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莫高窟
世界上的几个大文明，就像我们可以想象的那些大人物，身份越高、年岁越长，越不容易放下身段来互相学习和切磋。大家都威风凛凛地站立着，虽然心里很在乎对方，却不愿意在眉眼间流露出希望亲近的表情，反而超常地敏感着对方是不是尊重自己。结果，很多隔阂千年未化，大量冲突无由而起，甚至爆发一次次彼此都宣称是“捍卫尊严”的血腥大战。
文明本是对野蛮的摆脱，为什么文明自己的历史却又回到了野蛮？这真不知道让人说什么才好。
但是，世界上也有一个地方，居然让世界上几个最大的文明相遇了，交流了，甚至局部地融合了。
这个地方，在中国古代叫“西域”，大致是指现在的甘肃西部、青海北部、新疆全部。不管是近一点的印度文明、波斯文明，还是远一点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希腊文明，都出现在这个地方。当然，更不必说中国自己的中华文明了。
这么一些大文明为什么都会到这里来汇合和交流？
原因是，这里离那些大文明的政治中心都比较遥远，到处是荒原和沙漠，要让大规模的军团来长途跋涉，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但是，如果要让一支支商队依赖着骆驼慢慢穿越，则就成了每一个文明都企盼的好事了，因此便有了丝绸之路。商贸之间也会产生恶性竞争，幸好，行走在丝绸之路上的还有不少宗教人士，让这片辽阔的土地获得了精神安顿。宗教和宗教之间也会产生严重纠纷，幸好，这儿的宗教以佛教为主，而佛教是唯一没有引发过宗教战争的世界性宗教。
于是，这片看似荒昧的土地，不经意间拥有了蓬勃的文明生态：以丝绸之路为经络的物质文明，加上以佛教文化为中心的精神文明。这样的文明生态虽然还无法阻止各个小邦国之间的征战，却意味着各个大文明之间的重大讨伐不可能在这里发生。
有趣的是，我发现，这个区域内各个小邦国之间的征战，往往是为了争夺一个佛教大师。这样的战争规模大不起来，被争夺的佛教大师说一声“别打了，我跟你走吧”，事情也就了结了。
我非常喜欢这些地方，只要有机会总会过去，站在沙漠之中，倾听着一两千年前的马蹄驼铃，遥望着早已远去的袈裟背影。我想，再好再大的文明，一直置身于它的中心地区也一定会逐渐僵化；只有到了这样的边远地带，任何一种文明都无法霸道，彼此之间相见而欢，这才叫人类文明的敞亮地带。
在这个敞亮地带，有一些著名的路线，沿着路线又有一些著名的重镇，其中一个就是敦煌。
公元三六六年，有一位僧人在敦煌东南方鸣沙山东麓的断崖上开始开凿石窟，后来代代有人继续，这就成了著名的莫高窟。
佛教在印度传播之初，石窟是僧人修行的场所，却不在里边雕塑和描绘佛像，要表现也只用象征物来替代，用得比较多的有金牛、佛塔、法柱等。后来到了犍陀罗时期，受到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时带来的希腊雕塑家们的影响，开始开凿佛像石窟。因此，人们往往可以从那里发现希腊雕塑的明显痕迹。
你看，仅仅是佛像石窟，就已经把印度文明和希腊文明包罗在里边了。这些石窟大多处于荒山野岭之间，远远看去很不起眼，哪里知道里面所蕴藏的，却是两个伟大文明的精彩。
当然，更重要的是作为主体的中华文明。佛教从印度一进入中国，立即明白这是一个需要用通俗、形象的方式来讲故事的国度，因此在石窟造像艺术中又融入了越来越浓重的中华世俗文明。结果，以人类的几大文明为背景，一代代的佛像都在石窟里深刻而又通俗地端庄着，微笑着，快乐着，行动着，也苦涩着，牺牲着。渐渐地，这一切都与中华历史接通了血脉，甚至成了一部由坚石雕刻的历史。
莫高窟，便是其中的典型。
二
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
让人惊奇的是，历来在莫高窟周边此起彼伏的各种政治势力，互相之间你死我活，却都愿意为莫高窟做一点好事。
