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章 人生就是一次次偶然

     
     
     
     　　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那年夏天我已经考上初中，因为“停课闹革命”而在家辍学两年。这两年的时间非常关键，我在一个不停上演残酷闹剧的舞台之外，孤独地完成了自己化蛹成蝶的过程。一九六八年“复课”，走进中学校园时，我已经是一个目光冷静、心智相对成熟、读过不少文史书籍、有了一定的文学储备的十三岁少女。
     
     　　我在班级中很快脱颖而出，成为老师们的宠儿。初二那年上数学课，我答对了老师在课上提问的难题，从此老师竟以为自己挖掘出了一个数学天才，对我另眼相看，每回上课总将最难的问题留给我回答。我受宠若惊，从此不敢懈怠，课前必做预习，免得当众丢脸。渐渐地对数学有了兴趣，倏忽开窍了一样。我高中的数学老师已经年近六十，我至今还记得他白发飘飘走在校园里的样子。这位老师对我更是偏爱有加，据说他每次批阅考卷，先找出我的一份来做标准答案，如果有一题我错了，那就基本上全班皆错。老师的偏爱是举在我身后的一根鞭子，哪怕一次小小的期中测验我也不允许自己让老师失望。高中毕业考试，六分功课，百分制，我拿了平均九十八分的成绩。回想起来，我很感谢我的两位数学老师，高考时我报考文科，语文政治均没有考足高分，是凭着数学拿分才进了北大。
     
     　　高二那年，一九七二年五月，为纪念毛泽东《讲话》发表三十周年，学校里举办“红五月征文”比赛。我投了稿，是篇超长的作文，有五千来字吧，题目叫《补考》。一天上午在操场劳动，有同学奔过来告诉我，我的作文在学校报栏里贴出来了，纸面上打满了红双圈。那时候，老师们批阅作文，喜欢在认为最好的字句后面画上红双圈。当时我心里很兴奋，即刻就想去看看，却又矜持，不愿在同学面前显出我的迫不及待。挨到中午，校园里寂静无人时，我像做贼一样溜到报栏前，傻乎乎地笑着，独自欣赏我的打满了红色双圈的作文。我带着心跳，从头到尾一个个数下来，一共是九十八个红双圈。这就是我的高中语文老师对我的评价。
     
     　　九十八个！多么吉利的数字。冥冥之中，这仿佛是对我的命运的一种昭示，一种生命密码的解读，一种诱导我、指引我的宇宙气息。
     
     　　带红双圈的作文在报栏里张贴了许久。一天，县文化馆的同志到学校办事，偶尔走过报栏，看见这篇作文，就揭下来带走了，不久刊登在县办刊物上。县办刊物送到扬州地区交流，被地区刊物选中，第二次发表。几经周转，次年居然被上海文艺出版社慧眼相中，发表在当年国内唯一的正式文学刊物上。
     
     　　其时我已经高中毕业下乡插队。父亲鼓励我说：既有一，何不能有二？我想想也是，就接着往下折腾。不知思议的事情是，我的第二篇、第三篇作品居然也是每投必中。父亲说我命中注定要吃写作这碗饭。
     
     　　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有两年曾经发疯一样地喜欢写儿童文学。其动力来自当年江苏《少年文艺》的主编顾宪谟老师。我记得给他投去的第一篇小说名为《星空下》。小说很快发表了，顾老师跟着来了极为热情的信，鼓励我再写。我于是又寄去第二篇，他马上又采用。这样，我成了《少年文艺》的忠实撰稿人。那几年里，顾老师给我的信，平均十天一封。信中他从不吝惜溢美之词，对我的作品总是无保留的夸赞。年轻的我受不了这番盛情，写作热情就加倍高涨。他一封信一封信地写来，我的稿子就一篇跟着一篇地寄去。我写得忘记了白天和黑夜，忘记了考试和上课，也忘记了寒假和暑假。有时候同一期刊物会发表我的两篇稿子，我不得不用一个真名，一个化名。
     
     　　成名之后，很多次记者采访时都会问到一个问题：你当年是怎么想到要写儿童文学的呢？时间太久远了，我答不出来，心里也揣着这个疑问：是啊，我步入文坛时写的是成人文学，怎么会突然想起写《星空下》那篇儿童小说的呢？不久前见到顾老师对记者的一个访谈，才终于明白，《星空下》不是我的主动投稿，是顾老师见到我在其他刊物上发表的作品，觉得我有一种写作儿童文学的资质，向尚在北大读书的我投书约稿，这才有了之后多年我们愉快的合作，也使我至今没有离开儿童文学，并且还有着继续为孩子们写下去的愿望。
     
     　　人生就是一次次的偶然，无数个偶然的片断组成了生命之链。不是文革停课两年，年幼的我会一直跌跌爬爬地跟班学习，永无开窍之日；不是数学课老师的一次课堂提问，我的数学天份不会开发出来，为日后考上名校打好基础；不是语文老师给我的九十八个红双圈，我不会成为作家；不是《少年文艺》顾老师的一封约稿信，我会跟我的无数个少年读者失之交臂；不是……
     
     　　人的一生，可以一件一件拿出来把玩细说的事情实在太多。偶然的是机会，必然的是自己对命运的准备。偶然和必然的结合，那就是随时做好准备，在机会来临的刹那纵身一跃，把自己交付出去。那样的滑润和完美，是生命最好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