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精神路标(3)
不宽容导致新一轮的不宽容，暴虐衍生新一茬的暴虐。在将最优秀的政敌（比如法国大革命中恳赦国王的“吉伦特派”）斩草除根、格杀勿论之后，迎接杀戮者的只能是更激烈的施暴和反打。当把一个国家最宝贵的“温和派”和“理性派”推进坟墓时，也就等于提前把自己送进了坟墓。*者应从正在倒下的身体上看见自己尸首的影子——因为那些罹难者，本是唯一主张以正常方式审判自己的人——在未来，在仇恨的烈焰冲来时，本应由他们为奄奄一息的者筑起“防火墙”和“隔离带”。
历史上，这样的情形屡见不鲜：*与反*，使用的竟是同一工具和手段。反抗者根本不会，也不可能想起别的法子对付昔日仇人。而且，即使在收割了暴君的头颅之后，那块土壤也会疯长新一茬的剃头刀，正像法国十八世纪末上演的那样：从“三级会议”到“国民公会”再到“热月政府”和“督政府”，从“执政帝国”到“百日事变”再到“波旁复辟”，从路易十六到马拉和夏里埃，从罗兰、丹东、德穆兰到罗伯斯庇尔和圣鞠斯特……头颅如椰子般纷纷滚进大革命的草筐，最终人们发现：这要求填满的筐子竟是漏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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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诗人查维纳说过：“没有一个专制暴君能安享天年。”
古代暴君多被宫闱阴谋和朝堂政变所弑，近代以降的*者，多为激愤的民众所杀。希腊人把诛戮暴君当作公民的义务，罗马人将之奉为美德事迹，连西塞罗、弥尔顿等大文豪也公然誉之……可以说，在几千年讲究“德政”“明主”的传统政治史上，“暴君当诛”，一直受到民间舆论的鼓吹，甚至得到了权力意识形态的怂恿（实为篡权者所盗用）。直到十九世纪中期，随着对法国大革命的理性反思，该状况才有所转机。
按现代理性看来，这些不择手段只求目标、不计历史成本只图正义*的行为，无疑应受谴责。事实证明，代表大多数人私意的“众意”和象征法理及历史正义的“公意”常常是矛盾的。法制文明、**，其服务对象乃一切社会公民，不仅保护正常人利益，还负责犯罪嫌疑人的正当权益，侵害哪怕暴君的人身安全也是犯罪。这种犯罪，若借道德之名恣肆流布，即会重蹈大革命的悲剧：一面宣布永远结束专制时代，一面迎来一场更恐怖的混乱时政。
美国历史上涌现过那么多有争议和得罪人的政治家，但他们卸职后，罕有遭报复的，更不用说暗杀了。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是国王，更非*者，很少有滥权的机会（完备的法治程序和制衡原理会大大减少权力的过失），政治过错很少被看作“一个人的罪孽”，政治家的安全也不是靠权力系统维系，离开了权力，恢复为常人的他们反而更安全。即便像尼克松那样被起诉，也会面对相应的司法程序，而非极端性的暴力*。
在宪政社会，不同政见者或许去焚烧国旗、*示威，但不会以消灭某个当权者的肉身为目标，因为他清楚：自己所反对的乃政府集体的决策，乃权力机关合议的结果，而非某人的私自意志，权力者本人只是个代言符号而已，即使从肉体上令之毁灭，也无助于事实改变。同时，更因为像*示威之类的行为被宪法充分尊重和保护，所以，即使再激烈的敌对情绪，由于得到了合理发泄和即时疏导，也不会延伸出极端后果。
