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空想社会主义史上的第三颗明珠——安德里亚着《基督城》评介
商务印书馆早在1963年制定的外国哲学社会科学名着翻译计划中就已列入《基督城》一书，但是长期未能落实。1980
年，我看到一份评介西方空想社会主义着作的材料，其中把《乌托邦》、《太阳城》和《基督城》并列为正面乌托邦三部曲，这样高度的评价引起我对此书的重视。可是遍查京沪各大图书馆，均无《基督城》一书的外文本。1983
年乃拜托友人从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复印一本英文本带回，立即推荐给学长黄宗汉同志着手翻译。译者早年与我一起就读于福州英华中学，这是一所历史悠久的着名的教会中学。1946
年他毕业于中山大学，解放后长期从事英语教学工作。他既专攻英语，又对基督教有相当的了解，所以翻译此书甚为合适。
译稿完成后，我断断续续作了校订。凡发现有不顺或欠妥之处均核对原文尽心修改，既修饰了很多文句，又改正了不少差错，还补充了一些注释。
我国近代第一个杰出翻译家、乡党先贤严复（1854—1921）在总结切身多年译书经验时确立了“信、达、雅”三大标准。他把这三者视为“译事三难”，又称作“译事楷模”。对此我极表赞同。我认为，译文是给本国人看的，不能强调直译、硬译，尤其是古典名着，更应该在“信”的基础上，力求做到“达”和“雅”，不仅顺畅，而且还要有文采，才能引人入胜，垂诸久远。
全书校订完毕之后，我又从头至尾复读一遍，务使译文益臻完善。通读全书，确实感到名不虚传，此书堪与莫尔、康帕内拉的名着媲美。莫尔的《乌托邦》发行于1516
年：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于1601年在监狱之中写成，1623
年出版，康帕内拉自己承认此书脱胎于《乌托邦》；而《基督城》是在1619年间世，《乌托邦》和《太阳城》两书对《基督城》一书的写作有直接的影响（这一点下面还要提到）。所以不论就写作时间顺序继承关系或历史成就而言，《基督城》都属于空想社会主义史上的第三颗明珠。
商务印书馆从50年代以来，出版了大量西方学术名着，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作的中译本已问世三十多种。1983年，我把得到《基督城》英文版复印本和推荐学长翻译的情况告诉了商务印书馆，建议把它列入出版计划。校译殆成时才发现有关安德里亚生平的材料不足，同时想起出书时最好能有一张原作者的玉照，乃驰书负笈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小儿，嘱他细心寻觅，终于找到两份小传，并从安德里亚着作《基督城》1916年的英译本复印了一张难得的有他本人签字的画像。在把全部书稿交给商务印书馆编辑部之前，我理应为本书中文版作序，对此书作个评介。
二、德国人为什么能够培育出空想社会主义的明珠？
在西欧，社会主义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出现的。哪里有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的暴露，哪里就有仁人志士为解决资本主义的矛盾和资本主义造成的社会问题而提出社会主义的理想。英国人莫尔能够于1516年出版第一本空想社会主义名着《乌托邦》，意大利人能够在1613年出版康帕内拉的同类名着《太阳城》，应该看作是当时英国与意大利资本主义矛盾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以意大利为中心的波及英、法等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所产生的人文主义思想，进而发展成为反映无产阶级解放要求的激进思想的产物。德国当时在欧洲是较为落后的，然而它为什么能够培育出空想社会主义史上第三颗明珠呢？这就要从当时德国的具体情况和作者约翰·凡勒丁·安德里亚的复杂经历中去寻找根源。
德国在西欧属于资本主义最早发展的国家之一。12世纪在北部已经形成了一批手工业生产的中心，例如科伦的毛织业和金属加工业，产品曾销往各地。到13世纪，城市进一步繁荣，手工业行会不断产生，农民大量涌入城市。
为了加强对外商业联系，在14世纪，北德意志各城市联合组成经济、政治性的“汉萨同盟”，先后参加的多达160
个城市，以卢卑克为首，控制了从罗斯、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到尼德兰、英格兰之间的中介贸易。恩格斯总结德国历史时说道：
汉萨同盟“垄断了海上航路100年之久，遂使整个德国脱离了中世纪的野蛮状态。”
国际贸易的扩展有力地促进了国内资本主义经济的诞生。从发了财的商人和手工业匠师中分化出了一批商人企业主，他们购进大批原料，把分散的手工业工场联成一体，甚至添置了较大的设备，如纺织机，染色机等，把生产过程分成几个单独的阶段，彼此加强协作。采矿业中资本主义萌芽也茁壮而起。原来属于皇帝和诸侯的矿山资源因需要现金大都抵押给大资本家。萨克森、萨尔茨堡等地的金、银、铝、铜矿由资本家的高利贷商行采用新技术开采，用畜力牵引的水泵从矿井中抽出积水，使矿井可采掘得更深。15
世纪末到16世纪中，德国白银产量居世界首位，为欧洲各国总产量的1.5倍至2.5
倍。大批破产农民沦落为矿山的雇工，矿工人数达十几万人之多。他们备受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恩格斯曾说：“德国矿工在15
世纪已是世界上最熟练的矿工。城市的繁荣也把农业从中世纪的简陋状态中解脱出来了。不仅耕地面积扩大了，而且染料植物以及其他输入的植物品种也种植起来了，这些植物需要比较细的栽培，对整个农业起了良好的影响。”到16
世纪初，在建筑业和印刷业中，10—20
人甚至更多工人的企业犹如雨后春笋，大批出现。这时，当汉萨同盟已因敌不过英国人和荷兰人的竞争而衰落时，又有德国南部的工商业城市兴起。1492
年哥伦布航抵美洲，1498年达·伽马发现绕非洲好望角通往印度的航线，1519—1522年麦哲伦率领的船队完成了第一次环球航行。15世纪末16
