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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仆人生气地转过身子，放肆地说道：“您就不能念一念下面牌子上写的：办公时间是十点至十二点，现在这儿没人。”不等他说话，仆人就砰地一下把门关上。
     
     
     费迪南站在那里，缩成一团。心里感到羞愧，他看了看表，现在是七点十分。“疯了！我是疯了！”他嗫嚅地说道，像个年迈苍苍的老人，哆哆嗦嗦地走下楼梯。
     
     
     两个半小时——这段空白的时间他觉得可怕，因为每等一分钟，他就感到耗去一分力量。现在他振作起来，有所准备，一切都预作周密思考，每句话都要说得恰当妥贴，整个场面都在心里预演了一遍。可现在这两个小时像道铁幕落在他和他那贮存的力量之间。他惊慌失措地感到，心里的全部热劲已经消散，想好的话在仓皇遁逃之际奔突乱窜互相碰撞，一句一句地从他的记忆里抹去。
     
     
     他原来是这样设想的：他一到领事馆，立即让人通报要见负责军事事宜的处长，他和此人有一面之交。有一次他在朋友那里认识了这位处长，并且和他谈了一些无关痛痒的事情。不论怎么说，他反正认识他的对手，一个贵族分子，穿着时髦，善于交际，自以为态度友好，为此沾沾自喜。喜欢表现自己为人慷慨，心胸宽大，竭力不使自己以官员的面貌出现。这些人都有这种虚荣心，他们不知怎地都希望被人看成是外交官，是能够自己作主的人物，费迪南就打算押宝押在这一点上：让人通报，带着社交界彬彬有礼的风度，先和此人泛泛地谈谈一般性的事情，然后问起他夫人是否安好。这位处长必然会给他让座，递上香烟，然后看他沉默不语便客客气气地问道：“有什么事我能为阁下效劳？”得由这位处长开口问他，这点很重要，不可忘记。接着他就相当冷漠，无动于衷地答道：“我收到一封信，要我到M市去进行体验，这想必是个误会。我当时曾经明确无误地被宣布是不适合服兵役的。”这话必须说得非常冷淡，让此公马上看出，他把这件事只看成小事一桩。这位处长紧接着便——他很熟悉这个漫不经心的神气——拿起这封信来，向他解释，这次只不过是复查，他想必在报纸上早已看到过军方的要求，以前体验不合格的人这次也得报名参加。接着他就又一次非常冷淡地耸耸肩膀，说道：“原来如此！我根本不看报，我没那份时间。我得工作。”对方想必马上就会看出，他对这场战争是多么漠不关心，是多么自信，多么无拘无束。这位处长当然得向他解释，他必须服从这个要求，处长本人对此深表遗憾，不过军事当局以及其他等等……说到这里，大概是态度严厉的时候了。“我明白，”他必须这样说，“可是我现在完全无法中断我的工作。我已经和人家有约在先，要举办一次我个人全部作品的画展，我不能把我的合作者弃之不顾，我说了话就要讲信用。”他接着要向这位处长建议，或者推迟他体检的日期，或者让这里领事馆的医生为他复查。
     
     
     到此为止，一切都满有把握。从这里开始，便会出现几种可能性。要么这位处长干脆利索地表示同意，那么至少赢得了时间。可是万一此人客客气气地——以那种冷冰冰的、躲躲闪闪的神气突然摆出公事公办的面孔——向他解释，这可超出了他的职权范围，无法通融，那就必须显出坚决的态度。他必须首先站起身来，走近桌子，声音坚定，必须非常非常坚定，不屈不挠，以一种发自内心的果断口气说道：“这点我明白，不过请您记录在案，本人由于经济方面的责任，无法立即应召，我得先尽这道义上的责任，为此推迟三周。本人自担风险。不言而喻，本人并不想逃避对祖国应尽的义务。”对于这几句挖空心思想出未的话，他特别得意。“记录在案”“经济方面的责任”——这些词听上去就事论事，全是公文的腔调。倘若这位处长还让他注意这件事情法律上的后果，就该把嗓音变得更加严峻，冷漠地及时了结这段公案。“我懂得法律，也很清楚法律上的后果。但是对别人的承诺，对本人来说便是最高的法律。为了遵守这个法律，本人必须承担任何风险。”然后迅速地鞠一躬，干脆利索地中断这次谈话，向门口走去！必须让他们看看，他并不是普通的工人或者学徒，等着人家打发他走，而是一个自己做主的人，谈话什么时候结束，由他作出决定。
     