惟有在绝对“人治”的时代，仇恨才会冲着权力者本人而去，因为大家清楚，所有不公正和残酷现实，皆因垄断权力的斯人（即“一手遮天”者）而起，和其它社会元素无关。既然政府之事即斯人之事，国家意志即斯人意志，那么，人们即会意识到：只有斯人的毁灭，才会给民生带来福音，给社会带来转机。于是，弑君——作为一股隐秘的历史愿望和民意冲动，早就在私下磨刀霍霍了。
*社会的权力转移，通常在有序的选举系统内进行，作为一种自由与温和的方式，它的输赢和更迭都是“精神性”（非“肉体性”）的，远离暴力和武器，故历史成本也最低。而极权社会里的权力角逐，情形则大变：政变或革命，无不以死亡为赌注，以“铲恶务尽”为目标。在一个完全拒绝对话与协商的社会里，任何一缕理想的实现都只能靠肉体和性命去搏取——就像奴隶主欣赏人兽戏，而斯巴达克则把奴隶主关进狮虎山——以恶抗恶，以命搏命，杀人者亦被杀——一种最原始、最粗陋、成本最高的“物质性——肉体性反抗”。
*者不仅死亡风险高，统治成本也大得惊人，非法和脆弱的权能离开了死刑和武力，几乎一天也呆不下去。比如中非“食人皇帝”博卡萨，这个马基雅弗利亚主义者，最信奉的即《君主论》名言：“军事问题应是君主唯一专业，忽视军事就会亡国，而精通军事，会使你赢得整个国家。”为此，他颁布了《优军法案》，使全国总人口的二十分之一成了军人，国家预算的一半划为了军费。可惜的是，马基雅弗利亚忘了告诉他：权力者愈嗜暴，暴死的危险愈大。很多时候，*者无不死于自己的刑罚，死于自己的游戏规则，刽子手无意中常常扮演了自己的刽子手之角色。1987年，在博卡萨被处死前，有人替他算了一笔账，按他制定的《刑法典》：其左手将被剁掉三千次，右手将被砍掉两千次，耳朵将被削掉一千回，而脑袋，将被砍掉六百遍……
应该说，从《刑法典》出笼的那一刻起，博卡萨的死，就被提上了历史日程，列入了民间的叙事年表，接下来，只是时间问题了。历史上的大*者有哪一个善终的？不是暴毙，就是流亡。从恺撒大帝到拿破仑，从查理一世到路易十六，从墨索里尼到特鲁希略，从马克斯到波尔布特……*者无时无刻不有性命之忧！于之而言，唯一的暂时安全保障即在于威权，只要御座的铜钉有一丝松动，只要有一个偶然，只要从那个位子上稍有闪失或游离，即有血光之灾……事实证明，“万岁”神话其实虚弱得很，比起那些蝼蚁一样行走的下民来，*者的性命之忧远大得多。
*社会的情势则完全不同了，由于司法理性的在场，政客即使犯罪，也会受到合法的审判和公正待遇。像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因涉嫌受贿于1976年7月被捕，后被保释，对此案的调查竟持续了7年之久（与齐奥塞斯库的“三天”多么大相径庭），1983年被提起公诉，判4年有期徒刑。再者如韩国“世纪大审判”，虽早有传闻，两个臭名昭著的前总统全斗焕和卢泰愚，很可能被判重刑，但稍有理性的人都会预感，他们是不会真正被处死的，喋血的“光州起义”不会以血债的方式向历史索要对称的祭坛。在韩国，几十年风起云涌的*浪潮和*运动所确立的社会理性和文明底限，已使所有仇怨都会得到严格的监视与存放——金泳三新政府正是靠这些与旧政权不同的信仰和承诺赢得胜利的。
事实也证明了这点：从1995年10月韩国检查机关立案调查，此后9个多月里，两人先后35次被提审，据悉，光调查卷宗的数量，即可载满百辆卡车（这至少证明了司法的勤奋与严谨吧）。1996年8月26日一审判决，俩人以军事政变、受贿、*民众等罪名被判死刑和无期徒刑。同年12月16日，汉城高等法院宣布为全、卢减刑，前者由死刑改判无期徒刑，后者由无期改为有期徒刑17年，理由是：全、卢政权和平交接避免了流血。
消息公布，少有人意外。并非习惯了政治舞弊和官官相护，而是大家都清楚，像韩国这样一个步入稳定*期的社会，无论人道考虑，还是政治理性，对两位前总统执行死刑都是不可能的。韩国“世纪大审判”的意义和历史诉求，并非一定要将谁送上绞架，而在于彻底告别一个武力威胁*的时代，一个黑金垄断与幕府政治时代。