世纪初葡萄牙航海者的这些地理大发现，开辟了广阔的世界市场，促进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大发展。经营国际贸易的南德意志大商行，千方百计想从新发现的这些新航路上谋取暴利，它们在葡萄牙、西班牙和印度、美洲新大陆到处钻营。
德国还出现一大批银行家，如富格尔和韦尔泽两个家族，不仅借款给德皇和诸侯，而且经营金矿、银矿和铜矿，控制中欧经济，甚至远征委内瑞拉和秘鲁，在那里建立殖民地，掠夺拉丁美洲的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恩格斯讲到当时南德城市的国际作用时这样写道：“尽管已有华斯哥·达·伽马的发现，从印度到北方诸国的通商大道还是要经过德国。奥格斯堡依然还是意大利丝织品、印度香料和东方国家一切出产物的集散的繁华中心。”在这些城市中日益成长出一批市民阶层，其中包括与行会生产有关的商人和行会手工业主，这就是最初的资产阶级。当然我们应该看到，到16
世纪时，德国的国际贸易已被英国和尼德兰排挤在后，工业也落在英国和意大利之后，农业中目然经济也比英国和尼德兰更多。尤其是德国政治上四分五裂的各地诸侯割据局面，严重妨碍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步发展，曾经促使德国站在宗教改革的最前列。
恩格斯在1895年5月21日致考茨基的信中讲到经济发展同宗教改革的关系时写道：只有从15
世纪末德国在世界市场上和国际经济中的地位，“才能说明，为什么在英国、尼德兰和波希米亚已经衰败的具有宗教形成的市民一平民运动在16
世纪的德国能够获得一定的成就，即宗教伪装的成就”。中世纪的欧洲是由天主教会统治的。德国的天主教会既有宗教特权，又拥有封建特权。大主教大多数就是大封建主，教会约占有全德土地的三分之一。教会在征收贡税之外还出售圣物和赎罪符等，巧取豪夺。同时罗马教廷在16
世纪初还从德国教会榨取大量钱财，以供挥霍，以致德国曾被称为“教皇的奶牛”。
宗教压迫和阶级压迫交融在一起，终于在1517年爆发了以马丁·路德（1483—1546）为首的宗教改革运动。恩格斯曾把16世纪的德国宗教改革和17
世纪的英国革命以及18世纪的法国革命并列为近代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三次大决战”。路德生于农民矿工之家，大学毕业后进入修道院，1507
年当上神甫，1512年威丁堡大学授予他神学博士学位，并聘请他为教授，1515年任图林根地区十一所修道院的监督。1517年10
月罗马教皇利奥十世以修缮教堂为名，派人到德国贩卖赎罪符，立即遭到路德带头反对。他在教堂门口张贴自己笔书的《九十五条论纲》，要求公开辩论赎罪符的功效问题，主张建立廉俭教会，反对教阶制和繁杂的礼拜仪式。路德以最激烈的口吻大声疾呼：“我们既然用刀剑惩治盗贼，绞索惩治杀人犯，烈火惩治异教徒，为什么我们不运用百般武器来讨伐这些身为教皇，红衣主教，大主教而又伤风败俗不配为人师表的罗马罪恶城的蛇蝎之群，并且用他们的血来洗我们的手呢？”恩格斯讲到这一段历史时指出：“路德放出的闪电引起了燎原之火。
整个德意志民族都投入运动了。”其中农民和平民把路德反对僧侣的号召看成是发动起义的信号。1520年8—10
月间，他进而连续发表了《致德意志民族的基督教贵族书》，《教会的巴比伦之囚》和《论基督教的自由》三本小册子，被称为德国改革的三大论着。书中否定教皇和教会的权威，主张提高世俗权力的政治地位，呼吁建立脱离罗马教廷的德意吉教会提出一系列改革教会的建议，如禁止出售赎罪符，允许教职人员婚配，简化弥撤仪式等。这些观点主要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但是这些人和下级贵族甚至诸侯卷入宗教改革的潮流，其目的只是企图打破僧侣的权力和罗马教廷的羁绊，打破天主教等级制度，并没收教会财产而从中渔利。当各种派别形成起来后，路德这位“一鸣惊人声势煊赫而披一团趋炎附势之徒簇拥着的伟大人物毫不踌躇地抛弃运动中的下层人民，倒向市民、贵族和诸侯一边去了。③”1521年春，当矿工、农民和学生起来反对教会时，路德竟要基督教徒“严防暴动和煽动”，“应该约束自己，切勿乱说、乱想、乱动”，只许“合法的前进”。
这样他终于放人民抛弃了，群众甚至用石子打他，在他房门上涂焦油，痛斥“这个诸侯的家奴！”在德国宗教改革运动中崛起的另一位领袖人物却深受人民爱戴，这就是托马斯·闵采尔（1489—1525）。他出生于一个铸造钱币的小手工业者家庭，上中学时曾组织秘密团体反对教会专制统治。1506
年进莱比锡大学学习哲学和神学，后当过教师、传教士和神甫。1517年路德揭起宗教改革旗帜后，他当即投奔路德门下，成为路德的积极拥护者。1520
年路德推荐他出任茨维考城圣玛利亚教堂的代理神甫。在这里他同矿工、纺织工当中出现的再洗礼派常有来往。所谓再洗礼派，就是不承认教会强制婴儿刚出生就要受的洗礼，主张教徒到成年时必须自觉自愿再次受洗礼。再洗礼派反对封建制度，主张实现社会平等。闵采尔积极支持再洗礼派。1521
年他得知路德走向反对革命之后就同他分道扬镳，彻底断绝关系，并转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他随后发表了《对诸侯讲道》、《答路德书》
等文稿，主张通过工农起义推翻反动政权，实现“千年太平天国”的理想，消灭私有制度，达到财产共有，共同平均分配。恩格斯这样评价：“闵采尔所了解的天国不是别的，只不过是没有阶级差别，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高高在上和社会成员作对的国家政权的一种社会而已。”“闵采尔预测到共产主义。”闵采尔是德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代表下层工农提出空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家和实践家。他言行一致，1522
年就深入到各地工农群众中去宣传并实践宗教改革。1524
年在下层群众中组织秘密团体“上帝的选民同盟”（即“基督教同盟”），从事革命活动，遭到反动势力侮辱、传讯和追捕。他死里逃生，易地投身到农民战争中去。
由于德国新兴市民资产者阶级的软弱性，所以以路德为代表的宗教改革未能在德国掀起政治性的资产阶级革命风暴。但是却在下层贵族和农民中产生了巨大反响。
正如恩格斯所说：“路德发出的反对教会的战斗号召，唤起了两次政治性起义。首先是弗兰茨·冯·济金很领导下的贵族起义（1523年），然后是1525
