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7章 运河是一段乡愁

     
     
     
     　　那一年莺飞草长的三月，站在黄鹤楼上的我，忽然想起李白《送孟浩然之广陵》的诗句，对于“烟花三月下扬州”的意境非常推崇。于是忽发奇想，能否雇一条船，带上弦歌与美酒，从胭脂色的波浪上，遇埠则歇，对月而歌，半醉半醒地航行到扬州去呢？朋友也想体验一下唐人的闲情，自告奋勇地去寻找客船。帆船找不到，觅得一只机动的画舫也好。数日后，朋友沮丧地告诉我，偌大长江，找不到任何一只帆船与画舫。再者，扬州不在长江边上，即使雇到船只，也到不了瘦西湖边上那一片令李白痴迷的城廓。我这才意识到，千年前的优雅与浪漫，早已是沉湮的古典了。
     
     　　这一种迷惘，我曾写进《烟花三月下扬州》那篇散文中。虽然失望一直在心中发酵，但也存着疑惑，为何古人可以从长江进入扬州呢？我记得瓜洲古渡是运河与长江的接口。如今，瓜洲的二三星火，也沉入了历史的苍茫吗？
     
     　　还有一次，大约是两年前吧，我访问河南永城县境内的华佗村，这里距亳州只有二十多公里，是汉丞相萧何的封地。村里一位老人告诉我，村中央曾是扬州通往洛阳的运河故道。农家砌房，经常从地下挖出一些残舵和铁锚，当然，也有一些断桅与朽腐的船板。老人让我看到了一个锈蚀的铁锚，我抚摸它，象抚摸一段戛然而止的历史。从村里走出来，无论是东望扬州还是西眺洛阳，我看不到浮在波浪上的舟樯。一望无际的青纱帐，不再允许一盏桅灯或者一朵渔火在这里作片刻的盘桓。
     
     　　数年间，因各种机缘，我或者走在京杭大运河已经干涸的河床上，或者在它尚在流淌的河段上看夕阳下的浪影。淤塞与疏浚，开凿与废弃，辉煌与衰落，保护与开发，似乎它永远都有着诉说不尽的忧伤，展示不尽的画卷。站在杭州的拱宸桥上，我希望看到从烟波深处摇来的乌蓬船；在无锡城中的清名桥上，我披着烟雨濛濛的春雨，思忖着，为何脚下的流水，再也不能流到幽燕之地，在通州燃灯佛舍利塔的身旁，听一听京韵大鼓，洗一洗北国的胭脂呢？
     
     　　崛起于历史，必示寂于历史。寒山寺夜半的禅钟依旧，但客船不再；扬州仍不缺三月的烟花，但迎送游子的布帆，早已消失在水远山重的前朝。
     
     　　难道，那一条流动着繁华与锦绣的人造的动脉，只能在屡遭虫蛀的线装书中寻找吗？
     
     　　二
     
     　　如果在历史的版图上寻找中国古代文明最伟大的标识，则应该首推长城与运河。它们一个傲然矗立，一个悄然流淌；一个横贯东西，一个牵引南北；一个伴着铁马金戈，一个浸于桨声灯影。一个静态的阳刚，一个动感的阴柔。比拟于人，它们应该是一对夫妻。一个冷峻，一个灿烂；一个征伐，一个孕育。相伴而生啊千年厮守，在它们的结合中，诞生了一个又一个强大的王朝。
     
     　　但是，在今天，在世人的文明谱系里，长城却是要比运河的名气响亮得多。长城上的雉堞与砖堡，至今仍让世界迷恋；而运河里的船队与波浪，似乎已经退出人们的视线。
     
     　　作为中国人对生活的一种表达方式，运河早于长城。在公元前的五世纪，当人类虔诚的心智尚处于神话的年代，一个诸侯国的国君在他统治的疆土的北方，决定挖掘一条河渠以运输战争的粮草。这个国君叫夫差，这条河渠叫邗沟。六年前，我到扬州，专程造访邗沟。多么瘦弱的一条水沟啊，在水脉旺盛的扬州，它显得过于寒碜。它现在的样子，不要说运送粮草，就是采莲船也无法通过。但我知道，这不是历史的原貌。公元前486年就已经通行的人工河，应该是一条动脉而不会是一条毛细血管。两千多年历史的变迁，我们早已习惯了沧桑之后的陌生感。被截断或者淤塞的辉煌，只能让我们亲近古人理想的碎片。
     
     　　河流死去的显著特征便是消失了桨声帆影。这有点像沙漠上的胡杨，它保留了生长的姿态，但再也不能用绿色哺育大地。幸亏运河并没有完全死去，还没有变成仅仅只是供人景仰的舍利。
     
