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1
卡马格有时再也忍受不了近日的紧张状态，他就上床，闭上眼睛，相信疲倦是会打垮他的。焦虑的感觉总是非常强烈。他在布什内尔牌望远镜前转来转去，抗拒着看一看的诱惑；但是，最后他还是让步了：对面窗户里发生的事情比起与他无关的事情来，那是个强大的磁场。难道那里面发生的事情不也就是他本人吗？就是他的建设事业，是他的决心，是他的命运。
微弱的晨曦模糊了万物的形状；望远镜不易调整得清晰。从依稀可辨的情况看，那女人仍然睡着，一副脊椎骨备受折磨的姿势：脖子歪向一侧，几乎触及肩头；脊背向上弓起，好像弓形脊柱的下面长时间有个枕头，但有人把它给抽走了。胯部地方的床单都染上了血污。可能是莫米尔的腹股沟一侧的脓包破了。莫米尔早就辩解说：“我没有弄破她什么。我没有打她。卡马格博士，我只做了您要求我做的事情。”
卡马格，你确信：那单元房里没有留下你的任何痕迹。
如同上次你偷偷摄像的那个夜晚一样，这一次你也把剩余的果汁倒进厨房的水池里了，然后用自来水长时间地冲刷；你把空纸罐装入垃圾袋，后来扔到街上去了。
清除血迹，无能为力。让那女人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你也不在乎莫米尔用浴巾擦拭身体。谁能辨认出这个名叫维多尔。维特克维奇的流浪汉、三小时后就要登机飞往智利圣地亚哥的波兰公民，就是曾经袭击著名女记者的坏蛋呢？那女人不大可能向警方举报。她甚至不能确定有人强奸过她。她谁也没看见。或许她甚至感到自责。
她忘记了用锁链锁住单元门；忘记了请个锁匠安装一套安全装置，就像斯卡迪建议的那样。她会去看医生的：这在预见之中。如果验血，会发现地已经被感染。到了那个时候，她怎么开口向情人讲述？
那位情人会怎么办？假如卡马格处于那情人的位置，会不相信她讲的故事。只有傻瓜才会认真对待一个裸体站在不挂窗帘的窗前、让外人随便观看并且以挑逗的方式摇摆屁股的女人！难道能相信一个这样的女人吗？
卡马格把心里这些估计放到一边，因为他已经置身于疑心之外了。从前他看过几次爱里奥。贝特利的一部影片，名字好像叫《让嫌疑犯吃惊的公民调查》，讲述一个法西斯警察杀害了自己的情人，用假线索迷惑他的同事：那是一部侦探片的杰作，事件的发展恰如其分，合情合理，因此让人想到受害者本人就是惟一的罪犯。
但是，主人公，影片里是由希安。马利亚。沃隆泰扮演的，缺乏卡马格的精明，犯下致命的傲慢错误，原因可能是他代表着一个专制政权，相信这种政权的保护措施。
相反地，卡马格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
他不顾种种怀疑，也不管什么权威。
那女人继续正常地呼吸着。嘴巴张得比往常大些，或许是因为房间里缺少新鲜空气。她不时地打算稍稍换个姿势；这情景让卡马格放心了许多。他在离开那里之前曾经强迫她喝了一杯水，手上戴着一刻不离的乳胶手套，扶起她的脑袋喂水；看不到她曾经呕吐过的迹象。毫无疑问，整个上午，电话一定响过多次，但是她不可能清醒到听见铃响的程度。斯卡迪会打电话给她，批评她没有参加编审会议；随后，恩索。马埃斯特罗会给她打电话，请她完成两篇报道：有两条新的辞职消息，那天上午已经震动了弱不禁风的内阁。
这些电话没用，没用。他俩以为她由于受到斯卡迪的指责而生气了，决定提前去里约旅行。
卡马格想，她母亲也会给她打电话的；母亲一发现她不在，会给她留下一连串没用的劝告，让她一定听一遍：出门多穿衣裳——老人家反复说道，虽然是夏天；睡觉别太晚；提包要挂在胸前，因为夜里你一个人走在大街上，宝贝几，你看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变得多不安全！她那位情人由于奇怪她不回答电子邮件，也会打来电话。卡马格，你也会打电话的，你渴望听到她的声音，尽管你知道她不能接电话：你想听一听她的录音留言、她简短的指示。可是，如果那女人死了怎么办？如果她死了，会不会追查所有的呼叫？
让卡马格吃惊的是自己能在望远镜前一动不动地果上几小时而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有时，他双腿抽筋，手指发痒。他换个姿势，可是眼睛不离开望远镜；他要坚持下去。
他想，假如稍微一疏忽对那女人的监视，她会停止呼吸的。