年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弗兰茨·冯·济金根（1481—1523）于1522
年领导骑士暴动，向封建诸侯发动进攻，主张建立骑士阶层为主体的君主国，得不到市民和农民的支持，起义失败，济金根战死。实践证明，德国农民的革命性和力量却比下层贵族和市民强得多、大得多。从1518—1523年连年已有农民起义迭起。1524
年6月在西南部士瓦本地区农民为拒绝纳税服役爆发了大规模起义。到1525
年扩展到北部法兰克尼亚、图林根和萨克森地区。卷入斗争的农民达到全德三分之二地区。1524
年底，士瓦本地区的农民起义军，在闵采尔的影响下拟订了斗争纲领《书简》，主张没收封建主土地，消灭统治阶级。1525年2月闵采尔到图林根地区领导农民斗争。3
月，邻近的萨克森州缪尔豪森城的平民在农民起义的推动下推翻了城市贵族统治，建立人民政权“永久议会”，推举闵采尔为主席。他当即宣布：取消领主，财产共有，人人劳动，人人平等，建立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社会。革命政权曾扩大到周围城乡，但是到5
月底即遭到镇压。闵采尔在激战中负伤被俘，从容就义，年仅三十五岁。德国农民战争的失败原因“主要是由于最有切身利益的集团即城市市民的不坚决。”总之，德国资本主义经济和矛盾的最初发展提出了新的社会问题，封建割据与君主制又妨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且加重了压迫，宗教改革的不彻底加深了教会内部新旧势力的矛盾和思想上的冲突，加上农民战争的失败，促使人们重新考虑改革的方案和途径。软弱的市民（即资产阶级）无所作为，无产阶级还处于萌芽状态，农民阶级刚被打败，中小贵族阶层也大受挫折。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知识分子当中的有识之士孤立地去虚构并且把希望寄托于未来的理想国。这就是德国在17
世纪可能培养出空想社会主义明珠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方面的三个客观条件。
我们还要从约·凡·安德里亚本人的经历和特点来考察德国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作出现的主观条件。
安德里亚1586年8月17
日出生于德国西南部符腾堡州杜宾根市附近的赫伦堡。他的曾祖父是一个金属工匠，他的祖父雅可布·安德里亚曾任杜宾根大学神学教授和校长，积极推行宗教改革，1577
年宗教信条协议的主要制订者，被称为“符腾堡的路德”。他的父亲约翰。
安德里亚是路德派神甫，曾任赫伦堡神学院院长，后来改任哥尼斯勃朗修道院院长，还曾热衷于化学炼金术。1601
年父亲去世后，年仅十五岁的小安德里亚随其母玛利亚·莫瑟。
安德里亚迁到杜宾根。她也对研究自然极感兴趣，晚年在药房供职。约·凡·安德里亚从小体弱，但是受到良好的家教。其父的宗教和科学素养，其母的文静产谨均深深地影响了他，使他自幼喜爱熟读宗教经典并好奇地探究自然界的奥秘。1601
年他进杜宾根大学，贪婪地攻读他极感兴趣的天文学、神学、历史和文学，研读了李维、约瑟法斯、伊斯拉莫斯③和曼斯特④等人的着述，还热衷于音乐和绘画，又刻苦掌握了拉丁文、希腊文、希伯莱文以及法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和英文。从这些众多学科的学习情况来看，安德里亚是一个才智出众的人。他自己也认为他的才智背景同1589
年刻卜勒⑤在那里学习时极为相似：既具有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观念，又酷爱研究自然。1603年他得到学上学位，1605
年又荣获硕士。在校期间，有两位教师对他影响尤大，即神学家马蒂亚·赫劳里弗和数学家密契尔·麦斯特林。他们曾教过刻卜勒。此外，刻卜勒的一位助手克里斯托弗·贝索尔德也使他受益匪浅。博学多才的贝素尔德指导他学习多种语言，并且供他自由地使用丰富的私人藏书。这样他得以广泛阅读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进步着作。他很钦佩西班牙诗人、小说家、神学家拉蒙·鲁勒（1233—1315）、瑞士炼金家和医生巴拉塞尔士（1493—1541）、意大利15
世纪短命而博学的学者皮科等人。1607年由于涉及一些大学生破坏校规的事件，他被开除出校，从此结束了学生生活。总之，二十一岁的安德里亚，从家庭和学校受到优等教育，有广博的学识和追求进步的思想，这为他一生的戍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1607
年起他走向社会。先周游国内许多地方，如法兰克福、海得尔，随后又到法国、西班牙、奥地利、意大利和瑞士。他主要依靠给上流家庭当私人教师来维持生计。生活虽艰苦，足迹遍天涯。1611
年，他访问了瑞士的名城洛桑和日内瓦，那里宗教改革的新成就、加尔文教徒平等和谐的社会组织，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留连忘返，以至萌发了将其特色引进德国教会中来的想法。1612
年他在意大利的罗马参观了柏拉图式的学院。作为一个旅行家，为时五年的国内外的漫游极大地开阔了他的眼界，使他对当时西欧新兴的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变化和社会矛盾有了许多感性的认识。同时，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在思想文化界所形成的清新气息和人文主义思潮对中世纪以来长期禁锢人们思想的旧神学的冲击，也给予他很大的震动。
这都为他后来撰写空想社会主义作品提供了重要的生活源泉。
1614年安德里亚又回到国内，这是他从事着述和教职的新时期。他先在杜宾根，继续在赫劳里弗的指导下研究神学，并将老师的教义写成概要发表，1612
年出版《基督教宇宙观的诞生》，赞扬了早期的基督教。又根据麦斯特林讲授的数学加以整理和发挥，于1614
年出版了《数学论文集》。他同着名科学家刻卜勒有过交往，得益不少。同年，他在魏欣根成家立业，担任教区牧师。1614—1620