一个政治宽松、性情温和的社会，秩序的紧张程度、法律的负担都会大大减轻，处罚将受到最大限制。进一步讲，如果一个社会废除了死刑（许多国家基于人道原则和宗教等文化习性，已废除了死刑，比如奥地利、荷兰、比利时、意大利、瑞士、芬兰等），所谓的“性命之忧”又从何来呢？那时，对犯罪嫌疑人来说，就只剩下“不自由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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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块没有*和自由的土地上，不同精神文化和信仰必然意味着斗争和彼此征服的企图，其历史，亦必然伴随着人头涨落的潮汐，包括各式*者的人头……那么，怎样缓解信仰多元造成的政治矛盾？怎样降低意识形态冲突带来的社会消耗与历史成本？
精神面貌与政治形态的关系，是一个世界性课题。癫狂、严厉、偏执、激烈、苛刻，不仅是*者个人的气质，也是所有威权政治的共征，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共和国的精神是和平与温厚。”和平与温厚，作为一种精神特征，一定程度上已成了检验一部制度“共和”与否的砝码。
在此，美国人作出了榜样——
自有史以来，美利坚即是一个信仰多元、文化自由的国家。二百多年里，除一次不得已的南北战争外，基本无内战发生，更无血腥的权力之争。而南北战争最直接的起因，并非农奴问题（林肯政府本欲通过经济和文化渗透逐渐解决），而是南方诸州脱离联邦的分裂行为。耐人寻味的是，美国人（尤其胜利一方）在经历了这场同室操戈后所表现出的自由理念——政治文化上的宽容态度，因最初意识形态对立而燃起的仇恨，竟在最短时间内被双方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场死伤百万人的鏖战（战争历时四年，北方伤亡63万人，南方伤亡48万人）几乎没留下精神后遗症。美国人到底怎么做的呢？
或许，有一些细节最能说明问题：在美国的国会大厦里，陈列着众多雕像，那是国会让每个州送来的本地英雄的雕像，每州两座，结果，弗吉尼亚州呈送的竟是南北战争中赫赫有名的两位“叛军”领袖——南方临时总统杰弗逊？戴维斯和南方军事统帅罗勃特？李的雕像，谁知，国会毫不犹豫地照单全收。（按我们的经验，确有点儿匪夷所思：这“送”不是一种公然挑衅和冒犯吗？这“收”不是自辱自侮的妥协吗？）另外，作为美国历史上最重大的冲突事件，南北战争在各地竟矗立着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记忆姿势：在南方，随处可见南军纪念馆，同时以各式纪念活动公然赞美他们的子弟兵，“叛军”竟有滋有味地享受着英雄礼遇；即使在北方，比如宾夕法尼亚州的葛提斯堡古战场遗址，也如实地诉说着当年双方的战绩与英勇，李将军立马抽刀的铜像威风凛凛，气势上甚至比南方自己的雕像还生猛雄壮，你真是看不到半点厚此薄彼的意思。
这体现了美国人的一种主流精神：对多元文化的理解和尊重，对不同意识形态的包容与宽待——拒绝意识垄断和权力化。
曾有过问卷调查：美利坚二百多年历史上，最引以为傲的“国家成就”是什么？绝大多数回答竟是“联邦制的美利坚合众国没有分裂”。众所周知，在文化、宗教、法律与政策等方面，联邦制是一种极为松散和疏离的组合，世界上那么多中央集权的国家都常面临分裂危险，而美国竟然不忧于此，为什么？