他不止一次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不论在街上还是在剧场里，一旦他注意到某人，他觉得那人的存在就取决于他的目光了。假如偶尔一走神，那人肯定会发生悲惨事件：脑袋撞在门框上；或者磕磕碰碰摔倒在地；或者让汽车撞倒。
现在他不能不注意那女人了，不仅是因为他希望她活下来——如果活不下来，他对她的惩罚也就毫无用处了；而且因为那女人和他的注意力融合到难以分辨的程度：二者之间有一条脐带，整个现实都取决于它。假如他不再看她，不仅她会置身于事物的程序之外，而且周围的一切，可能连他本人也都被排除在程序之外了。生活中失去的一切都是因为人们愿意失去它们，或者是因为事物自身要消失，要离开人类。有人为了安慰我们，教导我们说：失去是不由自主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卡马格想：我们在现实中寻找那已经离开了现实的东西，我们还寻找从来就不存在的东西。他的眼睛是工蜂，为了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不中断地给蜂房的蜂王提供食物。
卡马格不愿意别的事情中断他的观察。所有的手机都已经关闭；只有等到中午他才开机，那时女人的不露面要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了。下面，大街上人头攒动，到处是令人不快的人群，几乎都是男人，他们急切地来来去去，不属于任何一个地方。卡马格感到，如果其中随便哪个人消失在空气里，其他人的生活根本不会有任何改变。人人都可以消失，即使如此，现实依然完整无缺；因为那时惟一两个必不可少的人就是他和对面楼上的女人，被他目光的磁性连接在一起了。
联系报社的手机上储存了十五条信息了。卡马格确信所有这些信息都是思索。
马埃斯特罗请示如何处理内阁危机的呼叫。但是，当他给恩索。马埃斯特罗打过去电话时，对方阴沉的口气让他想到有更糟糕的事情发生。
思索。马埃斯特罗问他：“你为什么不回电话？我们用了好几个小时到处找你？
斯卡迪去过圣依西德罗大街的住宅。女佣说有整整一个星期你没在那里露面了。”
“我事先告诉你了：手边不会有电话的。报社就从来不会自己出错吗？”
“不是报社，卡马格，是你女儿。”
“布伦达又给你打电话了？”
“今天清晨大约两点钟。安海拉在午夜时分去世了。
布伦达找不到你，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的印象是她绝望极了。她问我今天下午是不是可以让她女儿下葬；但是，我提醒她：你不可能准时赶到。她们一直等你到明天上午。
斯卡迪已经为你预订了机票：今天晚上出发，六点钟到达芝加哥。卡马格，我很难过。这里的人都很悲痛。“安海拉的形象闪电般地出现在他脑海里。最后见到她那一次是在八个月前，还是九个月前？可是脑海里丝毫没有留下见面那天的任何记忆。他能回想起自己那天走在芝加哥奥黑尔机场漫长过道的情景，寻找安海拉住院病房的情景。女儿在短暂出现康复的幻想之后，又一次病倒住院了。但是，探视情景的记忆已经消失。他连女儿的手都不能摸一下，因为注射生理盐水而被针头扎得红肿起来；但是，可能他亲吻过女儿的前额。这就是一切？记住童年时安海拉的形象就比较容易了；卡马格和女儿同坐在钢琴旁；他假装弹奏《为了爱里莎》，尽管他一点也想不起应该如何弹奏这个曲子，仅仅是让女儿把他推到一边、由她来纠正错误：“不对，爸爸，不是这样的。看着我的手指！看见吗？世界上最容易不过的事情！" 死比活着容易，对吗？安海拉。
不出生比活着保险。活着总会有记忆，无论这记忆多么微小和短暂；这个记忆总会把你变成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东西。没有办法摆脱记忆，如同人们脱去衣裳那样容易；因此，卡马格，你从来不愿意回忆什么：为的是不让回忆改变你，免得记忆阻拦你成为你。他们干吗非要你去看你女儿的死尸呢？安海拉卧床好几个月，一定瘦得像一把干柴。
迪安娜曾经对你说过：“爸爸，她只有三十二公斤：像个小鸟。”假如你记住她的模样就是这个样子：苍白无血。这个形象就会牢牢地固定在你脑海里，其他的形象会消失的。
每个生命都留下一种回忆，仅仅一个；卡马格宁肯保留那些已经在心中的记忆，不要增加新的，何况新的有可能是可怕的。
他说：“难道我吩咐过你们给我买机票了吗？让斯卡迪立刻把机票退掉！”
恩索。马埃斯特罗服从命令，他说：“那你就不去了。”
“不。以后再去，等一切都过去的时候再去。”
