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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一箭双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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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们坚信一定能实现这美国梦!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一直忙着向一些关注非洲艾滋病问题的基金组织申请救助,可一直都没有结果。无奈之下,我还向加拿大的斯蒂芬·刘易斯基金会提出了申请,这家机构的目标是帮助非洲最基层的艾滋病患者减轻痛苦,无疑,那卡的办学目的与此非常契合。
     
       10月份,我回到那卡叶兹村,查看学校的进展情况。今年上半年的时候,我们迎来了第一批实习老师,来自史密斯女子学院(史密斯女子学院是目前美国最大的女子文科私立院校,成立于1871年)的艾希莉负责学生的英语和戏剧,医学预科专业的斯蒂芬·科恩斯在这一个半月的访问中深受触动,他还计划当了医生之后就再回到这里。这里现在有86个学生,可真正意义上桌椅齐全的教室却只有一个,还有太多太多的事要做。
     
       回到村子的那天早上,父亲还是一如既往地忙着自己的事,我只能自己一个人坐在那里吃早饭,热牛奶、香蕉、菠萝、鳄梨还有我从坎帕拉带回来的面包。母亲在后院里忙着准备晚上为我接风,看到芙蕾达和一个年轻女孩在那里帮忙,我感到十分欣慰。自从多年前有头牛在母亲的后背上踢了一脚,她就一直在忍受疼痛的折磨。有时候疼得受不了了,她就只能停下手中的活躺在地上。我后来了解到父亲让那卡学校一个叫吉祥的女孩住到了我们家,这样母亲需要帮助的时候也有人照应。
     
       在美国,我时常会待在家里照顾尼古拉斯,还会帮贝兰达做家务,这在乌干达是很难想象的。两性分工的差异化让父亲从不愿去帮母亲做家务。
     
       为了锻炼锻炼身体,舒展舒展筋骨,我从家里出来就没从后面的香蕉园抄近道。刚出门还没走到路上,就有邻居招呼我,至少有十个人在这儿活动。
     
       “你好!”
     
       “你好!”我还跟他们每个人都握了握手。我慢慢往前走着,碰到的人也越来越多。有我那些中途辍学的同学、教过我的老师、父母的朋友还有村里的亲戚。
     
       一位瘦小的老妇人慢慢走近的时候,我看到她眼里满是疲惫。我认出那是我们家邻居玛蒂娜,就赶紧停了下来,每次我回来老人都会来看我。
     
       “特威西,”她叫着我的名字,用她那瘦骨嶙峋的手跟我握了握,“上帝总算把你安全地送回来了,你住的地方怎么样?你老婆跟儿子没一起回来吗?”
     
       “这次就我自己,”我告诉她,“上帝也很眷顾你呀,身体还这么硬朗。”
     
       “上帝对我啊,还不错,”说着,她的眼里就满是泪水了,“但现在我已经老了,身体不行了,把孩子养大还要照顾孙子。有时候我动都不想动,直接睡到天亮,可醒来连坐起来的力气都没了。”
     
       我勉强带着笑容安慰她:“玛蒂娜,上帝肯定知道你在受苦呢!”
     
       她点点头,“如果没你我们可怎么办呀,特威西?”说着,她又紧紧握了握我的手,“我那些孙儿都在你那里上学,还有护士照顾他们,有时候他们还带些吃的回来,这真是帮我解决大问题了。”
     
       “谢谢你这么说。”我说道。
     
       “上帝一定会回报你的。”玛蒂娜又和我紧紧握了一下手,道别后我继续往前走。趁着她说的那些事还没让我再添愁绪,我加紧走了几步。
     
       在那卡叶兹村甚至整个非洲,有很多像玛蒂娜这样伟大的奶奶,在她们应该颐养天年的时候却要扛起一个家庭的重担。正是玛蒂娜、哈里特、伊妮德、玛格丽特这些人给了孤儿一个家,没有她们的热心帮助,那卡艾滋孤儿学校也很难有今天的成就。
     
       现在村里的人差不多要开工了吧,我这样想着,仍沿着这条小路继续往前走。果然,有些人慢慢落下了。很快,剩下的也散开了,又剩我一个人了。
     
       学校在离马路很远的地方,坐落在铺满草地的山丘顶端。教室呈L形排列,L型上端的3间教室都安上了紫色的百叶窗,门也装上了,它们以后会成为老师的办公室。下端的四间教室还没完工,只把框架搭好了,为了适应地形只好呈阶梯状分布。几个月后,挨着已完工教室的其他房间就会成为四年级的教室,现在地面都铺好了,就剩下安百叶窗了。只要捐助不断,其他几间教室的窗子和地板来年也会弄好。我很希望到2005年底学校就能建成,这样所有七个年级就都有地方上课了。
     
       在教学楼的北面,立着一个能容纳10000升水的水泥槽,这是新墨西哥州的那些好心人捐建的。现在学校的用水干净多了,这简直就是上天的礼物!不过,学校以外的其他地方就没有这么优质的水了。这些孩子回到家还得喝受过污染的水,这些水混着动物还有人类的粪便,这说不准又会让他们染上什么病。
     
       丹尼斯是卡农古地区的水环境工程师,他建议我们给整个那卡叶兹村建一个自来水系统。来这儿之前,他就帮其他地区做过类似的规划。他的热情和规划让我很感动,可我不得不告诉他目前我们还难以负担这么贵的供水系统,那可需要12000美元啊!
     
       “你能找人捐款给学校,也肯定能给那卡叶兹村找来资助!”丹尼斯像是在给我鼓气。
     
       我真希望他的话能应验。水污染造成的疾病让不少孩子都缺了课,解决了吃水的问题,整个村子也就有救了,这不是更好吗?
     