北魏的王室、北周的贵族都对莫高窟的建造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更不必说隋代、初唐、盛唐时，敦煌一带的官府和民众，一起把明丽的时尚融入莫高窟的欢快景象了。连安史之乱以后占领敦煌的吐蕃势力，以及驱逐吐蕃势力的张议潮军队，本是势不两立的敌人，却也都参与修护莫高窟。五代十国时期的曹氏政权对莫高窟贡献很大，到宋代，先后占领这一带的西夏政权和蒙古政权，也没有对莫高窟造成破坏，这实在是奇迹了。莫高窟到元代开始衰落，主要是由于蒙古军队打通了欧亚商贸路线，丝绸之路的作用减弱，敦煌变得冷清了。
为什么那么多赳赳武将、权谋强人都会在莫高窟面前低下头来？我想，第一是因为这里有关人间信仰，第二是因为这里已经构成历史。宗教的力量和时间的力量都是极其强大的，强大在默默无声中，足以让这些燥热的心灵冷却下来，产生几分敬畏。他们突然变得像个孩子，一路撒野下来，到这里却睁大了眼睛，希望获得宗教裁判和时间裁判。
出于这种关系，莫高窟一直在不断地建造、修补、延伸，真正构成了一个有呼吸、有代谢、有年岁、有传承的生命群。
在这个过程中，更值得关注的是全民参与。佛教在莫高窟里摆脱了高深的奥义，变得通俗和简约，着重展现因果报应、求福消灾、丰衣足食、繁衍子孙等内容，与民众非常亲近。除了壁画和雕塑外，莫高窟还是敦煌地区民众举行巡礼斋会的活动场所、学习佛教仪式的教育场所，也是享受日常娱乐的游览场所。但是，这种大众化趋向并没有使它下降为一个类似于乡村庙会求神驱鬼式的纯庶民形态，因为敦煌地区一直拥有不少高僧大德、世族名士、博学贤达，维系着莫高窟的信仰主体。他们是全体民众的引领者、文明等级的守护者。
于是，在莫高窟，我常常走神。不明亮的自然光亮从洞窟上方的天窗中淡淡映入，壁画上的人群和壁画前的雕塑融成了一体，在一片朦胧中似乎都动了起来。他们身后，是当年来这里参加巡礼的民众，一群又一群地簇拥着身穿装装的僧侣。定睛一看，还有很多画工、雕塑家在周边忙碌，他们是在修改原作，还是在重新创造？看不清楚。这么多人走了，又来了一批。一批就是一代，一代代接连不断。
也有了声音：佛号、磬钹、诵经声、木鱼声、旌旗飘荡声、人们的笑语声，还有石窟外的山风声、流水声、马蹄声、驼铃声。
看了一会儿，听了一会儿，我发觉自己也被裹卷进去了。身不由己，踉踉跄跄，被人潮所挟，被声浪所融，被一种千年不灭的信仰所化。自己已经碎成轻尘，甚至连轻尘也没有了。
这样的观看是一种晕眩，既十分陶醉又十分糊涂。因此，我不能不在闭馆之后的黄昏，在人群全都离去的山脚下独自徘徊，一点点地找回记忆，找回自己。
晚风起了，夹着细沙，吹得脸颊发疼。沙漠的月亮分外清冷。山脚前有一泓泉流，在月色下波光闪烁。总算，我的思路稍见头绪。
三
记得每进一个洞窟，我总是抢先走到年代标示牌前，快速地算出年龄，然后再恭敬地抬起头来。
年龄最高的，今年正好一千六百岁，在中国历史上算是十六国时期的作品。壁画上的菩萨还是西域神貌，甚至还能看出从印度起身时的样子，深线粗画，立体感强，还裸着上身，余留着恒河岸边的热气。另一些壁画，描绘着在血腥苦难中甘于舍身的狠心，看上去有点恐怖，可以想见当时世间的苦难气氛。
接下来应该是我非常向往的魏晋南北朝了：青褐的色泽依然浑厚，豪迈的笔触如同剑戟。中原一带有那么多潇洒的名士傲视着乱世的苦难，在此地洞窟里也开始出现放达之风，连菩萨也由粗短身材变得修长活泼。某些形象，一派秀骨清相，甚至有病态之美，似乎与中原名士们的趣味遥相呼应。
不少的场面中出现了各种乐器，我叫不全它们的名字。
有很多年轻的女子衣带飘飘地飞了起来，是飞天。她们预示出全方位舞动的欢快趋势，那是到了隋代。一个叫维摩诘的居士被频频描绘，让人联想到当时一些有身份的士族门阀企图在佛教理想中改变一下自己的心愿。壁画上已经找不到苦行，只有华丽，连病态之美也消失了，肌肤变得日渐圆润。只是那些雕塑还略显腿短头大，可能较多地取材于北方的游牧生态。马背上的历练，使他们神定气闲。
