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闲话南京(1)
1907年秋天，有一名四品京官到南京来，当时两江总督端方隆重款待。两江总督是清政府的封疆大吏，按说完全有理由不把一个四品官放在眼里。然而京官是天子脚下的人，地方官必须好生侍候。这京官是个有玩心的人，来了南京，突然想到要去看明孝陵，于是立刻屁颠屁颠地安排，总督大人亲自陪同，骑着高头大马，一路溜达过去，还拍了照片留念。
我见过许多游览东郊风景区的历史照片，有趣的是，和官员出访骑马不一样，照片上的主人大都是骑着毛驴，有戴着瓜皮帽的中国人，也有戴着瓜皮帽的外国人。当然是洋人居多，因为最初只有洋人才有照相机。有的外国人个子太大，骑在小毛驴上十分滑稽，照片上的中国人十有八九是导游，有时候，还能看到驴子的主人呆呆地站在一边，是不小心被摄入镜头的。骑毛驴郊游一直延续到什么时候，现在已说不清楚，反正20世纪30年代肯定还有，张恨水的文章中常常提到。
把旅游和文化相提并论，是这几年的事情，过去人不讲什么文化，要玩就是玩，闲情逸致，玩了也就玩了。不像今天，好端端的一件事，一穿上文化的外衣，反而变得俗不可耐。想想当时的乡民也纯朴，养几头毛驴，守株待兔，有游客来，好歹赚几个小钱心满意足。不像今天动不动搞开发，投资多少多少，然后一定要凶神恶煞地加倍赚回来。赚钱也就算了，最可怕的是为赚钱，把原来好端端的风景破坏了，这样的例子很多，用不着我来说。
《儒林外史》中的南京人，要玩通常去南郊，原因很简单，小说虽然是清朝人写的，背景却是明朝。东郊因为有明太祖的寝陵，是禁地，擅自闯进去属于杀头之罪，老百姓不会没事找不自在。明灭亡后，清政府对明陵的态度很暧昧，从历史老照片看，清末的东郊已十分破败，有身份的人，通常不太敢去谒明陵，否则一个刁状告上去，说你心存汉室，弄不好就会掉乌纱帽。只有仁人志士，譬如顾炎武，才会去吊明陵以表明对清朝的不满。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很隆重的一件事，就是跑到东郊去祭明太祖陵。
鲁迅在南京读书期间，喜欢跑到明故宫遗址去骑马。他当时是愤怒青年，没有心情骑毛驴郊游。当时的小营附近驻扎着清兵，看见学生并不友好，不仅要骂，而且会投石子。据说鲁迅一点都不害怕，很大胆地挑逗清兵，甚至要和清兵比骑马。鲁迅最初读的是江南水师学堂，用今天的话说，那就是海军学院，这所学校毕业的高材生，有很多人后来都成为海军中的栋梁。附带说一句，当年南京的郊外，并不是出城门才算，南京城太大，居民区之外，有着太多的菜地，荒地，像明故宫就在中山门内，当时却荒芜得很。
鲁迅走过的路
章品镇先生曾说过，他要写一篇文章，谈当年鲁迅在南京读书时走过的路。这应该是一篇很有趣的文章，希望他能很快地写出来，以飨读者。很显然，考证鲁迅当年在南京的事迹并不容易，从已见到的文字看，鲁迅对这座城市，对自己所读的新式学堂，没有什么好印象。但是，文字的东西不能完全相信，鲁迅流露出的不满，其实也是对当时社会的不满。他后来让弟弟周作人步自己的后尘，也来南京读书，从这点看，起码认为是条出路。
倒是在周作人的文字中，可以读到许多当时的记载。在1901年，从浙江来南京，第一步是去上海，然后坐船，沿长江逆行，从吴淞口开始，经过一天半的颠簸，到达下关码头。沪宁铁1908年才竣工，周氏兄弟来南京，只能慢悠悠地坐船。在当时，这已经是高速度，因为是进口的大洋轮。
鲁迅在南京待四年，周作人待了五年，恰巧是人生中最关键的青年时代。他们都是在南京毕业以后，成绩优秀，被保送出国留学。附带说一句，巴金先生也是在南京读的中学。鲁迅在江南水师学堂的时间并不长，他被分在了管轮班，想想以后老是待在船肚子里，连个上甲板的机会都没有，就改读了矿务铁路学堂。周作人比鲁迅老实，实实在在地读了五年水师管轮班，到了日本以后才转向。周氏兄弟都没有学什么干什么，按说国家花了那么大的力量栽培他们，免费在国内读书，临了还送出国深造，应该努力报效培养他们的清政府才是，然而事实却证明不是这样。
南京最初的新式学堂大都在城北，这是因为当时那里比较荒凉。在今天，说到鼓楼，便有市中心的意思，在20世纪初，这里已是人迹罕至的北郊。周作人的文章中，老是提到读书时，如何进城玩。由于学校在今天的挹江门一带，学生必须步行到鼓楼，才能雇到人力车，然后兴冲冲地去夫子庙，吃茶，吃小吃，听小曲，反正是痛痛快快地消磨大半日，才往回走，走到北门桥，买点油鸡或者盐水鸭，再叫辆车回学校。那时的车夫不在乎城北荒凉，没有回头客也无所谓，只要有一笔生意做就行。
周作人走过的路线，其实就是鲁迅走过的路。那时候的学生，新生喜欢穿操衣，也就是今天的校服，多少“有点夸示的意思”，老生却恰恰相反，要出门，一定是长衫，因为校服暴露了身份，会有种种不方便之处，特别是去夫子庙这样的花花世界。学生代表着未来，年轻人意味着希望，如果认为年轻人都胸怀大志，就大错特错，事实上，真正有出息的学生，更多的时候都是占少数。周氏兄弟后来有些成就，与当时对很多事情看不惯有关，他们是愤怒的青年，从来都不随波逐流。