“你那个地方缺少什么东西吗？”
“不缺少。我很想跟迪安娜谈谈，可是会撞上布伦达的。”
“我来解决这个问题。我可以跟布伦达说，你神经过于紧张，医生不让你出差。
我可以要她把电话交给迪安娜，再把传呼转到你的手机上。同意吗？”
“行啊。我不知道。我现在没心思考虑这个。”
只要那女人不醒过来，卡马格就不能离开那里：这是他现在最大的悲剧。这房间里有威士忌、奶酪和饼干；但是他既不渴又不饿，一心只想盯住望远镜，望着那女人呼吸：一上，一下，一上，一下。有时，他发现她的鼻翼张开得大些，这几乎是难以察觉的，大概是叹息吧。他试图证实这个判断，看看乳房的情况，也应该起伏的大些；但是注意一个动作的同时会忽略另外的动作：这些动作变化实在太细微了，距离遥远难以分辨。整个这段时间，卡马格一直感受到穿过街道、坐在那女人床边的诱惑，为的是可以聚精会神地观察她的变化、不时地喂她一些水；但是，他不敢冒此风险：一旦她突然醒来看到他在身边，那就一切都明白了。同时，他还担心：在从这个房间迅速转移到那个单元的过程中，会有人认出他来。如果事先他至少能查明白苯巴比妥的效果可以维持多长时间，现在就可以放心多了。药量用得不会过大吧？或许那女人进入永远不会醒来的昏迷状态了。突然，他感到害怕了。他不是杀人犯。他不想让她受到不应有的伤害。或许他应该去找一个公用电话，打一个匿名举报电话。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那躺在斑斑血迹中的女人会变成警察的大案。
中午过后，恩索。马埃斯特罗来电话告诉他：再过一会儿就可以找到迪安娜了。
医生们建议她服用镇静剂；现在她已经睡着了。
“卡马格，很抱歉，我还得给你添个麻烦。雷伊娜。雷米丝又没来上班。”
“她可能生气了。斯卡迪的批评让她不高兴了。女人那一套你是知遁的。”
“我不想搀和进去。不过，你俩之间发生什么事情了PE？我甚至以为不定什么时候你们要结婚了。”
“你说了你不想搀和。这就最好不过了。”
“卡马格，我是你的朋友。在你能有的朋友里，我是最像的一个。”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我忠实，想起什么就说出来。你对这个女孩太过分了。我知道，她犯了错误。她让富莱特航空公司支付了她去加拉加斯的旅费。她也是凡人。她想拿到资料，结果成功了。那不是出卖给别的报社。是给咱们《日报》的。
咱们不能为每天随便发生的事情就解雇她。你愿意《先驱者报》的人把她挖走？
她不用敲《先驱者报》的大门，人家会主动为她敞开的。““马埃斯特罗，你别再添乱了！要不然，我把你的脑袋也揪下来！我是个讲原则的人。过去你就没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我容不得腐败现象。我容不得撒谎欺骗。
告诉我：那女人现在在什么地方？她以为报社是她家私产。她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她去加拉加斯，去里约，用我支付的电话费呼叫卡拉奇、莫桑比克或者随便什么地方。如果她乐意，甚至就失踪了。我已经烦了。你放心吧！《先驱者报》不会有人聘用她的。这事我亲自过问。”
挂上电话，卡马格松了一口气。他觉得生活笔直而又简单。他眼睛注视着那个女人苗条的裸体，在电话里说的越多，越是觉得自己理由充足。假如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都告诉马埃斯特罗，他肯定能理解这番话的意思。但是，他也卷入一张表面和混乱现象组成的网中。马埃斯特罗不是这一事件开头的目击者，比如，他不了解那个女人是个普通百姓的时候，是他卡马格一点一滴地慢慢教会她茫然不知所措的一门手艺：上标题的秘密，如何寻找消息来源，如何遣词造句。马埃斯特罗，她不会区别流言和真话，她不会分辨内容相似的两句真话里哪个更好。卡马格刚一向她张开双臂，她就如同常春藤一样爬到他身上来了。她甚至连他讲话的方式都模仿；她在本子上记下他排斥的思想以及说了一半的话，为的是领会什么样的学问可以区分天才记者与大路货。有人能听讲让卡马格高兴；他说啊，说啊，没有想到他传授给她的知识越多，她就越来越不需要他了。
他领着她在柏林附近的施特格利茨区的街道上散步，弗兰茨。卡夫卡生前曾经与多拉。迪阿芒特一道度过最幸福的几个月。“我完成了这部作品，我觉得很成功。”