年在魏欣根期间，他为继续改革宗教操劳。这时路德派的正统宗教观念日益枯燥乏味，并且流于俗套，这使他深感失望。他想为全体信徒创立一种教会的联合体，共同过着虔诚而纯朴的生活，献身于研究自然、理性和公众的福利。为此他致力于创设教区间的救济联合组织，主要是为贫苦人、尤其是为工人建立起一种互相支援、互相保护的协会，由教区教友和会众自愿捐助来维持这个组织。这项工作更加激发了他同情和解救贫苦人的热忱。这个时期，他从事大量着述。他一生大约着了一百种作品，其中四十种是在魏欣根这六年写成的。他的代表作有《博爱论》、《神友》、《忏悔录》等。在1614
年问世的《博爱论》中，他描述了一个亲密伙伴关系的社会组织模式，并且草拟了一个开展科学研究的计划大纲，旨在促进德国的“普遍改革”。
从国外归来后，德国在经济上的落后、政治上的分裂和思想文化上的保守，使他深感非大加改革不可。许多激进人士这时都在认真思考并纷纷提出改革的设想和方案。
他的空想社会主义名着《基督城》就是在这种社会历史背景下在杜宾根写出的。
在创作《基督城》时，莫尔的《乌托邦》和康帕内拉的《太阳城》曾给予他直接的影响。可以说，这两颗耀眼的明珠就是他得以孕育空想社会主义第三颗明珠的重要思想源泉。莫尔的着作他大概早在杜宾根大学学习期间或者后来在国内外游历期间就已详细读过，以至他在《基督城》开头部分就自谦地说到：“这里并没有说什么对着名的托马斯·奠尔不利的话。至于说到我自己的作品，那是很容易粑它弃如敝展的，因为它不象莫尔的作品那么重要，或者那么丰富。”《太阳城》一书是康帕内拉于1601
年在监狱中写成的。1613
年，德国学者托维·阿达米外出旅行来到意大利，他曾经读过康帕内拉的若干着作的手抄稿，对康帕内拉非常钦佩。他在那不勒斯到狱中拜会康帕内拉，与之多次交谈，成为知音好友，愿意帮助出版其着作，康帕内拉遂把包括《太阳城》在内的手稿交给阿达米。回德国后，阿达米主办了一所学校，亲自宣讲康帕内拉的思想。大约1614
年，安德里亚的助手托比亚斯·阿达米把《太阳城》手稿带到杜宾根，在这里如石击水，激起了层层波澜，导致出现了各种乌托邦思想。然而，成就最为突出、影响最为深远的，厥为安德里亚的《基督城》。他正是在上述种种客观和主观条件的汇合下，油然作云，沛然下雨，于1618
年写出了这本名着。安德里亚从《乌托邦》和《太阳城》得到直接启发，然而，他既不是临摹复制，也不是刻鸽类鹜，而是师承创新，另辟天地。他运用自己掌握的各种科学知识，结合多年国内外游历的见闻，以他信奉的基督教教义为宗旨，精心构恩，着意描述了他的基督教的理想国。1619
年出版《基督城》时，他年仅三十三岁。这一年他还翻译过康帕内拉的好几首十四行诗。《基督城》一书是献给当时德国着名神学家约翰·安梯（1555—1621）的，因为安梯的《真正的基督教徒》一书也给予他以启示，为他树立了一个真正舍己为人的人物形象。安德里亚的着作和活动，使他成为当时杜宾根一带深孚众望的智士之一。
从1620年到1638
年，他是卡尔夫城的教长。在这里，他进一步设计自己的理想国的方案，并且努力付诸实践。他相继发表《基督教社会的典范》和《奉献基督的爱的使者》等论着（后者于1647
年由约翰·霍尔译成英文在剑桥出版）；并且继续组织教区协会，还在纺织厂和印染厂工人之间建立联系，组织互助，这项事业逐步兴旺发达，受到世人良好的赞助。他自己也慷慨解囊，关注众多难民的生计，深得人心。他还开展教育活动，创办教养院，把儿童作为教育对象，试图用他《基督城》的理想造就一代新人。正当安德里亚兴致勃勃地从事改革实践之时，突然祸从天降。1618—1648
年三十年宗教战争以德国为主要战场。这是一场以新旧教之争为名，实际上是皇帝和新旧诸侯以及几个大国之间争权夺利的战争。1634
年，约翰·冯·魏斯的部队洗劫了卡尔夫城，四千居民中仅一千五百人幸兔于难。瘟疫又夺去了几乎一半幸存者，安德里亚也损失惨重，特别是他的许多手稿和珍藏的绘画和各种艺术珍品都遭到兵燹之祸。但是他不顾个人安危得失，忍苦投入救死扶伤的工作。他不仅是牧师，而且又是医生和掘墓人。当传染病被制止后，他又致力于恢复法律和秩序。1639
年他受聘到斯图加特城担任教堂牧师和宗教法院法官。当时整个符腾堡满目疮痍。他靠一位公爵的资助，在这里重建杜宾根神学院和体育馆，继续周济周围的贫苦人。1650
年他担任符腾堡的总主管，但由于健康不佳，当即辞职，到伯本豪森修道院当院长，1654年又到阿德堡修道院，6月27
日病殁于此，享年六十八岁。总之，后半生他仍然忠于他的《基督城》的理想，并且为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三、《基督城》一书的梗概和特点同《乌托邦》、《太阳城》一样，《基督城》也是采取文学游记的体裁，描述一个海外仙岛上新型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制度。但是具体的写法却有所不同。
《乌托邦》一书是采用别人同作者畅谈海外观感的形式，《太阳城》是采用一个招待所管理员和一位从海外归来的热那亚航海家对话的形式，这顶种形式都是间接转述别人的见闻；而《基督城》则采取第一人称的写法，记叙了作者亲身的经历，直接的观察。这种第一手的游记使读者如临其境，如亲其事，如见其人，如睹其物，更加亲切，更具有吸引力和感染力。
全书共分一百章，每章只有几百字或千把字，分别记述一事、一人、一物或者一个侧面，短小精悍，象是独立成篇的小品文，便于阅读，便于掌握。书中还附有一张“基督城”平面图，更给予读者以总揽全局的直观印象。这是安德里亚创作运笔独到之处，缺点是各篇内容并非都是连贯的，例如谈到官员设置和公共事务管理之后，穿插进住宅和家具陈设，然后又写国家三人执政，而不是严格按经济、政治、文教等等顺序，显得思想逻辑性不够强。
作者记述自己为探究科学而到大海上航行，结果船被风浪撞碎，幸存者寥寥无几，他只身漂流到一个位于南极的孤岛。他惊奇地发现这里是一个世外桃源。这个基督城据成是最忠实的基督教徒，当初遭到迫害时漂洋过海，选择佳境，在这里逐步建立起来的。他，作为一个外来人，几经审查，查清其品行、为人和文化程度之后，才被接受进城参观访问。
市区很小，方圆只有八百五十四米，居住着大约四百个公民。只有一条六点五米宽的街道，有一个商场，每一排注房间隔也都是六点一米宽。市区分为三部分：
