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猎取幸福(3)
当然，所有的人都有自己的自卫方式。我的方式就是粗鲁的直率和激烈的辱骂，这种方式在外省用起来倒也不错，但在快到首都的时候我开始想，仅靠这个法子是远远不够的。当然，与马戈里夫相关的这段插曲使我也选中了民间文学这个词汇，以便能安全地旅行至斯摩棱斯克省。在莫斯科，我请求卢那察尔斯基给我开了一张搜集民间文学的证明，在装有禁运物品的货包上，我用红色铅笔写道：民间文学，非标准产品。“民间文学”一词像“马戈里夫”一样非常奏效，凭借它，我把猎枪和其他物品顺利地运到了目的地。在莫斯科的时候，我中学时的老同学、老朋友尼·亚·谢马什科帮了我一个大忙，年轻的时候，我们还曾是同一个地下小组里的战友。他或许以为，我去找他是为了要办什么大事，他见到我很高兴，准备尽其所能地帮我的忙。当然，他能办成很多事。但我却只求他给我弄点儿火药，一点点火药……
“可以吗？”
他想了片刻，说道：
“可以。”
然后开始给某个部门写批条。
“要多少火药？”这位卫生人民委员问。
我想说的是两磅，但突然变成了三磅，然后是四磅。
“一点点，”我说，“五磅可以吗？”
“我们就写六磅吧。”谢马什科说。
当然，可贵的并非他写的批条，而是他并未追问细枝末节，问我在那个严峻的时代要拿这火药做什么，这也就是说，凭借往日的友谊，谢马什科是理解我的。
在我凭借谢马什科的批条去取火药的军械总部，我又遇见一位身居要位的猎人朋友，除了六磅黑色火药之外，他又给了我两磅无烟火药。他还教我如何弄到霰弹，因为霰弹哪儿都没有，他让我钻到某个挂有老式吊灯的博物馆大庄园里去，从吊灯里倒出那些维持平衡用的霰弹。我照他的说法去做，果然弄到了比火药还多的霰弹。就这样，打着民间文学的幌子，我顺顺当当地把一大笔财富运到了斯摩棱斯克省。不过，途中也遇到过一些有知识的人，当我解释说民间文学是一种非标准的物品时，他们便好奇地问我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当我解释说民间文学就是民间的歌曲和故事时，他们便为我的杜撰而莫名其妙起来。
在我妻子的故乡多罗戈布日县斯列多沃村，人们对我们并不友好。在那片林区，我们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得到土地。农民们担心，我妻子起先一个人住下来，挤进来，然后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再要求给她全家人分地。因此，我们一直找不到住处。不过，夏季我们也不太需要住处。我们在林中的一个草棚里住了下来，就在这里，在一条小溪旁，我开始了打猎，开始了自己擅长的寻常观察。
我打中的头几只鸟给我带来了多大的幸福啊！我的孩子们远远地看到了，就扑过来迎接，抢走野鸭和黑琴鸡，拿给他们的母亲。你想想，拔鸟毛是一件多么恶心的事情，可是我的妻子却容光焕发地边拔边说：
“没想到，怎么也没想到，又能拔鸟毛了。”
小溪的水很清澈，水底有一个深坑，在阳光的照射下，可以看到那儿游动着几尾红鳍的鱼儿。我的小儿子常用小虫作诱饵钓这些鱼。树梢发出悦耳的响声。就连那阴森的刺柏丛，也从头到脚都缠满了菟丝子和野豌豆秧。是的，当财富的骗局消失之后，这便是一种最大的幸福，整个世界都浓缩在了这个地方，一个令人感到亲切、美好的世界……
我拟了一份长长的名单，写明我妻子的亲戚们，他们分散居住在这个县和邻县的广大地区。当时，饥荒已从另一个省蔓延到了斯摩棱斯克省，每一块面包、每一口牛奶都极其宝贵，我口袋里分文没有，就带着这份名单上了路。我记住了我妻子某位表姑的名字，我妻子也是在小时候才见过这位表姑一面，我到了表姑那里，说明我们的亲戚关系，结果我不仅饱餐了一顿，而且还弄到一些肥肉和馅饼，把这些东西和打到的鸟一起带回了我们的干草棚。通过这样的亲戚关系，我明白了俄罗斯农民在言谈和交往中体现出的那迷人的真诚和淳朴究竟从何而来，明白了乡村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丑陋现象，当家族的力量与法律的力量相遇的时候，我也明白了俄罗斯的无政府主义，在这些漂泊中，我明白了一切。
在干草上睡觉，结果不知为何会是这样的，即无论多累，两个小时便能完全睡足，其余时间都是在半睡半醒之间度过的，这时，能听见林中最细微的声响，这声响还具有某种特殊的含义：似乎，野兽的生活也和人类的生活一样，要借助亲戚关系去解读。