卡马格用德语背诵道，他在重复卡夫卡于海德大街25—26号写成的短篇小说的开头几句，内容是：“火炉旁边的桌子上，在一盏神奇燃烧的煤油灯下。”卡夫卡以为他一到达柏林——此事发生在一九二三年九月——就可以远离“魔鬼的力量”，而实际上，此行的方向恰恰相反：魔鬼们，或者用他的说法“敌人”，已经给他设置了一个地下回廊的包围圈；在柏林，敌人一面向他逼近，一面也模仿他生活的迷宫绘出一座迷宫来，正如他在倒数第二篇小说《中国长城的建造》里说的那样。
那女人激动地倾听着卡马格的讲述；后来在穿越欧洲大陆的列车上，卡马格阅读卡夫卡生前最后阶段起草的一些故事；他还用德语背诵《女歌手何塞菲娜》的开头和结尾，这是卡夫卡全部小说中最后的也是最动人的一篇。
他领着她去美国马萨诸塞州的阿默斯特，为的是让她看看老姑娘埃米莉。狄更生（埃米莉。狄更生（1831）一1886），美国著名抒情诗人。）的住宅和小小的书房，这位抒情诗大师在那里写出了十九世纪最优秀的一些诗歌；她与世隔绝，生活在一个仅有四千居民的社区里；雷伊娜，你明白她的处境吗？一进入116 号公路，在越来越接近阿默斯特的同时，卡马格朗诵狄更生的几首诗；这个身患肾炎之苦的胆怯女人用她的诗歌永远改变了感情的常规：“我们为什么要急急忙忙／真的，为什么？／无论我们到什么地方去／总会打扰我们的／就是不死。”
春天的一个夜晚，卡马格邀请雷伊娜去皮卡迪利（皮卡迪利。英国伦敦西区著名娱乐中心的一条街道。）大街的一家餐厅吃晚饭，同时还邀请了几位英国小说家——卡马格结下的患难之交。他把卡索。依西库罗、马丁。艾米斯、伊恩。麦克埃万以及朱利安。巴恩斯聚会在一起，那是克服了其中某些人的担心才办成的，因为他们之间有些人多年来见面不问候，现在要坐在一起吃饭总是有些顾虑的。
他们之间经过热烈交谈之后——雷伊娜一直没有开口——她强迫他们一一留下个人电话号码和电子邮箱地址，其脸皮之厚很让东道主卡马格难堪。
她担任起女神的角色，的确如此；她成功地让卡马格认为跟她睡觉，他的身体已经变得年轻和好得不能再好了。
在疯狂的做爱中，她不停地呻吟；随后，他去洗手间，从镜子里侧目看看自己的身影，他觉得肚子的肌肉变得结实了；原来被迫低头走路的驼背现在变得挺直了，与他那短粗的“牛”脖子和谐一致了。就是在性欲高潮来临时，雷伊娜也不说爱他。
她发出表示快感的“嗷，嗷”、“这样，这样”或者“我的，我的”；她很少睁眼看他。仅仅有一个晚上，那是在圣依西德罗的住宅里，她的脑袋依靠在卡马格的胸膛上，要他抚摩。
“卡马格！”她叫他。
“哎。”他心不在焉地应声道。
“我不知道为什么让我喜欢别人这么费劲。”
“可是你喜欢我啊。”
“是的。你是我惟一喜欢的人。”
几天后，她就出差到了哥伦比亚的游击区；从此，一切全都变了。她在森林十分轻率地委身的那个傻瓜迅速地破坏了卡马格多年苦心教育她的一切。那家伙把雷伊娜变成了道德沦丧的人：也就是说，变成了一个这样的人——她惟一的道德就是那家伙的欲望。她每时每刻都想回到那家伙身边去，甚至到了这样的程度：她的重心已经不在她自己身上，而是定位在那个傻瓜情人随心所欲指定的任何地方：特木科、加拉加斯、里约。为了能在她情人身边，她能做出任何极端屈辱的事情来；卡马格觉得这样的弱点是对他曾经怀有的爱情的侮辱。思索。马埃斯特罗绝对不能理解她背叛的严重程度以及卡马格实施报复的正义性质。如果马埃斯特罗稍稍了解一点这段历史，他就不会为她辩护了。谁也不会为自甘堕落的人辩护。
下午七点钟电话铃响时，卡马格几乎想不起来迪安娜要来电话了。雷伊娜仍然还是那个姿势：仅仅有一次收缩右腿，贴近了腹部。女儿一听到卡马格的声音就号啕大哭起来。他努力想句什么安慰的话，但是想不起来。
迪安娜说：“爸爸，我现在真想跟你在一起。无论这里和那里，我要跟你在一起。”
他说：“别难过！”
“我已经不难过了。安海拉受了这么大罪，最后几乎是个解脱了。”
“你说话的声音像大人了。这几天来，你一定成熟了许多。”
“我长大了。我理解你为什么不能来这里。我都明白了。”
他说：“谢谢。你是个了不起的女孩。你是我能有的最好女儿。”
“你知道吗？现在……”
他不再昕下去了。那女人的身体哆嗦起来，开始晃动了，仿佛内脏里有股海水在激荡。她眼睛睁得很大，但是奇怪地注视着她自己身后的某个点。她呼吸的节奏加快了。
她挥动双臂去抓挠室内的空气，虽然那里已经没有任何氧气了：可能幽禁在那里只能制造绝望和空虚。她终于向床的一侧倾斜过去了——恰恰是背离窗户方向的一侧，是卡马格看不到的那一侧；根据她痉挛的剧烈程度判断，卡马格估计她在呕吐。
他嘟囔了一句：“安海拉，我得挂电话了。”
