味着共产党得到。
     
       报纸上对政府的决心并不完全相信,竟然用国家要人来作广告。一份“急电”煞有介事地写道:“蒋委员长在庐山第二次谈话会中,曾作郑重表示:‘临到最后关头,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的生存。’全国民众闻风兴起。有一青年吴一清者,原为爱国之士,在淞沪抗战期间,身先士卒,中弹断了一条腿,从此郁郁家居。恨东北收复无日,怨政府丧权辱国,更让他难以忍受的,随着世局越来越趋紧张,而其父母及其弱妹,却醉生梦死,沉湎酒色,愤慨之余,状若疯颠。其事悲壮曲折,动人心魄。”
     
       仔细研究,原来只是华安电影公司的噱头,自称根据真人真事拍的电影预告。具体片名及导演主演,要等第二天的广告才能看到。
     
       怀念柳树
     
       我所居住的地方,如今很难得看到杨柳。附近的市民广场,在花岗岩和草地之间,移植了一株不大不小的杨柳树,每次看到风前柳态,都有一种久违的亲切。一树春风千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可惜太形影孤单,与周围的环境不协调,起码是不够传统,因为水性杨花,柳树更适合长在水边。
     
       历史上的南京有很多柳树,甚至我童年的记忆中,杨柳也像在唐诗宋词中一样随处可见。无情最是台城柳,这个城市无论如何变,无论遭受什么样的挫折,柳树还是柳树。秦淮河畔,各式各样的水塘边,无人的荒野,是地方就会添出几树垂柳。柳树天生适合用来表现沧桑,一旦发生战乱,战后萧条,只有一样东西会不经意间又生气勃勃成长起来,那就是苍凉的柳树。柳树目睹人间的悲欢离合,是历史的最好见证。我觉得柳树的性格,代表这个城市的传统,虽然历经磨难,怎么样都能活下去。
     
       一个画画的朋友曾用古典来形容柳树,他比较了法国梧桐和柳树的姿态,指出它们枝条的生长方向是相反的,一个垂下来,一个向上。一百年前,南京还见不到已反客为主的法国梧桐。今天所见到的这些学名为“悬铃木”的梧桐,确确实实来自法国,是20世纪20年代末修建中山陵,从上海法租界花巨资购买的树苗。法国梧桐改变了南京的品位,在传统的伤感中,它增加了一些民国的华贵气。这个古老的城市有了枝条向上的梧桐,顿时发生根本的变化,用时髦的话来说,也是一种断裂,在今天,梧桐比杨柳更能代表这个城市。
     
       城市中的绿色十分重要。树木的洋化不一定是坏事,从造福市民的角度来看,法国梧桐代替杨柳,显然是很好的进步。烈日炎炎,骑车族从巨大的梧桐树荫下走过,会少几分火气,多一丝凉意。不管怎么说,还是非常怀念杨柳,它不仅能让我回忆童年,更能让我幻想自己并不曾经历过的历史。现在,这个城市正在流行草地,和柳树梧桐相比,碧绿的草地更富贵气,是不是真好,就很难说。草地太像摆设,容不得我们亲近,常常只能作为摄影时的背景,而且老得有人在那把守,在那除杂草,在那儿浇水。也许我们人多,可以不珍惜人力,不过,草地多少还是有些华而不实。
     
       柳树是丰子恺漫画中重要的元素,没有柳树,或许就没有丰子恺。记忆中,他的住处就好像用“小杨柳屋”命名。杨柳不是南京才有,更不是江南才有,只要有水气的地方,杨柳便能顽强地生存下来。中国传统树木中,常见的是杨柳,松柏,翠竹,还有桃树李树。刘禹锡《杨柳枝》有这么一句:“城中桃李须臾尽,争似垂杨无限时。”桃红李白,春意盎然,都是风头一出也就完了。好花不常开,柳树反倒更值得咀嚼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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