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章 “没什么可怕的了”

     
     
     
     　　“文革”期间，我在“牛棚”里听人谈起赵丹，据说他在什么会上讲过，他想要求毛主席发给他一面“免斗牌”。这是人们揭发出来的他的一件“罪行”。我口里不说，心里却在想：说得好。不休止的批斗，就像我们大城市里的噪音，带给人们多大的精神折磨，给文艺事业带来多大的损害。当时对我的“游斗”刚刚开始，我多么希望得到安静，害怕可能出现的精神上的崩溃。今天听说这位作家自杀，明天听说那位作家受辱；今天听说这个朋友挨打，明天听说那个朋友失踪。……人们正在想出种种方法残害同类。为了逃避这一切恐怖，我也曾探索过死的秘密。我能够活到现在，原因很多，可以说我没有勇气，也可以说我很有勇气。那个时候活着的确不是容易的事。一手拿“红宝书”一手拿铜头皮带的红卫兵和背诵“最高指示”动手打人的造反派的“英雄形象”，至今还在我的噩梦中出现。那么只有逼近死亡，我才可以说：“没什么可怕的了。”
     
     　　赵丹说出了我们一些人心里的话，想说而说不出来的话。可能他讲得晚了些，但他仍然是第一个讲话的人。我提倡讲真话，倒是他在病榻上树立了一个榜样。我也在走向死亡，所以在我眼前十年浩劫已经失去它一切残酷和恐怖的力量。我和他不同的是：我的脚步缓慢，我可以在中途徘徊，而且我甚至狂妄地说，我要和死神赛跑。
     
     　　然而我和他一样，即使在走向死亡的路上也充满对祖国人民的热爱和对文艺事业的信心。工作了几十年，在闭上眼睛之前，我念念不忘的是这样一件事：读者，后代，几十年、几百年后的年轻人将怎样论断我呢？
     
     　　他们决不会容忍一个说假话的骗子。
     
     　　那么让我坦率地承认我同意赵丹同志的遗言：“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
     
     　　十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