“爸爸，你在说什么呀？我是迪安娜，迪安娜。你以为我们两个谁死了？”
“女儿，不知道，我不知道。明天再说吧。改天再谈！”
那女人又呕吐起来；她极力想站起来，可是没有成功。
她似乎都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她像他一样，时间概念已经混乱。过去变成了现在或者将来；现实停滞了；她一定会从现在不发烧的状态中康复；她身上已经抹上了她还没有看见的血迹；她在找水：干渴、干渴，这让她感到绝望；但是身体不听话。她已经被剥夺了肉体，卡马格，这正是你所希望的；那肉体既不属于她自己，更不属于任何人。只是到了现在她才能欠起身体来，才能点灯；这足以使她失去的力量重新回到她体内流动了。你相信：她看到的情景吓呆了她。
但是一桩已经发生的恐怖事件，她又能怎么抵抗呢？她能怎么办呢？你看到她紧紧贴着墙壁、贴着家具行走，你看见她在摇晃。她随时有可能膝盖发软，摔倒在地。但是，她还是在前进，向窗户走去。你已经不需要通过望远镜来观察她了：肉眼可以清晰地辨别出她的身影了。那是一个惨不忍睹的形象。天啊！一些呕吐物怎么会沾到了头发上！她那一副疯狂的表情与她的目光不协调。窗户拦住了她的去路，这让她更加茫然。不管怎样，她在绝望地挣扎。卡马格，你很想给她打电话。有可能的是，她一发现自己被强奸，一看见血污和脏物，就失去镇静、难以自持并且要做她不应该做的事情了。但是她的命运已经自行运动起来。阻止这一运动已经不在你掌握之中了。你看见她用双拳敲打玻璃，对付窗户的插销，两手抱住脑袋。你觉得她在哭；但是那女人没哭：她已经没有了泪水，没有了心肝；哭泣丝毫无用，因为前途也没有了。她在奋力，可能是依靠膝盖支撑在墙壁上的力量，终于推开了窗户。两扇窗户突然被推开了；夜间的凉风突然吹到她身上。接着，她探身望着空荡荡的街道；这里、那里，到处堆着垃圾口袋。已经八点了；整个布满银行和货币兑换所的这条大街上，一片无依无靠的残酷景象，可是那女人没有看到。她极力探身到窗外，弯腰向下，以压倒全部肺活量的凶猛力气，狂喊：“救救我呀！有人吗？
救救我呀！”
没有人答应。没有人路过。卡马格，你也不会回答的。
你会重新坐到望远镜旁边的椅子上去；你会听她喊叫，直到她再次昏迷为止。
恩索。马埃斯特罗终于同意再也不等雷伊娜了。第二天，雷伊娜又没参加编辑会议，卡马格于是下令发出解雇电报。斯卡迪记下社长的命令，难以掩饰快活的心情：他一直不能忍受雷伊娜这个人，她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就爬到了社长的膝盖上，这让他很不高兴。这天早晨他的鼻子又红糟糟的了。鼻翼和唇边又长出了一些疖子。
卡马格问道：“那女人从里约寄来什么活着的信号吗？”
“没有。”斯卡迪报告说。“昨天我们给她家打了五六次电话；每次我们都有留言。医生也去过了。可是里面没人答话。这是我们记录下来的她第三次不请假就旷工了。”
“斯卡迪，你行动吧！开完会你来一趟，咱们再谈谈事情的细节。”
“博士，这事就让我们处理吧。”斯卡迪殷勤地恳求道。
“您正赶上家中不幸，您还张罗这些小事干什么！”
“别为我担心。照我的话去办吧！”
政治组的编审有些着急，因为自从副总统辞职以后，谁也找不到他的下落。他关闭了手机，拒绝一切采访的要求，甚至连亲朋好友的电话都不接。卡马格估计，副总统掩盖着什么重要之极的情况，他宁可不说，也不撒谎。
恩索。马埃斯特罗大着胆子说了一句：“雷伊娜。雷米丝可以找到副总统。内阁危机的这一整天，她都在他身边。”
“说不定现在仍然还在他身边呢！， 卡马格狡猾地暗示说。”也许她要把调查的结果出卖给《国民报》。任何事情这个女孩都干得出来。“恩索。马埃斯特罗反驳说：“你太狠了。不错，她是把咱们弄得很尴尬。可是，她已经把她应该拿出来的给了咱们。
有一种人，他们把生活幸福放在最前面，然后才讲职业。““说有一种人不对。应该说是女人。她们自以为高别人一等。为了占据上帝的温暖宝座，杀害上帝的就是女人。”
卡马格用上午剩下的时间打电话给《先驱报》的编辑部主任以及布宜诺斯艾利斯仅存的三家周刊的主编。避开了为安海拉去世而表示的烦琐哀悼，卡马格通报给上述报刊领导以下情况：《日报》的主要编辑之一雷伊娜。雷米丝——各位领导都认识她——接受了一家航空公司的贿赂，可能还有连锁饭店的贿赂；组织了对上述企业的新闻报道。卡马格用悔恨的口吻说：“我不止一次警告过她。但是她一犯再犯。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解雇她。我敢肯定：她迟早会给各位打电话找工作。我认为接受这种人对你们是不合适的。坦率地说，如果你们接受她，那就是对我的伤害。”