一部分设磨坊、面包房、肉店、供应站、仓库等；另一部分是健身锻炼之所，还有一部分是游览观光的胜地。城市北区为屠宰场，西区为锻造场。城墙之外有一道护城河。郊区大片土地供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作坊使用。生产资料均归公共所有，所有产品也都交到公共仓库。“整个城市可以说是一个大工场，但是有各种各样的手艺。”基督城可以说是工人的天下。只是全部生产还是手工劳动，因此生产力水平还是低下的。所有适龄人全都劳动，没有剥削者、懒汉和奴隶，劳动有专业分工，从事工业、农业、畜牧业者都有专门的技能。不象在“乌托邦”里还保留有奴隶，也不象在“太阳城”里没有劳动分工，既从事工业又从事农业。劳动时间不长，但是也没有具体规定劳动时间有多长（“乌托邦”里每天劳动工作六小时，“太阳城”
中每天只劳动四小时）。在劳动之余有“全国性的休息”，以振作“心灵上疲惫的器官，磨利我们的智慧。”到晚上，全城灯笼通亮。他们认为，这种大放光明的方式会使在黑夜中工作的人们减轻恐惧，会减少很多罪恶的勾当。
在“乌托邦”和“太阳城”，人们都是集中在公共食堂用餐，而“基督城”所有的人都是各家自管每日三餐。因为他们认为在一起用膳的人过多，就难免产生争执和混乱。食物按年成和人口发给，肉、鱼、禽等每人一份，应发的次数和各人的年纪均在考虑之列，只有酒是一次发给供半年喝的。尽管面包是领来现成的，然而每日做好四盘菜也够辛苦，以至作者发出这样的感叹：假如能够摆脱一日三餐的劳累，“我们的肩膀将会卸下多重的负担啊！”可见真正幸福的生活还是必须实现家务生活社会化。在穿着方面，每人只发两套衣服，一套工作服，另一套是节日穿的。
衣料是用亚麻或者毛织的（分别适用于夏天或冬天），颜色一律是白的或灰的，任何人都没有花哨和考究的穿戴，衣服的样式仅在性别和年龄上有所区别。在居住方面，没有私人住宅，由国家统一分配和指定个人使用。所有的建筑物都是用赭色的石头建成的。中间隔着防火墙，即使遇上火灾也不至蔓延。住宅都是同一式样，一律三层楼，每套都有三间房，即卧室、盥洗室和厨房，室内既有炉火御寒，又有窗帘挡热。家家都有阳台和花园，还有地下室贮藏杂物。室内家具有床、桌等，陈设虽简单，都很整洁。还有庭园种菜、种药、种花、养鸟，供人食用、医用和观赏。
各家都有清澈之水从城外流到弄堂小巷中来，同时由地下水道带走污泥浊水。供个人专用的浴室比比皆是，还有其它清洁设备供人清除污垢，脏衣服可以送到洗衣房。
从吃、穿、住、用等方面来看，体现了公平、方便的原则，但是由于手工生产水平不高，所以人们生活并不富足，而且带有明显的平均主义色彩。
《基督城》不仅没什了人们的吃、穿、住、用，而且对生、老、病、死也有自己的构想。“乌托邦”虽然实行一夫一妻制，但却是大家庭制度，每户成年人有十至十六人之多：“太阳城”则是公妻制。“基督城”与之有所不同，这里的一夫一妻制实行得很稳当。男的二十四岁、女的十八岁以上才能结婚。结婚除了男女真诚的爱情之外，还要征得父母的同意，亲戚的认可和法律的允许。不需要任何嫁妆，也不大办筵席，家什和住房都由公家提供。
这里是实行小家庭制，每户只有三四个人，即父母与一、二个小孩子。大孩子都集中在学校住宿。安德里亚的理想是小国寡民，并不主张无节制的生育。
孀妇集中住在一起，以免生活孤单，居孀要满一年才能再醮，以表示对前夫的敬爱。鳏夫也要满一年方可再娶。婴儿出生不举行什么盛宴，接生员都有科学知识，照料产妇和婴儿的大部分是寡妇，妇女产假是四十二天，产假期间有特别供应。如果是孤儿的话，也会得到国家一视同仁的教养。老年人因对共和国出了大力，有过功绩，所以深受人们最大的尊敬，并得到特别照顾，国家指定专人护理他们。病人可以平等地随意享用医药、诊所和厨房，所有的人都会立刻给予帮助。大批医生没有围着大人物团团转，普通老百姓也没有感到冷落的痛苦。国家把照料病人的工作托付给很有技能的已婚妇女和寡妇。除了药物治疗之外，还惯常使用心理疗法，病人的精神得以振奋起来。
这个共和国的人都有视死如归的精神，懂得死亡的真谛，他们对死亡处之泰然，他们把死亡称之为“长眠”，不需要留下遗嘱，要是最后有什么意愿的话，可以告诉他们的朋友。死者要穿上长袍，只让脸部露在外面，送葬者人山人海，唱着赞美诗，表情平静，因为他们认为对于基督徒来说，祝贺总是胜于悲伤的，悲伤除了削弱生者之外，别无其他结果。死者很少留下墓志铭，因为这几乎无法写得恰到好处。
他们认为把一个人一生的真实表现留传给后代，比编写出来的碑文更加妥当。墓地都在城外，城内是供活人生活的。这里还是实行上葬，这比起《乌托邦》和《太阳城》中主张的火葬，可以说是倒退了一步。
从以上对待生、老、病、死的态度和措施可以看出，其中是充满人道主义、集体主义、平等主义、现实主义精神的。
“基督城”人们的思想精神素养达到很高的境界。有杰出才能的人不取任何额外的报偿。这里没有人由于门第显贵而享受特权；或者任意犯罪和带头腐化；也没有不曾堕落的英雄后代使人感到惊奇的现象。“在这个共和国里，继承头衔或者血统都没有什么价值，只有品德才是值得称道的。”他们宁愿说真话而受辱，也不愿说假话而显荣。他们树立了人类三种良好的品质：
一律平等、渴望和平与蔑视金钱。
对政权和政府的设想较为简略，但是也颇有特色。“乌托邦”的最高执政者是一个终身任职的“哲学家的皇帝”，“太阳城”虽是共和国，但是其最高执政者也是终身任职的被称为“太阳”的人。“基督城”既不是君主国或者不称为君主的君主国，也不是有终身职最高执政者的共和国，而是集体领导的共和国，这种政治体制无疑前进了一步。为了防止个人专权，共和国由三个人联合执政，分管司法、审计和经济。但是，并没有说明他们是怎样产生的，也没有指明任期，看来还不是完善的共和国。作者欣赏的是寡头政府。在三人执政之下政府共有官员八个，每个官员还有一个下属作为助手。
所有这些官员丝毫没有傲慢专横的样子，“他们领导别人不是靠言词，而是靠自己的模范行为。”作为立法机关的议会由二十四名议员组成，他们都是全体公民中最卓越的人。法律和律师在这里都没有什么用处，因为大家都是循规蹈矩地生活，除了一年一度要尽纳贡的义务之外，不受任何法律约束。
解决争端与纠纷易如反掌，无须求助于法典。律师在这里是专门给人抄写，其书法艺术有很高水平。假如有人一再无视警告，违反公共利益，那也要分别轻重给以惩罚，但是他们反对处以死刑。
国家还设有档案馆，保存法律、国家公布的条例以及记载先辈言行的编年史等等。凡是对国家做出卓越贡献的人都得到极大的荣誉。但是谱写历史人物不许舞文弄墨，夸张恭维，搞个人迷信。基督城的人民对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情，那怕关于他们的缺点也都坦率地承认，其目的在于让后代有可能原原本本地了解过去的历程。