朱偰先生
1932年夏季，朱自清先生在英国当了一年访问学者，坐船回国。归途遥远，好在无聊中可以一路玩，譬如在法国和德国各转一圈，然后去威尼斯，去埃及，去孟买，去新加坡。那年头的海轮也时髦旅游项目，凡路过景点，只要值得一看，便会作合理安排。正是在此次归国途中，朱自清结识了刚获得博士头衔的朱偰先生，两人都喜欢旧体诗，于是以美丽的威尼斯为题，共赋长诗，一时传为佳谈。朱偰先生年仅二十五，旧诗造诣十分了得，少年气盛，朱自清谈起这次合作时说：“朱得句敏于我，诗成，皆出彼手。”
朱偰回国后，立刻成为中央大学经济系的教授，这很让人眼红，因为教授的薪水高。钱多，日子自然过得潇洒，不难想象当时的情景，洋博士名教授，年轻有为，而且是最热门的经济，要多气派有多气派。抗战爆发前的那段时间，是南京市政建设的黄金年代，整个城市成了一个大工地，推土机横冲直撞，是地方就大兴土木。随着新南京的日新月异，文物古迹的破坏毁灭也越演越烈，在建设“新首都”的旗帜下，很多人都不把这种破坏毁灭当回事，不破不立，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朱偰虽然是留洋的新派人物，又是学经济出身，骨子里却还有点陈旧，除了喜欢写旧体诗，对南京历史遗迹遭遇的野蛮毁坏，心痛不已哭喊无门。有些事情是阻挡不住的，考虑到后人很可能再也见不到这些遗迹，朱偰只好背着一架德国的照相机，到处乱跑，一一实地考察，拍照留念。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共拍摄了两千多张照片，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老南京照片，有许多都是从这些照片中选出来。
现在知道朱偰先生的人已经很少，随着老照片升温，人们也许会对某些图片感到惊奇，发出感叹，一般不会去想这些照片由谁拍摄，如何拍摄。通常这都是洋人的专利，好像只有外国人才喜欢管闲事，才明白文物古迹保留的意义。老派的中国人里，有意识地为某个城市拍这么多照片，在我的印象中，朱先生好像是第一个。有关他的文字记载相当少，印象中，朱先生一直在南京当教授，当过系主任，所学的经济似乎没派上什么大用场。自从抗战开始，经济建设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根本没有用武之地。
朱偰是浙江海盐人，他为南京拍摄的照片，曾编成书出版，其中最有名的一本，是《金陵古迹名胜影集》，民国三十五年出版，也就是内战爆发的那一年，共选了317张照片，配有中英文说明。附带说一句，这些照片构图都很不错，颇有些古诗中的意境，丝毫不比专门的摄影师逊色。
春节轶事
1933年1月26日，刚下了一场雪，一位官场上混得不错的雅人隔着玻璃窗，欣赏外面景色，突然有位做学问的朋友推门进来，说今天见鬼了，外面的店铺全不开业，想买包烟都不行。这做官的烟瘾也不小，口袋里一包美丽牌香烟已到了最后关头，顿时有些紧张，他首先想到民众的觉悟，说会不会因为山海关失陷，南京市民自发休业一天，纪念国难。做学问的朋友说绝不可能，如果这样，街上必有人游行，贴标语，散传单，要多热闹有多热闹。
于是两人一同上街买烟，从大行宫走到杨公井，是门面就打烊，到处冷冷清清。一家酒馆门口赫然贴着告示，“修理锅炉，休业三天”。类似的告示随处可见，“整理内部，休业三天”，“清理账目，休业五天”，好像是统一的口径。这两人没想到买包烟会成为大问题，远远看见一名警察，用警棍正敲打店铺紧锁的大门，便打算过去问个究竟。开口之前先看热闹，那警察敲门已有一会儿，里面的人越是不理，越是恼火，越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终于有人开了门出来，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警察问为什么今天不营业，那人说我自己开的店，想盘点，关你鸟事。警察说，平时可以，今天就不可以。那人怒不可遏，说别仗着你是警察，老子才不在乎你呢，快给我滚，要不然什么难听的话，都能骂出来。警察一向欺软怕硬，见到这种刁民也无可奈何，扭头要走。这时候，对门出来一群小孩，点着了一个爆竹，朝警察扔过来，警察吓了一跳，回头便要捉那些小孩，嘴里还在嚷嚷：“老子马上把你逮警察局去，说好不许过年，你们他妈的竟然还过。”