其中有位主编要认真显示自己的傲慢态度，用嘲讽的口气拦住了卡马格的话头：“你说雷伊娜- 雷米丝？好奇怪啊！我一直以为你们是一对夫妻呢！”卡马格回答说：“这就更加重了她背信弃义的行为。过去我对她是宽宏大量的。
我为她打开了一片她不配的天地。既然她背叛了我们报社，她也会背叛任何单位。“啊，斯卡迪来了。现在要交给他的任务是生命攸关的。
人事部主任在办公室前厅站了十多分钟了。女秘书告诉卡马格：斯卡迪一走进社长接待室就眼睛望着地面不动，好像肩上的重要性压得他抬不起头来，好像难以相信自己有这样的福气、能在如此备受信任的岗位上工作。
卡马格说道：“斯卡迪，我委托你去办的事情，你不能跟任何人说。”
人事部主任觉得这番话就足以证明他生命的价值了！
“卡马格博士，您对我可以放心。”他回答道，情不自禁地用起第一人称来：“我不是雷伊娜。雷米丝。”
“这个我知道。我希望现在的谈话永远留在您和我之间。”
“您不用担心！”
“好啦，请坐吧。站着说话不方便。”
“博士，请允许我还是站着吧。”
“斯卡迪，有人给我打恐吓电话。那人模仿《先驱者报》社长奥克塔维奥的声音。我去接电话的时候，那人说：如果你敢折磨雷米丝，那要你好看！汽车会撞扁了你，或者你打开电视机时，让你短路。”
“博士，咱们应该报警！”
“为了什么？为了浪费咱们的时间吗？不，斯卡迪！最好的办法是进入雷伊娜。
雷米丝的电子信箱；了解一下谁跟她通信，关于我们都说些什么话。恐吓我的人都在她的信箱里呢。”
“博士，进入她的信箱很容易。咱们有密码。那女人用两种方式上网：一个是报社的局域网；另一个是她自费上网。这两种方式我都掌握。我们总是预先采取防范措施的。”
“斯卡迪，那你也知道我的密码了？”
“博士，咱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如此。任何紧急情况都会发生的。上帝千万保佑！”
“那你把密码给我。我亲自去查那些信息。”
“博士，请您听我最后一个建议。咱们人事部办公室有一把38口径的陶鲁斯牌左轮手枪，仅仅是防身用的，用于您刚才说的那种情况下。购枪证、以《日报》社行政领导名义开具的许可证：所有手续一应俱全。您就带上这把手枪吧！以防万一。
您带上枪，我们可以更放心一些。”
“谢谢。你真够朋友。”
卡马格颇有吸引力地伸手给斯卡迪，没有考虑此举对人事部主任意味着什么。
如果他伸手是为了让斯卡迪亲吻，那么人事部主任会毫不犹豫地亲吻的。但是跟社长握手对于斯卡迪来说，是几乎不可思议的事情。
“博士，原谅我得走了。跟您握手对我来说实在不敢当。”
“好啦，伙计，别逗了！”卡马格说道。
但是，斯卡迪低头弯腰，不转身，慢慢向门口退去。
正如卡马格预料的那样，雷伊娜没有报警。清晨六点钟，她打电话吵醒了母亲；请求母亲帮助。
她听见母亲在电话里用责备的口气问她：“这个钟点需要帮助？女儿，你知道我和你爸爸要到九点才起床呢。”
“妈妈，我需要你。我从来没求过你什么啊！”
“事情真的那样严重？你连三个小时也等不了了？”
此前，她从来没有想到过孤独会如此沉重，会是个重心，会成为把人推向深渊的力量。她觉得孤独正在深入到自己的血肉中；她不晓得如何才能把孤独从身体里挖出来。
她可以给赫尔曼打电话，但是跟他说什么呢？难道说有人夜间闯入她的房间？
难道说她没有意识到后来所发生的一切？有人强奸了她，这是确定无疑的；有人血染了她的床单，虽说她没有发现自己身上有伤口，只是腹内有灼热的感觉。赫尔曼肯定会想：如此可怕的动作怎么没有把她闹醒呢？她会说：不知道。我昏迷过去了。
这样的解释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但是无论如何，干吗不给他打电话呢？她知道他在波哥大的电话距离卧室很远，是在书房里。如果这个钟点打电话，只能给他留言。
她反复在想：跟他说什么呢？她想出一些不十分说明问题的话，但是却可以传达出她急于见到他的愿望、急于躲藏到他怀抱里的愿望。他曾经成千上万次地答应过：只要她需要，他可以立即飞到她身边。他一遍又一遍地说：“只要你需要，只要你需要，……”
雷伊娜一想到他使用的那些奇怪的形容词，就笑了：“姑娘，我对你的爱真是像个哭叫不停的孩子。这是多么顽强的爱啊！”那她为什么不使用同样的语言呢？