基督城的人民期望“遍及全球的和平”，为着防御外敌入侵，还不得不设有十二个坚固的大塔楼和十六个小塔楼，防守严密，另外还有兵器库。虽然人们不满这种残害人类的武器，但是还要把武器分发给各个公民，以便在突然发生紧急情况下在家中就做好保卫工作。靠近兵器库的是国库，这里贮存有大量金市和银币，但是并非用于国内，而是用以准备和外国人做生意，赠送给外来的人。他们很节俭地招待外来客人食宿一俩天，对于流亡者则长期予以支持，对于有病的人则加以无微不至的关怀，然而不让外来的客人大模大样地随意走动而感染疾病。对于穷人则给以足够的帮助，而且不让他们离开时空手而去。从这些方面来看，基督城对外既立足于防御，又实行开放，既与外国互通有无，又尽可能给予外来人以帮助，并不是闭关自守，孤芳自赏。
以上是《基督城》这个理想国经济制度、社会生活、精神风貌、政治制度和对外关系的梗概。
作为空想社会主义史上的第三颗明珠，本书还具有三个鲜明的特色，即崇尚科学技术、重视教育和信奉基督教。这三点同安德里亚本人的上述经历以及他所受康帕内拉《太阳城》的影响有直接关系。他是神学家，从上大学起就热衷于研究自然科学，后来又从事教育实践，因此很自然地把启己的追求和信念融进亲自描述的理想国。同时这三个特色也闪耀于《太阳城》之中，当然安德里亚并没有简单照搬。
《基督城》的一个鲜明特色是把科学技术放在显要地位。为了发展化学，基督城在国库重地后面，设有配备最精巧装置的实验室；为了发展生命科学和医学，还设有解剖室，既解剖动物，也解剖人体；沿着解剖室走，就来到物理大楼，这里以各种图象展现了自然发展的历史，包括天空的万千气象，地上各处宜人的景色，以及不同族类的人们和动物；再往前走，还有机械器具陈列场，那里摆着近期发明的望远镜；邻近还有数学大楼，其中有星罗棋布的天空图和日月星辰的复制品，地球的地理图表等等。此外还有医学研究室，在这里深入探究各种疾病及其治疗和预防之道，还有一个房间进行外科手术训练。同时专门研究药物学，以至在药物供应店里有经过精心选择的珍品，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
这里的科学研究很注重应用于实际，使之变为直接的生产力。“或者用简单的一句话说，这里实行的是一种应用科学。”所以基督城里有很多高级手艺的技师，如时钟制造师、金箔锤制师、镌刻师、雕塑师等等；还拥有大批的技工，如铁匠、铜匠、锡匠、锻工、车工、纺织工、漂洗工、制革工以及制盐、制砖、制造玻璃、制造陶器的工人等等。在技工中还要开展互相竞赛，“其目的在于使人拥有某种手段，并且利用这种手段，使人们和他们思想上最显着的优点能够通过各种不同的机器展现出来”。可见，在17
世纪初，安德里亚就已经提出了要发展机器生产和开展竞赛的问题。
由于注重科技，所以这里的公民对于自然科学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们在很久以前就受过训练，深谙科学工作的个中三昧，并且对于自然界的内部奥秘感到由衷的兴趣。”我们知道，英国哲学家、科学家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的空想社会主义作品《新大西岛》（写于1623
年，出版于1627年）着重描述了科学技术在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中如何主宰一切，而《基督城》（1619
年出版）却比《新大西岛》早几年，就揭示了科技对社会主义的重大意义的真理。
《基督城》的另一个鲜明特色是非常重视教育。宽敞而漂亮的学校设有八个讲堂，这就是文法、逻辑、算术、音乐、天文学、自然科学、伦理学和神学。其中包含智育、美育、德育、体育等方面。智育是多种多样的，分门别类对学生启迪智慧。
其中每一个讲堂都包括几项相关的内容，例如，文法这个讲堂分为三个部分：文法和古代语言，指希伯莱语、希腊语和拉丁语；演讲术：现代语言。美育相当普及，并且达到较高水平。当有公共集会时，全体发出的宏伟雄壮的音响就象和谐一致的协奏曲。每个学生都可以根据其爱好，自由选择乐器，古琵琶、小提琴、竖琴、风琴等等应有尽有；合唱队走街串巷，引吭高歌，每周一次，节日另加。学校还特别重视用绘画艺术来进行教育，设有绘画艺术工作室。教学中还利用一连串图片的直观来吸引学生，开导思想。城市到处都有图画装饰，用当地发生的事情教育青年，同时名人图片和雕像随处可见，用以鼓励青年奋发向上，模仿他们的美德。伦理学旨在培养人类的一切美德，诸如谨慎、正义、公道、勇敢等品质。体育活动有赛跑、摔跤、打球、驯马等。总之，学校注重德、智、体、美全面的教育。“在这里，一切都是自由、光明和快乐的。”在城堡大楼里有面积极大的图书馆，藏书丰富，并有防护装置。
由于重视教育事业，所以特别认真挑选教师。教师都是上了年纪、富有经验、具有美德的人，他们经常有机会跻身于国家领导的最高行列。安德里亚给教师提出了很高的标准，他认为：“除非一个人能够胜任国家赋予的职责，他是不可能精心培育青年的；而一个能够成功地培育青年的人，也就有权去管理政府事务。”学校里的学生按年龄分为儿童、少年、青年三类，食宿都在一起，接受体力和智力的锻炼。学校里给予孩子的照顾要比他们的父母更加亲密和细致，因为学校请来了最正直的男女导师。“基督城”排除了世俗歧视妇女的偏见，认为女生在接受教育方面是毫不逊色的。学校还注意女生的特点，对学生额外进行手工工艺训练并学习持家艺术和家政学。
“基督城”的再一个鲜明特色是充满着基督教的色彩。城中心有一个环形大教堂，居民每天早、午、晚要做三次公共的祷告，每次集会要进行一个半钟头，借以对上帝所赐予的祝福表示感谢。教堂里每三个月还演出一次宗教喜剧。他们把上帝的帮助视为所有美德中最动人的因素，把高超的才干视为上天精选的结果。他们认为基督城是依靠宗教、正义和学识这三者进行统治的。每个礼拜天都有主要牧师以超群的口才滔滔不绝地向人民布道。教堂还有一个牧师助理，其任务是教育青年，分配圣餐，主持婚礼，慰问病人。
学校里还要学习神学、神智学和占星学。基督城的宗教仪式是严谨的。据说当祷告达到有一种内心感觉的和谐在支持着一个人的时候，神的召唤就下达了。讲解圣经，唱神圣的赞美诗，举行圣事，举办圣餐，对上帝忏悔自己的全部罪过以求赦免等等，一应俱全。作者把基督教的这一套做法搬到他的理想国，实际上他认为真正的理想国就是基督教化的国家。直到作者参观完毕，要离开该岛返回时，基督城的总理还祝他在上帝的指引下平安地回去，以后尽可能带领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到这个理想国来。本书的这个特色使它在空想社会主义作品中显出很大的局限性。
