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外科医生的完美生活(4)
贝内特希望观察事物和被人观察的冲动很惊人，事实也的确如此。我们一到家，他就抓住马克，站在他面前一动不动，使劲捋着胡子说：“看我！看我！”被抓着的马克待在原地不动，但是眼睛四处打量。接着贝内特牢牢抓住马克的头朝向自己，发出嘶嘶声（表示不满），说：“看啊，看我啊！”这下马克完全不动了，目瞪口呆，就像被施了咒似的。
这个场面让人深感不安，而他在家里的其他表现则让人震惊：贝内特张开手指对称地摸着海伦的头发，边摸边轻轻地发出“呼呼”的声音。海伦很平静，很乐意接受这种抚摸。这个场面让人感动，既体贴又有点儿荒谬。“我就爱他现在这个样子，”海伦说，“我对他别无所求。”贝内特同样如此。他说：“这是种有趣的病。我觉得它不是疾病而就是我自己。我虽然说到‘疾病’这个单词，但似乎这不是个合适的词。”
很难让贝内特或是其他图雷特综合征病人将他们这些表现视为外在症状，因为他们感到这些抽搐或冲动是有意而为之的，是自我、人格和意志不可分割的部分。而对帕金森症或舞蹈症患者来说则刚好相反：他们的症状没有任何自我性或意向性的特征，被认为是独立于自我之外的疾病。强迫和抽搐行为被夹在中间，有时貌似个人意志的表现，有时又像是另一个陌生人意志强加的。这种模棱两可的状态常可以用语言来形容，因而患者有时会将图雷特综合征的症状诙谐地以拟人化的方式用来形容“主体我”和“它”的分离。我认识一个病人叫自己“图雷特综合征”的一面是“托比”，而自己的另一面叫“T先生”。相比之下，一个犹他州的年轻人则更生动地形容了一个被“图雷特综合征”占据的自我--他曾写信给我说，他拥有一个“图雷特的灵魂”。
尽管贝内特倾向于，甚至可以说热衷于将图雷特综合征式行为当做神经化学或神经生理学问题，比如他会认为这是一种化学性异常，用他的话说是“（一些稀奇词语）接连不断地启动与关闭”、“被释放了的为常规所不容的人类原始行为”等；但他也感到这些症状似乎已经成为自我的一部分。正因为如此，贝内特发现自己不能容忍氟哌啶醇和相似作用的药。虽然它们的确可以减轻症状，但这也同时意味着自我受到破坏，使他感到自己不再是完整的自己了。“氟哌啶醇的副作用是致命的，”贝内特说，“我焦躁难忍，坐立不安，身体变形，像个帕金森病人那样拖着脚走路。停了这种药真是个巨大的解脱啊。另一方面，百忧解才是缓解强迫症和暴怒情绪的天赐之物，虽然它不能根治抽动行为。”百忧解对很多图雷特综合征患者来说确实是灵丹妙药，尽管有人发现其实它不起什么作用，而且还有少数人得到了相反的结论：该药会加强焦躁不安、强迫行为和暴怒情绪。
尽管贝内特7岁左右就出现抽动行为了，但他直到37岁才确定自己得了图雷特综合征。海伦告诉我：“我们刚结婚时，他只是称这些行为是‘容易紧张的习惯’。后来常常谈起这个，我会说‘我戒烟，你也要改掉抽动的习惯’，因为我开始觉得如果想改的话，他是能改掉的。但是你如果问他，‘你为何要做这些动作呢？’他会说‘我也不知道’，对这些行为他似乎没有自我意识。1977年，那时马克还在襁褓中，卡尔在收音机里听了一个节目叫‘怪癖与夸克’，他变得很兴奋，大叫道，‘听啊，海伦！这个人正在说我的行为！’听到另一个人有这种行为，他真的很兴奋。知道这是一种病后，我反而轻松了，之前我就感觉不对劲。这种病有个名头其实是件好事。以前他对这些行为从来都不以为意，也不愿谈起，但是一旦知道这是什么病，别人问起我们就可以回答了。仅仅最近几年他才见了其他得这种病的人，或者去图雷特综合征协会。”
图雷特综合征就算是现在也在很大程度上不能确诊或不为人知，甚至对于从医人员也是如此。大部分人都是在媒体上看到或读到相关信息后自我诊断或被朋友和家人诊断得了此病的。事实也的确如此：我认识另一个医生，他是路易斯安那州的一名外科大夫，他就是被他的一个病人诊断出患有此病的，这个病人此前在菲尔·唐纳修的脱口秀上见过一个图雷特综合征病人。即使是现在，90%的病人得以确诊也是靠那些从媒体上了解到这个病的大众，而不是靠医生。而这种媒体宣传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图雷特综合征协会的努力。这个协会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只有30个成员，但是现在发展到20 000多。
不可能的飞行员
周六早上我必须得回纽约了。“天气好的话我开飞机送你回卡尔加里。”临走前一晚贝内特突然说，“你之前有没有和图雷特综合征患者一起坐过飞机啊?”