电话录音机的“嘶嘶”声刚一开始，她就说道：“我顽强的爱人：你能马上来布宜诺斯艾利斯吗？越早越好！就今天吧。求你了！坐第一个航班。赫尔曼，这不是任性。不仅是我需要你。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惟一可以信赖的人。发生了一些可怕的事情。给我回话！给我回话！从上午十点或者十一点起，我差不多整天在家。我爱你！”
她不知道首先应该做什么：是检查门锁是否被撬呢，还是打电话给医生。现在医院已经变成了疾病的巢穴，而不是康复中心。急诊室里总是躺满了受伤的人；凡是没有失去知觉的人都要把身上的钱全部掏光去买纱布、药棉和酒精。总是缺东少西；总是没完没了的排队。
修锁店这个钟点还关着门呢。那只好跟妇科医生通话了。她知道：现在是清晨六点半。她听到的惟一回答是要她另外一个号码的录音。把电话打到医生家里是不够慎重的。大夫肯定气哼哼地接电话，但是，一切她都不在乎了。
他要多少钱就给他多少。卡马格教给她为数不多的有用课程之一就是：如果疾病的闪电打中了你，你应该拿出全部积蓄来制止病情加重。啊，卡马格！如果给他打电话，会怎么样？有什么用处呢？难道他没有揍过她吗？难道不是他使近日来在报社里备受磨难吗？恩索。马埃斯特罗也不可靠：卡马格和恩索是由同一个传动轴承驱动的两个车轮。
雷伊娜哀求道：“大夫，请回话！请回话！”终于有人接电话了。雷伊娜急忙连连道歉。“如果事情不严重，就不会打搅您了。”医生问道：“有多严重？”口气不大相信。“有人在我自己家里把我强奸了，您想想这有多可怕吧？”
医生是个多疑的人：说起话来，那声音仿佛穿着带有护领的外科手术衣、戴着灭菌手套以及一个把声音扭曲成便秘时费力“吭哧”的口罩。大夫说：“或许咱们应该报警。是不是你已经报案了？”雷伊娜回答说：“发生这样紧急的事情，大夫，您是我惟一可以信任的人。您怎么能劝我去报警呢？您生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还是生活在奥斯陆（奥斯陆，挪威王国首都。以自然环境优美，社会治安良好闻名于世。）？您知道在这里如果一个妇女说出我抱怨的事情，那会怎么样吗？我绝对不去警察局。您愿意接待我吗？不然我就请别人了。”“您去浦里穆。英特尔。巴雷斯化验室去吧！”医生口气自然地回答道，好像患者的愤怒就是他生活的组成部分一样。“我打电话过去，让他们给您验血，化验阴道黏液。
今天我们不能知道您是不是已经感染；但是，雷米丝小姐，应该采取一切必要的预防措施。您看过没有？是不是有虱病？“没有，雷伊娜没有仔细看看。她也没有触摸疼痛的地方：她只是看看有没有受伤，然后用海绵擦洗。她甚至不知道什么是虱病。医生解释说：”就是虱子，是阴虱。“雷伊娜惊叫道：”我的上帝啊！我来看看。是的。这里有东西，样子在动弹。“医生安慰她说：”别担心！那是寄生虫，很容易消灭的。去化验之后，请到我诊所来！从九点起，我等着您。如果您愿意避开警察，咱们就不报案；但是，这可不够慎重。您是一位记者，在报纸上发表过一些严厉揭露性的文章。您受到的这种袭击可能还会重演。“雷伊娜让电脑跟英特网连接着，等待赫尔曼的回音。
七点半，电话铃响了；她急忙向电话跑去，一面拍打着膝盖。
一听声音，她就泄气了：是母亲，过错感迫使老人来电话。
母亲说：“雷伊娜，你看看你闹的这个事情。自从你打来电话以后，我和你爸爸就没有合眼。现在还需要我去你那里吗？”
“不要了，妈妈。问题解决了。谢谢。”
“瞧见没有？事情没有那么严重嘛！”
“没有，没有那么严重。对不起吵醒您了。”
“能说说发生什么事情啦？”
“一件傻事。妈妈。工作纠纷。”
“如果你再发生类似事件，等一等再打电话。雷伊娜，你知道如果我和你父亲的睡眠少于十小时，我们这一天就毁啦。”
“明白了，妈妈。我说过了：对不起。”
“我常说，干吗要醒过来呢！这个世界只有丑恶和痛苦，痛苦和丑恶。”
黎明冷得像冰；但是太阳刚一出来，气温迅速上升，万象更新。可是，对雷伊娜来说，太阳总是悲伤的预兆，不是万物开始、迎接生命的迹象，而是相反：万物随时会结束的证明。她慢慢地穿上衣服，随时等待着电话铃响起来。穿衣的动作让她感到脊背、脖子、关节疼痛；她不明白这是什么原因。阴道的灼热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身体受到的其他伤害却没有道理：她哪里也没有发现挨打的迹象或者青肿的痕迹。打开电视机以后，她发觉今天并不是她想的那一天。她浪费了二十四小时，可又不知道怎么浪费的；她陷入了一场噩梦之中，或许到现在仍然在梦里呢；可能永远无法离开这个堕入其中又纠缠不清的黑暗了。她听见记忆中的什么地方在“嗡嗡”响，找不到，又躲不开，好像是个记忆中的蜂房正慢慢打开，成千上万的工蜂不停地劳作着。这是某种疾病的种子在颤动，在成长，是一只凶狠的蜂王，它飞得越高，死得越痛苦。