不过我们大可不必因为这一点而贬低这部作品的历史价值。须知，从古罗马，尤其是从中世纪以来，整个欧洲一直是在基督教神学统治之下。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任何有影响的思想家，无不在基督教的支配之下，顶多只能以宗教改革家的面貌出现号召群众、影响群众，任何非基督教、反基督教的人物都难以出现，即使能够出现，在群众中也没有多大影响。象德国农民战争的领袖、早期空想共产主义者闵采尔就是提出“千载太平天国”的基督教理想国来组织群众进行革命斗争。莫尔的《乌托邦》和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也是充满着基督教色彩的作品。乌托邦人大多数本来是相信一个称为“密特拉”的神（即古代太阳神），还有信月神或游星的，可是听见拜访者说到基督教教义和奇迹后，“居然接受基督教了，接受得那么容易，那么甘心，真令人难以置信。这也许由于上帝潜移默化的灵感，也许由于基督教是最近乎在他们中间普遍被接受的教义”。不过莫尔主张教会实行民主制，教士由人民选举产生，并且可以结婚，这种宗教主张旨在反对当时天主教会的禁欲主义和专制统治。《太阳城》更是基督教化的理想国。“太阳”是政教合一的领袖，既是国家最高首脑，又是宗教最高首领，僧侣是神和人之间的联系人。
甚至还实行人祭制度，由所谓最圣洁的人献身，替全国人民赎罪，祈求上帝宽恕。“太阳城”里，除祭祀外，祈祷、唱赞美诗、忏悔等等，早已是应有尽有。尤其是康帕年拉花了很多笔墨来写星相家的作用和占星术的灵验。这方面的局限性应该说还大于《基督城》，这并没有降低《太阳城》的历史作用。
四、宗教与社会主义是否相容？
早期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作中的这种普遍的宗教色彩，尤其是基督教色彩，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和探究的老大难问题，即基督教以至其它宗教与社会主义是否相容的问题。从考察历史进程、总结历史经验来看，我认为基督教与社会主义大体上经历了相容——不相容——相容的正、反、合的演变，认清这种历史辩证法是有很大的现实意义的。
从原始基督教的历史，可以看出它与现代工人的社会主义的确有某些值得注意的相同点。对此，恩格斯在1894
年写的《论原始基督教史》一文中作了很精辟的归纳。他说：基督教和现代工人运动一样，“在其产生时也是被压迫者的运动：它最初是奴隶和被释放的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或驱散的人们的宗教。基督教和工人的社会主义都宣传将来会解脱奴役的贫困；……基督教和工人的社会主义都遭受过迫害和排挤，它们的信从者被放逐、被待之以非常法：一种人被当做人类的敌人，另一种人被当做国家、宗教、家庭、社会秩序的敌人。可是不管这一切迫害，甚至时常还直接由于这些迫害，基督教和社会主义都胜利地、势不可挡地给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
基智教在它产生三百年以后成了罗马世界帝国的公认的国教，而社会主义则在六十来年中争得了一个可以绝对保证它取得胜利的地位。”这里概括地指出了古代基督教与现代工人的社会主义有四个共同点：即共同的阶级基础——被压迫的无权的穷苦阶级：共同的社会理想——消灭奴役和贫困；③共同的遭遇处境——都遭受过迫害和排挤；④共同的发展前景——在斗争中开辟前进的道路，并且最终取得了胜利。由于基督教与社会主义有这四个共同点，所以从近代空想社会主义诞生时起，基督教一直就与社会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可以说，空想社会主义就是基督教社会主义的第一种形态。空想社会主义的基督教区别于传统基督教之处在于：它不同程度地对传统基督教加以改革，进行批判，赋予它以新的内容；它不同程度地发挥、发展了传统基督教中关于反对压迫剥削，主张济世救民等理想，提出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人人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等社会主义主张：③它摆脱了传统基督教关于来世上天堂的幻想，立足于要在人间建立天堂：④它摆脱了传统基督教只限于个人修身养性的局限，具体设计并且描绘了未来基督教理想国的模式，并且引导广大基督徒为实现这种理想而献身。
自1516年莫尔的《乌托邦》出版之后，直到19
世纪中叶空想社会主义发展到顶峰之时，三百多年间，所有影响较大的空想社会主义的作品，绝大部分都带有基督教的色彩。许多空想社会主义者，本人就是虔诚的基督教徒，甚至是神甫。在17
世纪，康帕内拉、安德里亚之后，还有温斯坦莱等人，在18世纪，有梅叶、马布利、摩莱里等人。即便是19
世纪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也未能摆脱基督教的羁绊。圣西门虽然向基督教挑战，可是1825
年出版的他的最后一部标志着他思想成熟的着作就称为《新基督教》，也就是说他虽然否定了旧的基督教，但是还要“建立一个在道德上大大超过基督教的新信仰体系”，即他所设想的“新基督教”，用以增进福利、解放工人阶级。
傅立叶把人的情欲作为社会发展的动力，他认为人的情欲是上帝在人身上显示自己的意志，实现其计划，上帝才是世界的根本推动力，所以在他精心设计的未来理想社会的基层组织“法朗吉”里还有教堂。还要祈求并赞美上帝。
欧文虽然尖锐地批判了宗教，认为宗教、私有制和现有婚姻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三大祸害，但是他并不根本否定宗教，只是主张宗教要宽容，要以一种理性的新宗教来代替旧宗教，他在晚年竟醉心于降神术，更是他的局限性。
即使是被恩格斯称为“德国无产阶级的第一次独立理论运动”的杰出代表、“德国共产主义创始者”③的魏特林，也是把共产主义归结为早期的基督教，自认为共产主义就是“纯正的基督教”，并且自命为先知。尽管空想社会主义大多蒙上基督教的圣衣，然而它在历史上还是起过极大的积极作用，使很多工人受到认识资本主义罪恶，追求美好未来的启蒙教育。