整个画面出现了扬眉吐气般的欢乐，那只能是唐代。春风浩荡，万物苏醒，连禽鸟都是舞者，连繁花都卷成了图案。天堂和人间连在了一起，个个表情生动，笔笔都有创造。女性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而且不管是菩萨还是供养人，都呈现出充分的女性美。由于自信，他们的神情反而更加恬静、素淡和自然。画中的佛教道场已经以净土宗为主，启示人们只要念佛就能一起进人美好的净土。连这种简明的理想，也洋溢着只有盛唐才有的轻快乐观。
唐代画面中的那些世间人物，不管是盔甲将军、西域胡商，还是壮硕力士、都督夫人，都神情飞扬、炯炯有神。更难得的是，我在这些人物形象中分明看到了吴道子画派的某种骨力，甚至在背景山水中还依稀发现了李思训、李昭道父子那一派的辉煌笔意。欢乐，就此走向了经典。走向了经典还在欢乐，一点也没有装腔作态。
除了壁画，唐代的塑像更是有血有肉地展示着自己的风姿，不再清癯，更不再呆板，连眉眼嘴角都洋溢着笑意，连衣褶薄襞都流泻得像音乐一般。
唐代洞窟中的一切都不重复，也不刻板。我立即明白，真正的欢乐不可能重复，就像真正的人性容不得刻板。结果，唐代的欢乐诱发了长久的欢乐，唐代的人性贴合了永恒的人性，一切都浑然一体。恍惚间热闹的洞窟里似乎什么也没有了，没有画，没有雕塑，没有年代，也没有思考，一切都要蒸腾而去，但又哪里也不想去，只在这里，在洞窟，在唐代，在吴道子笔下。
突然，精神一怔，我看到了一个异样的作品，表现了一个尽孝报恩的故事。与一般同类故事不同，这个佛家弟子是要帮助流亡的父母完成复国事业。我心中立即产生一种猜测，便俯身去看年代标示牌——果然，创作于安史之乱之后。
安史之乱，像一条长鞭，哗啦一声把唐代划成了两半。敦煌因为唐军东去讨逆而被吐蕃攻陷，因此，壁画中帮助流亡父母完成复国事业的内容并非虚设。
悲壮的意志刻在了洞壁上，悲惨的岁月却刻在了大地上，赫赫唐代已经很难再回过神来。此后的洞窟，似乎一个个活气全消。也有看上去比较热闹的场面，但是，模仿的热闹只能是单调。
在单调中，记得还有一个舞者背手反弹琵琶的姿态，让我眼睛一亮。
再看下去，洞窟壁画的内容越来越世俗化，连佛教题材也变成了现实写生，连天国道场也变成了家庭宅院，连教义演讲也变成了说书人的俗众故事会。当然这也不错，颇有生活气息，并让我联想到了中国戏剧史上的瓦舍和诸宫调。
唐宋之间，还算有一些呆滞的华丽，而到了宋代，则走向了一种冷漠的贫乏。对此我很不甘心。宋代，那是一个曾让中国人拥有苏东坡、王安石、司马光、朱熹、陆游、李清照、辛弃疾的时代啊，在敦煌怎么会是这样？！我想，这与河西走廊上大大小小的政权纷争有关。在没完没了的轮番折腾中，文化之气受阻，边远之地只能消耗荒凉。
到了元代，出现了藏传密宗的壁画，题材不再黏着于现实生活，出现了一种我们不太习惯的神秘和恐怖。但其笔触精致细密，具有装饰性，使人想到唐卡。
这是一个民族与民族之间互窥互征的时代，蒙古文化和西藏文化在这一带此起彼伏。倒是有一个欧洲旅行家来过之后向外面报告，这里很安定，他就是马可·波罗。
明清时期的莫高窟，已经没有太多的东西可以记住。
四
当我在夜色中这么匆匆回想一遍后，就觉得眼前这个看上去十分寻常的“小山包”实在是一个奇怪的所在。
它是河西走廊上的一个博物馆，也是半部中国艺术史，又是几大文明的交汇地。它因无比深厚而长久沉默，也许深厚正是沉默的原因，恰如喧闹总是浅薄的表情。
但是，就像世界上的其他事情一样，兴旺发达时什么都好说，一到了衰落时期，一些争夺行动便接连而至。除了我们一再感叹过的莫高窟藏经洞事件，藏经洞之外的壁画和雕塑也成了争夺的对象。
莫高窟本是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友好交往的现场，这下倒成了某些人对中华文明很不讲情义的见证。他们如果看上了什么要有所动作，总需要给它的主人打个招呼吧。主人是谁？只能是莫高窟历代开凿者、续建者、绘画者、雕塑者、供养者、巡礼者的血缘后裔。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人群，不应该偷偷绕过。
主人再穷再弱，也总是主人。
主人再不懂事，也总是主人。