     　　尽管邗沟衰败，但运河的历史毕竟从它开始。自夫差之后，多少代帝王都在进行着开掘运河的接力赛。到1293年，在一位统治中国的蒙古皇帝的手上，自杭州到北京的运河才全线贯通。运河前后修筑的时间大约1800年，它的总长度也大约是1800公里。时间的长度就是运河的长度。这不是巧合，这是中国呈现给人类的奇迹。
     
     　　说来奇怪，一条京杭大运河，少说也与几十位皇帝有关。但在民间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吴王夫差与隋炀帝杨广。两人对运河的贡献最大，但两人都是昏君。杨广自洛阳乘着锦舟从运河来到扬州，最后横死在那里。我到扬州，专门去雷塘看了他的坟墓，并诌了四句：
     
     　　杨花凋败李花香，地下谁能说短长。
     
     　　铁马锦帆皆过尽，夕语无语下雷塘。
     
     　　秦始皇暴虐，但没有他便没有长城。隋炀帝荒淫，但是他让南方的运河流向了北国。仅限于道德，我们便无法客观地评价历史上的功过是非。运河是一部大书，我们在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种环境下阅读它，都会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感慨。
     
     　　三
     
     　　有人问我，可以说“运河文明”这四个字吗？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引用拙著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第三卷第二十七回明神宗朱翊钧对小太监说的一段话：
     
     　　淮杨一带，扬州、仪真、泰兴、通州、如皋、海门地势高，湖水不侵。泰州、高邮、兴化、宝应，盐城五郡如釜底，湖水常常泛滥，所幸有一道漕堤为之屏障。此堤始筑之宋天禧年间转运使张纶。因汉代陈登故迹，就中筑堤界水。堤以西汇而成湖，以受天长，凤阳诸水脉，过瓜州、仪真以通江，为南北通衢。堤以东画疆为田，因田为沟，五州县共称沃壤。南起邵伯，北抵宝应，盖三百四十里而遥。原未有闸也，隆庆六年，水堤决，乃就堤建闸。你们记住这建闸的谕旨，是朕登基后亲自签发的。兹后两年间，建闸三十六座，耗费金钱数万计……
     
     　　说这一段话的时候，明神宗十六岁。他并不是在讲一段地理常识。而是在述说自己的治国方略。在明代，有江南三大政之说。这三大政是漕政、河政、盐政。明神宗所说的“漕堤”即运河的堤岸。在明代，运河亦称为漕河。江南三大政中，河政与漕政都与运河有关。明神宗十岁登基，在兹后两年内，由首辅张居正主持，在淮杨一带运河中修建了三十六道闸口。在财政几近崩溃的万历初期，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
     
     　　在明代，几乎一多半的工部尚书，都是水利专家出身。列于朝廷财政预算的河道治理经费，仅限于长江、黄河、淮河与运河四条。由此可见，运河对于一个庞大帝国的重要性。
     
     　　在沟通京杭的长达1800年的开掘过程中，运河从来就是国家工程。在明代，特别是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之后，运河达到了全盛。永乐十二年，由东南即现在的长江三角洲地带通过运河运往北京的漕粮从过去的四十万石左右升至二百六十万石，从此成为大明帝国沟通南北的运输干线。运输物资的数量与种类不断增加，一条运河供养了帝国的首都与辽阔的北国。
     
     　　从隋代开始，这一条贯穿了唐、宋、元、明、清几个庞大王朝的交通动脉，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串连起数十座湖泊。济宁、淮安、扬州等十几座繁华的都市也因它应运而生。在漫长的中世纪，特别是明朝，中国有一支特别的军队名叫漕军，在运河全线，这支部队的数量高达三十万人。因为一条河流而诞生一支军队，或者说一个兵种，这也是运河独有的人文风景。
     
     　　文明一词，据我理解，是人类某一种带有鲜明特色的生存方式。它涵盖了文化、经济、制度、风俗各个方面。如果以此来推断，运河文明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因为这一条地球上最伟大的人造河流，在一千多年的历史时段中，对中国的经济史、水利史、交通史，城市史、科技史、军事史、财政史等等方面，均有深刻的影响与巨大的改变。
     
     　　相比之下，地球上另外两条运河，即连接地中海与红海、联通亚洲与非洲的苏伊士运河；连接大西洋与太平洋的巴拿马运河，虽然因战略地位的重要，而起到了重组世界的作用。但其意义，主要彰显在经济与军事两个方面。且因它们的年龄与长度都比中国古代的京杭大运河小得多。苏伊士运河长度只有168公里，1896年正式通航；巴拿马运河长度为82公里，1914年通航。一个文明的发育与成长，需要漫长的时间与广袤的地域作为先决条件。从这两点上来说，苏伊士运河与巴拿马运河都无法同京杭大运河相比。
     
     　　无可否认，运河文明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组成部份，是一个伟大文明体系中的灿烂章节。在这个章节中，我们曾经感受到时代的变迁、风俗的衍生与生活的愉悦。
     