一次，在这样的时辰，我的小狗弗列伊达爬下草堆，跑出草棚，大叫起来。我拿起猎枪，也从干草堆上爬了下来。在这个夜晚，我的面前展现出一幅我从未见过的场景：我们这大大的一片被森林环绕的林中空地上，满是亮光，这亮光来自萤火虫。甚至连小狗都被这个罕见的场景所震撼了，于是想到要冲着这从未见过的亮光狂吠。
雨水打在草棚上，显得很奇怪，雨点噼里啪啦地打在板条棚顶上，而干草却一直没淋湿。当冷雨开始飘落时，我们就钻到草堆里去，草堆里面很暖和。甚至在严寒来临的时候，往草堆里钻得越来越深的我们，也还能很久地抵挡寒冷。我听农民们说，即便是冰天雪地，整个人都钻进干草，也是能熬过黑夜的。但我没有做过这样的尝试。一天，在一个寒冷的夜晚过后，我没有去打猎，而是去了国民教育处，不过五分钟的时间，我便获得一项任命，到一所学校去当教师，这所学校比斯列多沃离城更远，还要远上十多里路。
有天赋的人总的说来是不多的，在教师阶层情况也是如此，有经验的优秀老教师非常之少，但是那些刚刚工作一两年的教师，据我观察，却几乎都很有才。即便他们经验不足，但教师的兴趣爱好却会被传导给学生们，这一点似乎与一位有经验教师的工作同样可贵。如果所有的教师都能始终保持他们刚开始工作时的状态，那该多好啊！我本是一个散漫之人，但我也像一个刚开始教学的老师那样富有才华。孩子们从我这里得到了很多东西，家长们也很尊重我，因为我是男性，因为我的年龄和胡须。如今，我打中一只野兔或一只黑琴鸡后，不会再去亲戚家，而是去找我某位学生的家长。我去那里，像是仅仅为了歇歇脚，我会谈起教师的处境，说教上整整一个月的书，只能得到八分之一磅的马合烟、两盒火柴和六磅燕麦，说这就是我打到的野味，肉倒是不缺，就是没有猪油和面包。在此之后，人家通常会款待我一顿，还会给我一些猪油和面包。就这样，形成了一个次序，就像在牧羊人那里一样。有时，我会在大衣口袋里发现一瓶家酿白酒，我就在下一个村子里用这瓶白酒换些面包。当然，我也曾自己喝上几口，但多半不是因为忧伤，而是由于开心：有野味，有猪油，还有面包，干吗不干上一瓶呢？我同样难忘那幸福的一天，一位农民看见我在秋天里光脚穿套鞋到沼泽里去弄吃的，就送了我一双崭新的靴子，那是他买给他儿子的。但愿他能知道我还记着这件事，他的名字叫叶菲姆·巴拉诺夫斯基。后来，在他一年一度的节日里，我俩一起喝干的酒可不止一瓶。
有一段时间，依据谢马什科的一封信，科学院给我发了好几个月的口粮。还有一次，巴季舍夫实验站的人得知我写过一本关于土豆的小书，实验站给了我支持，直到我的这段鲁滨孙生涯告一段落。
在这段生涯快结束的时候，我的确变得和鲁滨孙差不多了，当时，他在岛上养了许多山羊，什么都有了，可他自己却常常走到海岸边，想着怎样才能横渡那片汪洋大海。
在这段时间里，我完全学会了用刀片摩擦燧石取火。我把一小块火绒放在木炭上，把木炭吹着，再放上一枝最细的松明，使劲一吹，松明就燃烧起来；只是在夜间，当我想抽烟的时候，刀片会碰到手指，我的手指因此总是伤痕累累的。一次，来了一个带有印花布、打火机和煤油的人，这些东西他都出售。朋友们为我买了一个打火机，我高兴得不得了。在这段时间，我写了一个篇幅不长的乡村随笔，把它寄给一位熟悉的记者，供他选用。没过几天，我因为这篇随笔就收到了一大笔稿费，说起来都很可怕，我用这笔稿费购买了15普特的面粉！
于是，我收拾好自己的杂物，动身前往莫斯科，又开始做自己的事情了，我几乎还是默默无闻的，就像20年前从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省旅行回来时那样。在《红色处女地》上发表了我的《恶老头的锁链》的亚·康·沃隆斯基，在我的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和我第一本书《鸟儿不惊的地方》的出版者老杰夫里恩一样。就这样，我很快就再次成功地抓住了自己的幸福，相对于从前处境而言的贫穷，并不能吓倒我。我变得勇敢了许多。举一个例子：从前我是一个准富人，但我只有一条狗和一把猎枪；此时我虽然贫穷，不知为何却拥有四条狗和三把漂亮的猎枪。
我叙述这一切，是为了消除人们对于打猎的偏见，他们认为打猎不过是一种消遣。对于我来说，打猎是一种回归自我的手段，有的时候，这也是一种生存手段，教育手段，让自己的孩子抖擞、乐观起来。最后，我要引用列夫·托尔斯泰关于幸福的一段话：
“人应该是幸福的。如果他不幸福，他是有罪的。人应该为自己操劳，直到能消除这种不便或误解。主要的不便就在于，如果一个人不幸福，那么就注定要面对这些难以解答的问题：我为什么来到世上？整个世界的目的何在？等等。一旦幸福，我则会恭顺地感激，并希望你们也都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