       还不到早上八点,我就在校园里看到这些可爱的孩子们了,他们是在为欢迎我回来做准备吧。有群男孩正在空地上踢足球,女孩子们则站在教室的门口,一边聊天一边看男生们踢球。孩子都穿着紫色校服,因为大部分都只有这么一件好衣服。有几个还穿着白袜子黑鞋子,这是他们最近才收到的礼物。但大多数还是光着脚,估计是怕把鞋袜弄脏吧。
     
       他们看见我的时候,我差不多都要进校门了。
     
       “理事,理事!”有人在喊我。教室里的孩子赶紧透过窗子往这边看,踢足球的孩子们也停了。他们从四面八方朝我跑来,我的眼前一下子全都是穿着紫白相间校服的孩子,还有他们那纯真的笑脸。
     
       “理事,欢迎回来,欢迎回来!”
     
       86个孩子!我伸出手来,真想挨个摸摸他们。看到这些红润的脸庞,看着他们健康的身体,我很难想象如果没有那卡,他们的生活又是什么样!我看到他们在慢慢成长,从当初生活在艾滋病阴影下的羞怯到现在的自信,每个人都在慢慢改变。他们是未来充满希望的学生,再不是没人要的孤儿了!
     
       我注意到人群中的简,那个纤弱的小姑娘,圆圆的脸上眼睛一闪一闪的。我记得,1998年简的父亲受艾滋病的折磨去世之后,他们一家就被迫从坎帕拉来到了那卡叶兹村。由于无法忍受无休止的苦难,简的母亲自杀了,只留下她和两个小弟弟相依为命。他们只好去投奔叔叔一家,可叔叔家里也有四个孩子要养活。不得已,九个人组成的家庭就挤在两间屋子里生活,地面坑坑洼洼,房顶还漏着水。简每天都要做重的家务,做饭洗碗打扫卫生都是她的事。叔叔自己的孩子上学家里都买不起书本、校服,更别说送简去上学了,这根本就不可能。简12岁那年,叔叔甚至打算把她嫁给一个大她很多岁的男人。幸亏那卡学校的一位老师及时赶到,帮简和她的弟弟报名上了学。此后,这家人就收到了学校多余的粮食,学校的护士也经常来给他们看病。
     
       上帝啊,谢谢你,谢谢你给我机会让我帮助简和这些受苦的孩子,谢谢你给我机会,让我拯救这些孩子!
     
       这时我看到小山那边来了位老师,他穿着褐色的礼服衬衣和黑色裤子。那瘦弱的身影一看就知道是阿加纳,他自学校建成后就在这工作,除了教二年级的学生,他还是合唱队的指挥。他眼睛很大,鼻子也像雕刻的。走近的时候,他圆圆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欢迎回来。”他一边跟我说,一边使劲从学生中间穿过来。他还跟我握了握手,“学生们挺想你呢!”
     
       “我也想他们啊!”我说。
     
       “今天还有好多事要做。”说完,他就拍拍手,“合唱队的同学,该练习了!赶紧去把教室里的长椅放好。理事不会走,他要在这待一周,你们还有很多时间看他呢!”
     
       学生们好像不大愿意去,没人听他的话。
     
       “现在就去!”他假装生气地喊道。
     
       看到他生气了,学生们赶忙朝教室跑去。这时芙蕾达也来了,孩子们就像河水遇到石头那样从她旁边绕开。
     
       “欢迎回来,”芙蕾达高兴地跟我说,“学生们看到你都太兴奋了!”
     
       莉迪亚看到我们几个在那里,也赶忙大步走了过来。她很瘦,颧骨也高,笑的时候露出稀松的牙齿,头发束在后面扎成了短短的马尾。孩子们似乎很喜欢唱歌,现在我们一共有两支合唱队,莉迪亚也当起了指挥,她还是三年级的老师呢!
     
       我们几个一起朝教室走去,他们还跟我说起了这些日子里的种种际遇,有收获也有挫折。我挨个儿看完所有教室,确保我收到的消息和照片都属实。我很高兴现在这里有了这么大的改观。不过,四年级的孩子一月份就要开课了,可他们的教室跟其他几个年级的教室比起来还是空荡荡的,这让我有点不安。我希望能从斯蒂芬·刘易斯基金会那里获得资助,这样就能给孩子们买学习用品了。我提交了那么多申请,感觉这个最有希望。如果成功的话,这笔钱不仅足够把教室盖好,就连老师的工资、学生的学习用品和午餐都不是问题。
     
       在学校外面,我们碰到了负责巡夜的人,他穿着脱了线的衬衫,手里拿着把大刀,还有手电筒。他直直地站在那里,还没跟我握手,就先敬了个礼。
     
       “先生,一会儿我可得好好跟您说说,”他跟我说,“我得有把枪才能更好地保护您为那卡做的一切。”他紧缩眉头,好像谈论的是国家大事一样。我尽力掩盖着自己的窃喜,父亲招这人的时候可没少花功夫吧。“要想保护好学校,”父亲当时这样说,“雇佣什么样的人最可靠?当然是最想搞破坏的人呀!”
     
       为了请这个人来,我们不仅得准时给他发工资,还要让他为保护这村子里最重要的东西而感到自豪。
     
       我能想象出父亲做决定时在太阳穴边打着响指的情景,特别是那种眼神。“真是一箭双雕的好办法!”他肯定会这么说。在我看来,这既是对这个灵魂的拯救,又解决了潜在的问题,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我承认,虽然这话听着并不那么顺耳,但它确实让我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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