     　　四
     
     　　小时候曾读杜牧的《江南春绝句》：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我一直对这首诗中表述的江南风光表示了极大的向往。杜牧在扬州十年，他眼中的山环水绕之胜景，便是对运河流域的生动写照。后来，我又读到张祜的《金陵渡》：
     
     　　金陵津渡小山楼，一夜行人自可愁。
     
     　　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州。
     
     　　瓜州古渡曾是运河最繁忙也是最繁华的渡口，在张祜的笔下，瓜州充满恬淡的诗意以及舟客羁旅的忧愁。
     
     　　古代不少诗人，都为运河写下脍炙人口的诗句。明朝初年的东里先生，是唯一一个为我们留下运河行旅组诗的人。东里先生名叫杨士奇，是永乐皇帝深为倚重的大学士、内阁辅臣。永乐十八年，朱棣决定迁都北京，杨士奇与僚属一起踏上迁都之路。一路上，他乘坐官船，尽情欣赏运河两岸的风光，写了六首诗。在《早至仪真》一诗中，他写道：
     
     　　白沙岸头秋气清，仪真郭里早潮生。
     
     　　五云北望金台路，初是朝天第一程。
     
     　　最后一首《花园望北京》，杨士奇是这样表达心情的：
     
     　　黄金宫阙望都门，预喜明朝谒圣君。
     
     　　万岁山高腾王气，五云天上焕龙文。
     
     　　迁都，是影响明朝国运的一件大事。从历史结果来看，朱棣迁都是英明之举。但离开花团锦簇的江南而来到风雪迷漫的北国定居，对依恋柳暗花明锦衣玉食的官宦来讲，毕竟不是一件快乐的事。因此，围绕迁都一事，曾在永乐朝廷中引起激烈的争论，甚至可以说是一场政治危机。作为朝中最为显赫的文臣，杨士奇拥护永乐皇帝的迁都主张。所以，在他的运河组诗中，我们读不到忧愁，看到的是一种迁往乐土的喜悦。
     
     　　应该说，杨士奇的心情，也是运河的心情。一个国家的首都，必定是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在元代，京杭大运河的开通，是为了将东南丰饶的物资运往北京。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废弃了北京而建都南京，京杭大运河便迅速地衰落。设想一下，如果朱棣没有把首都迁往北京，恐怕不到明代中叶，运河便会因无人管理而淤塞废弃。此前北京曾两度建都，但因都是北方少数民族的政权，他们的生活习惯以及物用之需，对南方的依靠还不算太大。但自朱棣迁都之后，北京便有了第一个汉人士族集团。作为帝国的统治者，他们将江南的生活习惯与民情风俗带到北京。为了满足汉人士族的需要，必须有大批江南的物产运到北京。因此，明代的运河，发挥的效益最大，它的繁忙程度，远远超过长江、黄河与淮河。为了增强通航与运输能力，明朝廷投入了大量的物力与人力。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朝代，象明朝那样将运河当成不可替代的生命河。
     
     　　五
     
     　　运河最灿烂的年代在明朝，它急剧地衰败则是近一个世纪的事。因为公路、铁路以及航空的诞生，水上交通特别是内河的航运已经日见式微。曾是农业文明的的骄傲忽然间变成了工业文明的弃儿。运河不再成为国家的动脉。这导致运河的功能的退化，也是淡出我们生活的重要原因。
     
     　　当年，从杭州乘船沿运河到北京，少说也得一个多月。今天，连接两座城市的铁路与高速公路，都只需十个小时左右的车程。若是乘坐飞机，更是缩短至两个小时之内。科技发展导致交通利器的产生，同时也使人们的心智产生极大的变化。古时候，一个月的水上旅行，与帆桨为伍，与鸥鹭相亲，以两岸的风光养眼，以河上的波涛养心，该是多么惬意的乐事啊。但在今天，每一个人似乎都在日理万机，悠哉游哉的生活他们再也无福消受。生活方式的改变，让运河的诗意退出了我们的心灵。
     
     　　近几年，一些有识之士一直在大力呼吁抢救运河，并争取将运河申报成世界文化遗产。听到这种越来越强烈的声音，我且喜且忧。喜的是运河的知音还在，他们的举动绝非是敝帚自珍，而是对已经逝去的一种生活方式的珍惜与肯定。忧的是一条活生生的运河，竟成了一份遗产。谁都知道，大凡成为遗产的东西，都是文化的孑遗。它们不再属于生活，而是属于历史；不再属于享用，而是属于凭吊。
     
     　　任何时候，提到遗产两个字，不知为何，我就会莫名地生起乡愁。精神故乡的迷失，让现代的人们乡愁越来越浓。这乡愁不是怀旧，而是反省。我很想回到六百年前，像东里先生那样，雇一条客船，从杭州航行到北京。但我知道，这只能是一厢情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