而且，谁能断定主人完全不懂事呢？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莫高窟曾经成为越界白俄士兵的滞留地。那些士兵在洞窟里支起了锅灶，生火做饭，黑烟和油污覆盖了大批壁画和雕塑。他们还用木棒蘸着黑漆，在壁画上乱涂乱画。
这些士兵走了以后，不久，一群美国人来了。他们是学者，大骂白俄士兵的胡作非为，当场立誓，要拯救莫高窟文物。他们的“拯救”方法是，用化学溶剂把壁画粘到纱布上剥下墙壁，带回美国去。
为首的是两位美国学者，我要在这里记一下他们的名字：一位是哈佛大学的兰登·华尔纳，一位是宾夕法尼亚博物馆的霍勒斯·杰恩。
兰登·华尔纳带回美国的莫高窟壁画引起轰动，他非常后悔自己当初没有带够化学溶剂，因此又来了第二次。这次他干脆带来了一名化学溶剂的调配专家，眼看就要在莫高窟里大动手脚了。
但是，他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这次在莫高窟遇到了极大的麻烦：
事态变得十分棘手，约有几十个村民放下他们的工作，从大约十五公里外的地方跑来监视我们的行动……以便有理由对我们进行袭击，或者用武力把我们驱逐出境。
结果，他们只是拍了一些遗迹的照片，什么也无法拿走。化学溶剂更是一滴也没有用。
这几十个从十五公里之外赶来的村民，就是我所说的“主人”。说实在的，我很为他们的行为感动。
后来华尔纳在美国读到一本书，是他第二次去莫高窟时从北京雇请一位叫陈万里的翻译写的。这才知道，那些村民所得到的信息正是这位翻译透露的。陈万里先生到敦煌的第二天，就借口母亲生病离开了华尔纳，其实是向村民通报美国人准备干什么了。
为此，我还要向这位陈万里先生致敬。
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普通知识分子，加上几十个他原先不可能认识的当地村民，居然在极短的时间内做成了这么一件大事！对比之下，我看那些不负责任的官员，以及那些助桀为虐的翻译，还怎么来寻找遁词？
陈万里先生不仅是翻译，还是一位医生和学者。中国另有一位姓陈的学者曾经说过一句话：“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这位陈先生叫陈寅恪，后来两眼完全失去了视力。
陈寅恪先生看不见了，我们还张着眼。陈万里先生和村民没有来得及救下的那些莫高窟文物，还在远处飘零。既然外人如此眼热，可见它们确实是全人类的精粹，放在外面也罢了；只是，它们记录了我们历代祖先的信仰和悲欢，我们一有机会总要赶过去探望它们，隔着外国博物馆厚厚的玻璃，长久凝视，百般叮咛。
莫高窟被那些文物拉得很长很长，几乎环绕了整个地球。那么，我们的心情也被拉长了，随着唐宋元明清千年不枯的笑容，延伸到整个世界。
点评一：
看敦煌，作者是一个好导游。感伤的笔触，恰恰好地传达出对文明的幽思。在这里，“导游”又讲了一个小人物的故事，只不过，这人做的是拯救莫高窟的壮举。好人的事情总是太过简单，似乎也没有更多的人想知道此人更多的事情，包括我自己。（老愚）
点评二：
《莫高窟》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作者对历代壁画的个性化描述，它简约地传递出壁画后面各时代性格特征的信息，将静态的壁画赋予活跃的文化内涵。有如一道历史回音壁。（马策）
点评三：
“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于此，看艺术，北魏奔放，唐时的壮丽，宋时灰暗却不乏雅丽；看历史，暴戾的隋炀帝只能是那样的结局，辉煌的唐王朝才会有这么瑰丽的色流，元代的神秘注定了它没有红色……莫高窟是世界文明的一部分，是东方文明的代表，但更准确地说，它是中华文明的象征，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与汗水的结晶。可是，在中国国力衰微之际，这样的瑰宝却被他人巧取豪夺。这是作者悲情所发的基点，于拷问、反思之外，也更多地寄予了对敦煌文化的赞美和歌咏。（廖国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