     
     他踱来踱去，把这场该说的话默默地背诵了三遍，整体结构，语气他都非常满意，他已经迫不及待地盼着那个时刻到来，就像演员等着人家暗示，好接着说出自己的台词一样。只有一处他还觉得不太称心：“本人并不想逃避对祖国应尽的义务。”谈话必须多少有点爱国主义的客气成分，这点必须要有，以便让人家看到，他并不是执意违抗，不过还没作好准备，他虽然承认——当然只是在他们面前承认——这必要性，但并不认为适用于他自己——“爱国主义的责任”——这个词书卷气太重，太像陈词滥调。他考虑了一下，也许换成：“我知道，祖国需要我。”不行，这更可笑。或者最好是：“我并不想逃避祖国对我的召唤”，这样是好一些。不过也不行，这一处他不喜欢。奴气太重，这样鞠躬，身子多弯了几公分。他继续斟酌。最好说得非常简练：“我知道，我的责任是什么。”——对，这才对。这句话可以翻过来倒过去，可以理解也可以误解。听上去简洁明确。这句话完全可以说得独断专横：“我知道，我的责任是什么”——几乎像是个威胁。现在一切都很妥帖。但是，他又神经质地看了看表，时间还是过得太慢，现在才八点。
     
     
     他沿着马路信步向前，不知道往哪儿去，于是他走进一家咖啡馆，想看看报纸。可是他感到，那些字句使他心烦，报上也到处写着祖国和责任，这些词句扰乱了他的方案。他喝了一杯甜酒，又喝第二杯，为了压一压他喉咙口的苦味。他苦思冥想如何打发这些时间，一面把他假想的谈话碎片一而再地拼凑起来。突然他摸了摸自己的面颊：“没刮脸，我没刮脸！”他急忙跑到对面理发馆去，剃头，洗发，花去了他半小时的等待时间。接着，他又想起，他必须穿着时髦，这在领事馆里非常重要。他们对穷鬼才趾高气扬，呼幺喝六，你要是衣着时髦，谈笑自若，举止潇洒，他们就立刻对你另眼相看。这个想法使他陶醉。他让人家把他的外套刷得干干净净，跑去买了一副手套。他挑来挑去，费了不少心思。黄颜色，不知怎地过于扎眼，太像花花公子；珠灰色收敛些，效果更好。然后他又在马路上瞎逛。在一家裁缝铺的镜子面前，他把自己端详一番，正一正领带。手上还显得空空的，他忽然想到，拿根手杖可以使他的访问显得随随便便，满不在乎。他又赶快跑过去，挑选了一根手杖。等他走出商店，钟楼上正好敲响九点三刻，他再一次背诵他的台词，棒极了。新的版本是：“我知道，我的责任是什么。”现在这是最强有力的一句。他现在心里有底，非常坚定地迈开大步，跑上楼梯，轻快得像个男孩。
     
     
     一分钟以后，仆人刚把门打开，他心里猛地一惊，感到他可能打错了算盘，这使他心烦意乱。一切都不像他所预期的那样。他问起那位处长，仆人对他说，秘书先生有客。他得等一等，说着，不大客气地指了指一排椅子当中的一张，已经有三个人苦着脸坐在那儿。他愤慨地在座位上坐下，心含敌意地感觉到，他在这儿只不过是处理一件事情，了结一个问题，只不过是个案件。他旁边的人在互相诉说他们藐小的命运；其中一个哭腔哭调有气无力地说道，他在法国拘留营里关了两年，这儿人家也不愿预支他回国的路费；另一个抱怨在任何地方都没有人帮他找一份工作，他有三个孩子。费迪南气得心里直颤：他们是让他坐在申请救济者的座位上。他发现，这些小人物低三下四可又怨气冲天的样子不知怎地惹他冒火。他想把那番讲话再从头到尾理它一遍，可是这些家伙的胡言乱语扰乱了他的思路。他恨不得冲着他们大叫：“住口，你们这些无赖！”或者从口袋里掏出钱来打发他们回家，但是他的意志完全瘫痪，他和他们一样，手里拿着帽子，跟他们坐在一起。另外，不断的人来人往，在房门口进进出出，也使他心乱如麻。每个人走来他都担心是个熟人，会看见他在这儿坐在申请救济者的座位上。只要有扇门打开，他心里就已经跳了起来，做好准备，然后又失望地缩了回去。他越来越清楚地感到，他现在必须走掉，赶快逃走，趁他的精力还没有完全消失。有一次他振作起来，起身对那个像警卫一样站在他们身边的仆人说道：“我可以明天再来。”可是仆人却安慰他：“秘书先生马上就有空了。”他的膝盖立刻弯了下未，他在这儿是个俘虏，没有反抗。
     