在一旁看热闹的两个人恍然大悟，他们竟然把日子给过忘记了，原来今天正月初一。这故事不是小说中的虚构，是当时很有影响的杂志《论语》上的纪实报道。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提倡新文化运动，用行政命令的手段废除旧历，不让过春节。到这一天，机关里不公开放假，所有店面必须照常营业。好在上面有政策，下面就有对策，千年形成的顽固传统，不是一纸红头文件立刻能取消，春节不让明目张胆过，便悄悄过，关起门来过。
提倡新文化运动的那些年头，不过春节，过元旦。南京作为中华民国的首都，元旦很隆重。首先要谒陵，向先总理表示敬意。然后去中央党部，再赶国民政府礼堂，听要人说冠冕堂皇的话。有点头衔的人奔来赶去，忙得不成样子。最有趣的是1934年，南京特别市政府决议，公务人员月薪在八十元以上者，须添制京缎漳绒或建绒马褂一件，结果春节那天，机关大院里全是崭新的马褂，大家这身打扮见面，老派鞠躬作揖不合适，按新派时髦方式与人握手，又实在太滑稽。
金风萧瑟走千官
聂绀弩的一篇散文中，说到一个趣事，抗战前一年，他们去某省的一个偏僻乡下，老乡听说是从南京来的，立刻就问：“你们是官吧？”绀弩他们回答：“不是，我们是做小生意的。”老乡很吃惊，说：“什么，南京也有做小生意的？人家说那里全是官！”
真是一段很精彩的对话，寥寥数语，当年老百姓心目中的民国首都，全活脱活现地表现出来。在中国的大历史上，说起南京，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惨兮兮的。这里生产了太多的亡国皇帝，有点名气的后主，差不多都出在这儿。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偏偏是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南京突然成了中华民国的首都，繁荣得让人不敢相信。
这时期的南京，并不适合于文化人。那年头，大多数文化人，都生活在离南京不远的上海。在南京更容易获得机会的是仕途，进京求官，已成为一种广泛的现象。绀弩先生以自己的亲眼所见，说明当时为文和为官，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五年前，他与一名相识的年轻人，一起到南京来打拼，大家都是刚离开学校，都想做些不同寻常的事情，都想把自己的生活，改造得好一些。这所谓好一些，无非是有稳定的收入，有漂亮的太太，而最高境界，当然是能有自己的房子自己的车。
绀弩认识的这位年轻人，是学法学的，开始的时候脾气有些倔，像医生一样有双挑剔的眼睛，看社会上的种种现象，都有些不合乎卫生。后来不再书呆子气了，索性进一家机关谋事，当公务员，按部就班，人云亦云，不久就混到了司长。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的最佳结果，莫过于学而优则仕。这人呢，一做到司长的位置上，飘飘乎如遗世独立，前途立刻飞黄腾达，羽化而登仙。稳定的收入漂亮的太太，有了，自己的房子自己的车，也有了，反正该有的，都有了，不该有的，也有了。
今日颐和路一带的民国官邸，都是在那特定期间，雨后春笋一般地冒了出来。金风萧瑟走千官，这是鲁迅的诗句，矛头所指，直接针对了当时的南京政府。绀弩把抗战初期的首都沦陷，归结为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这似乎有些文人之见，难免是吃不到葡萄嫌酸。南京的沦陷，确实与国民党统治失误有关，但是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南京的昔日繁华和热闹。
南京民谣
小时候看电影，见到的蒋介石，不是凶相，就是丑态。凶相是喜欢骂娘希匹，丑态是屡屡被老对手共产党戏弄。后来书读多了，又添了一些滑稽，譬如他动不动就要下野。
南京自从成了民国的首都，市民隔一段日子，就能看到国民党要员下野的闹剧。如果说当年的国民党政府，还能多少见到一点民主，长官大人三天两头玩下野，应该算一个。那年头报纸上最热闹的，是发条激昂的通电，慷慨陈辞，遍布全国。照例很有文采，锦心绣口骈四骊六，上台通电，下台也通电。以进为退最好的招数，就是堂而皇之地称病，“展堂同志血压高，精卫先生糖尿病”，这些个事，都是托辞和借口，都能成为老百姓闲聊时的极好话题。
蒋介石的下野最有戏剧性，因为官做得大，已到权力的最高峰，动一动就会轰然地震，震惊朝野。1927年定都南京，屁股还没有坐热，蒋便含恨下了野。好在这次引退有个美好结局，这就是娶到了才貌双全的宋美龄。他的每次下野时间都不长，过去形容写散文有个俗语，叫做形散神不散，蒋的引咎辞职，基本上就是这个路子，组织上是下了，思想上却还没有下，过不了多久，就跟玩似的还乡团复辟，胡汉山又杀了回来。一去一回，一下一上，以前的种种矛盾，仍然没有解决，不但没解决，有时甚至更趋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