奥秘恐怕就在其自由主义的国家精神上，亦即孟德斯鸠标榜的“和平与温厚”。这在南北战争上表现得尤为充分，战争一结束，林肯就及时颁布了大赦令，赦免全部南方军将士的战争罪。那位投降的李将军，既没有因“叛国”而遭到北方的审判，也没有因“降北”而招致故乡的唾骂，相反，由于他放下武器，避免了更多青年的牺牲，且敢于牺牲个人的军事荣誉，而同时赢得了南北方的共同尊重……在这样温和与宽松的政治环境里，战争伤口是很容易愈合的。
想想如今仍有多少国家——为内战宿怨和信仰冲突，其仇恨绵延几十年乃至几世纪而不得解，再看看美国土地上那些巍峨的“李将军”塑像，不得不让人对其政治胸襟和精神能力而油生敬意。愈是思想多元、文化多元，其社会结构反而更稳定，愈是强调意识统一，却适得其反，社会更加混乱与虚弱。政治信仰和意识形态上的妥协，其受益者是大众，是国家和历史。或许有人担心，诸如李将军雕像那样的记忆符号，会不会给国家带来文化上的反动？其实多虑了，对于后世的美国人来说，是完全将之作为史志文化而非政治理念来供奉的，说到底只是一种历史性、地方志式的审美活动，其情形就像今天的中国人游览万里长城——只赞叹其壮观雄阔而不追究工程背后的罪恶一样。如今，赞同奴隶制的美国人早已绝迹，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怀念自己的乡土历史。
正像林达在《我也有一个梦想》中所说：“谁有权力来制定记忆版本？是政府吗？政府没有这个权力，它也没有*，因此也没有统一的教科书。是历史学家吗？他们可以各抒己见，但是同样没有权力规定一个统一的记忆版本……谁是谁非也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谁都可以拥有自己的记忆版本。这才是南方之所以始终不同意北方的记忆，却再也没有冲动要第二次分裂出去的原因。”
剥夺别人的记忆，也就是剥夺自己的记忆；剥夺别人的自由，即等于剥夺自己的自由，这正是自由主义的理念。尽量营建一个宽松、妥协、温和的政治气场，使每一个生活成员都有安全感和稳定感，尽一切力量化解仇恨、消弥裂痕，减少政见纷争给社会带来的消耗，降低矛盾斗争的历史成本，是二百年来美国政治文化的最大特点。
二百年间，美国历史上几乎找不到“政变”“起义”“革命”的记载，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党派纠纷和集团之争，但这些竞争基于理性，且按一套缜密而谨慎的游戏规则来进行，你见不到那种“你死我活”“仇人相见”的冲突，没有硝烟血腥和牢狱之灾。其党派团体的成员之间、成员和首领之间，基本是一种松散的联盟关系，没有绝对的意志服从和忠诚可言，没有思想和人格上的隶属，亦就无所谓“背叛”和因之而起的党内*与清洗了。尼克松“水门”案中，指控他的人里，不就有很多自己的同党成员吗？
所以在美国，失败的政治家是不存性命之忧的，既无被诛的总统，亦无遇弑的将军，连逃亡和流放的都没有，无论犯下多大过失，他们都信任“美国”这个巨大掩体所能提供的安全，都信任“公民”一词所意味的权利与公正。“和平与温厚”，除了体现在它的国家精神和政治文化上，还折射在对一些特殊群体的态度上，比如战争中的己方被俘人员（甚至是主动缴械者），他们不仅没有遭遇歧视和*，反而在生命价值上被给予了充分尊重与呵护（正是基于这种对母邦文化的信任，历次战事后，美国战俘几乎没发生过拒绝返乡的事）。对待外敌，也基本是同样的态度，二战晚期，大批的敌军士兵宁愿被盟军俘虏也不愿为苏军所获，至少暴露出了他们对不同意识形态（“温厚”与“严厉”）的一种选择、一种信任度的投票罢。
（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