她喝水，喝了又喝，仍然不解渴。她盼望赫尔曼早点醒来，快快回信，因此磨蹭到八点一刻才出门去化验室。她可真傻啊！她没有意识到波哥大比布宜诺斯艾利斯早两个小时天亮；赫尔曼有可能一直工作到黎明。更糟糕的是他出差了。但是这不可能。如果雷伊娜没有算错，明天两人应该在里约相会；他不可能同时飞往两个方向。除非他提前行动了，那么现在已经到了巴西，正在等候她呢；可如果是这样，他一定会打电话给她的。电话录音里只有斯卡迪的呼叫，责备她为什么不去上班；还有恩索。马埃斯特罗有礼貌的提醒：“哎呀，小姑娘，小姑娘，你钻到哪里去了？”
无论化验室还是妇科医生都证实了她担心的事情：袭击她的男子患有各种性病。
四周到六周之后才可能告诉她是否是HIv 阳性反应。通常情况下，发病在先，病象在后。
医生给她开了抗生素胶囊；从现在开始——医生强调说：马上！——雷伊娜必须服用抗艾滋病的鸡尾酒式的药物。
医生提醒她说：“您可能会有继发性反应：贫血、焦虑、低烧。”
“今天晚上我得去里约。”雷伊娜说道。
“想都不要想！几个月之内，您必须忘记旅行的事情。
您需要有人在旁边照顾。您发生的事情是严重的。““大夫，有人在里约等着我呢。他飞了几千公里要看我啊。”
“既然他能去里约，那就能来布宜诺斯艾利斯。很有可能我们必须多次进行化验。”
“如果不管怎样我去旅行呢，那能发生什么事情？”
“不知道。我不能猜测。雷米丝小姐，您遭受到的性侵犯来自一个病重的人。
您想想会有怎样的后果吧。”
“这事还要拖延多长时间？”
“幸运的话，还要几个月。”
“我从来不走运。这样的话，要多长时间？”
“也许一辈子。”
她恨那套单元房，现在她得回去。她恨楼梯的镀铬栏杆、静悄悄的电梯、死尸一样灰白的墙壁、冷冰冰的房间、镜子。她恨楼下街道空旷的气氛、平安无事的黑夜压迫，只有不幸除外。她可以呆在大草原的露天里，一切都比这座城市的核心来得纯洁；城里的白天有一种实际的生命活力，夜里是真正死亡的压力。但是，她现在不能离去。她也没有地方可去。母亲会对她说：“我们为了照顾你、教育你做了这么多事情，你怎么能这么想呢？难道我们的家不也是你的家？难道你不喜欢礼拜天跟你父亲去农场？不喜欢骑上那匹专门为你喂养的枣红马？”雷伊娜一想到回老家，她就害怕起来，其恐惧程度超过疾病和贫困：不能独立自主，回归到少女状态，回到一切都要顺从的修道院去，回到遵守女院长的严厉规矩的生活去。平坦的天空之上，惟一的主宰者是上帝。思想自由之火熄灭了：不许思考什么孪生的救世主；不许思考一个根据女性原则创造的世界；不许思考穷人终将战胜有权有势的人们。
没有自由，就只剩下了不满与不幸；她不再是她做主，而是一切服从母亲。不行！
必须赶紧回那个她仇恨的单元房去，因为就在那个她很想摧毁和烧掉的床边，有电话；赫尔曼会打来的，如果他还没有打过来的话。
录音电话上的小灯表明没有信息。雷伊娜拿起话筒检查一下线路是不是正常；她不耐烦地拨了113 ，里面有个单调的声音播报着时间的呼吸：十一点，十六分，四十秒。出什么事情了吗？难道赫尔曼还在睡觉？应该坚持打下去。
差不多就在两天前她和他还按计划顺畅地交谈过呢。再打一次，另一端，电话机愤怒地跳起来。她对着话筒说道：“亲爱的，亲爱的，”她感到声音悄悄在颤动，呼出一口气，镇定一下。她说：“我在家里，等着你给我打电话。我不能去里约了。
听清楚了没有？我去不成。相反，如果咱俩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见面，那会让我非常快活。我需要你。我爱你。”
她刚挂上电话，有人敲门。真奇怪！在这个家，孤独一向是永久性的，孤独是常规，因此门铃的响声吓了她一跳。
惟一来访过的人，就是卡马格，一两次而已。通过门上的窥视孔，她认出那是邮递员：身穿蓝色制服，上面绣有黄色交叉字母。一切陌生的东西都让她觉得是死亡的前兆。不仅是因为两天前的夜里有人传染给她性病；而且传染给她恶性妄想狂，一种她不知道如何隐藏的脆弱本能。
她问邮递员：“你要干什么？”
“送电报。”一个坦率、正派的声音回答说。她怎么能猜得出是不是强奸犯又回来了呢。
“从门下塞进来吧。”
“需要签字。”
“塞进来！看了以后，我签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