“我曾经和一个图雷特综合征患者坐过独木舟。”我说，“还和另一个患者一起开车行遍全国，但是坐飞机嘛……”
“你会喜欢的，”贝内特说，“会是新奇的体验。我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既会开飞机还患有图雷特综合征的外科大夫。”
黎明醒来时，我发现尽管很冷，天气还是很不错的，这让我忐忑不安。我们开车去布兰福德的小机场，驾车的这段行程贝内特还是不断转向、不时抽动，我不由想到他开飞机会是什么样子。我非常紧张。“在天上就容易多了，不用非走在哪条道路上，也不必时刻把手放在方向盘上。”贝内特说。到了机场，他停好车，打开飞机库，很自豪地让我看他的飞机-- 一架红白相间的单引擎微型塞斯纳·卡蒂诺牌飞机。他将飞机拖到飞机坪上，预热引擎之前一遍又一遍地检查、检查、再检查。机场上冷极了，还刮着北风。我不耐烦地看着他没完没了地检查，但是心里越来越放心：如果贝内特强迫性的观念让他把一切部件都检查个三五次，那可就安全多了。对他的外科手术我同样放心--他的病丝毫没有减少他准确的直觉和对自由的追求，反而让他更加一丝不苟、严谨精确。
检查完毕，贝内特像个杂技演员似的跃上飞机，在我往飞机上爬的时候就加速引擎，旋即就升空了。我们向上飞升的时候，太阳从落基山脉东边冉冉升起，小小的机舱洒满了淡淡的、金色的阳光。我们升到9 000英尺的空中。贝内特又犯老毛病了：抽搐，颤动，到处乱摸，四处敲打，扶眼镜，捋胡须，时不时碰碰驾驶座。我想，这些小动作还不太碍事，但是如果他症状大发作呢？如果他想在半空中旋转飞机或让飞机跳几下、翻几个筋斗、做360°翻转，那可怎么办？如果他产生纵身出去摸摸螺旋桨的冲动，该怎么办？图雷特综合征病人总是倾向于被旋转的东西吸引。我脑中顿时出现了他抽身向前，半个身子探出窗户，情不自禁地朝我们面前的螺旋桨扑去的情景。但是他的抽动和强迫行为一直都很细微，他把手从控制装置上拿开时飞机也能继续平稳飞行。谢天谢地！天上没有固定的道路，飞机就算升高或降低50英尺也没什么关系，整个天空任由我们遨游。
尽管贝内特飞行技术高超，天赋非同一般，但开飞机时还是像个孩子在玩耍，不过也仅限于此了--只是释放一下平常在大家面前抑制或迷失的爱玩的冲动。天空的自由广阔显然让贝内特很开心，他脸上有一种我在地面上几乎没有见过的无忧无虑和孩子气的表情。飞机还在不断上升，我们已经飞过头几座山峰，那是落基山脉的“排头兵’； 我们身下，正在染黄的松林似溪流般向后淌去。我们飞过时离峰顶大约1 000英尺或者更高，但我不知道如果是贝内特独自飞行，他会不会想要只高出10米甚至几英寸就飞过山巅--图雷特综合征病人有时很迷恋绝处逢生的感觉。在10 000英尺高空处，我们飞进了峰顶之间的狭道里，左边群山在晨曦照耀下熠熠生辉，右边山脉则因为背光而阴影浓重。在11 000米的高空，我们能看到落基山脉的整个宽度--它离我们仅有55英里。还能看到广袤金黄的阿尔伯达农场飞快地向东飞奔而去。贝内特的右胳膊不时在我面前晃动，手轻轻敲击挡风玻璃。“看，那是沉积岩！”他隔着窗户做着手势说，“它们呈七八十度从海底升起。”他像个老朋友般注视着陡坡上的岩石，对这些山峰、这片陆地如数家珍。山上背阴面常年被积雪覆盖，而阳面则不见雪迹；朝着班夫的方向往西北飞去的路上，还能看到冰河。机舱里，贝内特还是不停地变动膝盖的位置，使之恰好在飞机控制装置下面严格对称。
飞了40分钟后，我们到了阿尔伯达，海伍德河在下方蜿蜒流淌。我们边向正北飞边开始朝着卡尔加里缓缓降落，落基山最后几个低矮的山坡因为山上的白杨而闪闪发光。此时飞机更低了，眼前是一片广袤无垠的田地，长满了麦子和紫苜蓿，还有农田、农场和富饶的牧场，仍然到处耸立着已经变成金黄色的白杨。星罗棋布的田地远处，卡尔加里的高楼从平原之上“异军突起”。
突然，无线电嚓嚓作响，里面说：一架大型俄罗斯运输机即将着陆，因整修而关闭的主跑道会很快开放。而赞比亚航空公司的另一架大型飞机也要降落。全球各地的飞机一般都是因为特殊情况和飞机维修而停降在卡尔加里。据贝内特说，卡尔加里的设备在北美数一数二。在机场这片繁忙之中，贝内特用无线电报告了我们的位置和情况。一架15英尺长的卡蒂诺飞机，上面载有一名图雷特综合征患者和他的神经专科医生。这立即得到回应，好像他开的是架波音747。无线电里的指示详尽全面，给我们很大帮助。在这里，所有飞机和飞行员都一视同仁。这里也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有自己的语言、密码、秘密和规矩。很显然，贝内特是这个世界的一员：当他驶进机场时，机场空中交通管制员认出了他，并热情地向他打招呼。
他又是突然敏捷地从机舱跳出来，一贯的“图雷特综合征作风”，让人为他捏一把汗。我则是慢慢地像常人那样下了飞机。他下去后就开始和飞机坪上两个体格魁梧的年轻人聊起来，这两个人是兄弟俩，一个叫凯文，一个叫查克，都是落基山一带第四代飞行员。他们很熟悉贝内特。“他是我们中的一员，”查克对我说，“他正常得很啊。图雷特综合征?这是什么鬼东西？他可是个好人，也是个好飞行员。”
贝内特和他的飞行员朋友神侃一番，然后申请返回布兰福德的飞行许可。他立即就要返回，11点他还得和护士科谈话，这次的主题不是外科手术而是图雷特综合征。他的小飞机加满油准备返航了。我们拥抱道别，然后我朝飞往纽约的班机走去。我边走边回头看了看他：只见贝内特早已进了飞机，滑出主跑道，飞上天空，速度很快，伴着一阵风，不一会儿就消失得无影无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