     
     终于衣裙——作响，一位太太走出门来，满脸笑容，神气活现地以一种优越的目光骄矜地从等候着的人们身旁走过。仆人已经在喊：“秘书先生现在有空了。”费迪南站起来。他发现他把手杖和手套放在窗台上了，可是发现得太晚，要返回去已不可能，门已经打开，回头看了半眼，被这些杂乱无章的思想弄得昏头昏脑，就这样，他走了进去。处长坐在办公桌旁看什么东西，现在抬头匆匆看了一眼，和他点点头，并没有请这位等着的来者坐下，客气而又冷淡地说道：“啊，我们的Magisterartium。马上就完，马上就完。”他站起来，向旁边的房间叫道：“请把费迪南-R的档案拿来，前天就办好了，您知道的，召集令已经寄上。”说着他已经又坐了下去：“连您也要离开我们了！好吧，但愿您在瑞士的这段时间过得很好。话说回来，您气色很好。”说着已经在匆匆地翻阅文书给他拿来的档案：“前往M市报到……对……对……没错……一切都没问题……我已经叫人把证件都准备好了……您大概用不着旅费补偿金吧？”费迪南站着，心里没底，听见自己的嘴唇结结巴巴地说道：“不用……不用。”处长在那张纸上签了名，把纸递给他：“原来您是应该明天就起程的，不过事情也不是那么急如星火。让您最后一幅杰作上的油彩干一干吧。倘若您还需要一两天来处理一下您的各种事情，就由我来承担责任吧。祖国也不在乎这一两天。”费迪南感到，这是一个玩笑，应该对此微笑一下，他的确怀着内心的恐惧感觉到，他的嘴唇彬彬有礼地弯了一弯。“说几句，我现在得说几句。”他心里在翻腾，“别像根棍似的这样站着。”终于他挤出了两句：“应征入伍的命令就够了……我另外……不需要护照了吗？”“用不着，用不着。”处长笑道，“在国境线上不会有人找您麻烦的。再说，您已经报到了。好吧，一路平安！”处长把手伸给他。费迪南感到这是打发他走。他眼前一黑，赶快摸到门边，心里直犯恶心，“往右，请往右走。”他身后的声音说道。他走错门了。处长这时已经给他把那扇正确的出去的门打开，他在神志昏乱之中觉得看见处长脸上挂着一丝微笑。“谢谢，谢谢……您不必费心了。”他还结结巴巴地说道，而对自己这种多此一举的礼貌心里直冒火。刚走到外面，仆人把手杖和手套递给他，他就想起：“经济方面的责任……记录在案。”他这辈子从来没有这样羞愧过：他还向此人表示感谢，彬彬有礼地表示感谢！但是他连愤怒也愤怒不起来。他脸色苍白地走下楼梯，只感到走路的并不是他自己。那股力量，那股陌生的，毫无怜悯之心的力量，已经攫住了他，这股力量把整个世界踩在自己脚下。
     
     
     下午很晚他才回到家里。他脚后跟作痛，一连几小时，他漫无目的地到处乱跑，三次路过家门又退了回去；最后他想从后面通过长满葡萄的山坡，从隐蔽的小道溜回家去。可是那条忠实的狗已经发现了他。它狂吠乱叫，扑到他身上，热情地猛摇尾巴。他的妻子站在门口，他一眼就看出，她什么都知道了。他一句话也不说，跟着妻走了进去，他羞愧得抬不起头来。
     
     
     可是妻没有发火，她并没有看他，显然避免使他痛苦，妻把一些冷肉放在桌上。他顺从地坐下，这时妻走到他的身边。“费迪南，”妻说道，声音颤抖得很厉害，“你病了。现在没法和你说话。我不想责备你，你现在的行动可不是发自内心，我感觉到你是多么痛苦。但是有一点请你答应我，在这件事上，你事先不和我商量，请不要采取任何行动。”
     
     
     他沉默不语，他妻子的声音变得更加激动。
     
     
     “我从来没有干预过你的个人事务，让你一直有作出决定的充分自由，这曾是我的荣誉感之所在。但是你现在不仅在玩弄你自己的生命，也在玩弄我的生命。我们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来建设我们的幸福，我不会像你这样轻易地把我们的幸福放弃，为了国家，为了杀人，为了你的虚荣心和你的软弱。不会把它放弃给任何人，你听见了吗，不会给任何人！你在他们面前软弱，我可不软弱。我知道这关系到什么。我绝不让步。”
     
     
     他一直一声不吭，这种奴性十足自觉有罪的沉默，渐渐使妻冒起火来。“我不会让一张破纸从我身边夺走任何东西，以谋杀告终的法律我是概不承认的。我不会在任何衙门面前折断我的脊梁骨。你们这些男人现在都被各种意识形态给毁了，想的是政治和伦理，我们女人的感觉却直截了当。我也知道祖国意味着什么，但我知道，今天她是什么：是谋杀和奴役，你可以属于你的人民，但是如果各国人民都发疯了，你用不着和他们一起发疯。如果你对他们来说只是数字、号码、工具、炮灰，我却觉得你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我拒绝把你交给他们，我不放弃你，我从来没有狂妄自大到为你作出什么决定。但是现在，我有责任保护你；迄今为止我一直是个头脑清楚的人，知道心里想干什么，而现在你已经变成了一部昏头昏脑、破烂不堪，只会尽责任的机器，意志力已经完全被摧毁，就和那边的千百万牺牲品一样。他们为了逮住你，已经抓住了你的神经，可是他们把我给忘了，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