到19世纪40
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彻底批判了基督教，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这样基督教就与社会主义分道扬镳了。科学社会主义与基督教以及各种宗教在好多方面是根本不同的：科学社会主义是无神论，宗教是有神论（不论采取一神论、多神论、泛神论、自然神论种种形式）；科学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宗教是唯心史观；③科学社会主义是反映了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宗教是人们主观寄托的一种信仰；④科学社会主义要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在现实世界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宗教则要求教徒在死后的彼岸生活中寻求解脱奴役和贫困；⑤科学社会主义主张通过积极的斗争来争取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人民的解放，它是人民解放斗争的思想武器，宗教强调忍辱负重、顺从驯服，长期以来它被剥削阶级用来麻痹人民的革命意识。
社会和思潮的发展是迂回曲折、错综复杂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基督教虽然根本对立，但是在它出现之后并未能根本斩断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的联系。
当社会主义影响越来越大之时，资本主义社会中又出现种种新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在19世纪30—40
年代，欧洲出现的封建僧侣社会主义可以说是基督教社会主义的第二种形态。例如，德国马格德堡的国教顾问海尔曼·瓦格纳主张依靠政府的所得税收入和基督教的“仁爱”精神来消灭贫困。这些人也反对资本主义，旨在维护或恢复封建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
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指出：
“正如僧侣总是同封建主携手同行一样，僧侣的社会主义也总是同封建的社会主义携手同行的。”“要给基督教禁欲主义涂社会主义的色彩，是再容易不过了。
基督教不是也激烈反对私有制，反对婚姻，反对国家吗？它不是提倡用行善和乞求、独身和禁欲、修道和礼拜来代替这一切吗？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僧侣用来使贵族的怨愤神圣化的圣水罢了。”这说得何等深刻而形象！当时还出现基督教社会主义的第三种形态，即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基督教社会主义。例如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党人菲力浦·约·本·毕舍神甫鼓吹天主教是社会前进的动力，主张由国家拨款援助工人建立生产合作社，以便逐步实现社会主义，为此他支持法国工人于1840—1848
年间主办了《工场》月刊。马克思指出：这是“为了对付法国社会主义者而开列并由《工场》派的反动工人所采用的药方”，毕舍提出这个要求是用来“对付社会主义者，是为了索取他们的阵地！”③基督教社会主义这种思潮还弥漫到英、德等国。英国的牧师金斯黎、摩里斯等人于1848
年4月11
日发表了基督教社会主义宣言书，并且正式提出“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名称，随即出版《政治》、《合作》等期刊，举办合作社、工会、劳动大学等。德国的凯特勒、莫方等人于60—70
年代倡导由教徒集资建立合作社，为工人改善劳动条件并提高工资，逐步实现社会主义。这种基督教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一冲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起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缓和劳资矛盾、麻痹工人革命意识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壮大，宗教社会主义也更加时兴而且更加扩大了。拉丁美洲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的国家，60
年代以来出现了“解放神学”、“革命神学”，天主教会中革命派的神甫甚至参加民族民主革命的武装斗争，并且在革命胜利后的新政府中任职，努力推进政治民主化和社会改革，自称也要朝着社会主义目标前进，这是在新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一种新型基督教社会主义。另外，在西亚和北非阿拉伯国家出现伊斯兰教社会主义，在东南亚地区出现佛教社会主义。在民族民主革命中、在第三世界独立国家中出现的种种宗教社会主义是一种新的社会现象，它反映了在世界社会主义浪潮日益澎湃的形势下，有些人力图把社会主义同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相结合，这样更易于使社会主义为本民族广大群众所接受，也用以抵消科学社会主义的影响。宗教问题不单是信仰问题，而应该把它看作是历史文化传统问题。几千年来宗教往往同各民族的经济政治、科学教育、文学艺术、伦理心理以至风俗习惯文织在一起。不可能通过一场政治革命或社会革命消除宗教的影响。科学社会主义与宗教有以上所提到的五个方商理论上的根本区别，科学社会主义与各种宗教社会主义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两者在实际的社会主义运动中还有相容之处。即是说，要看到社会主义运动必须在各个民族历史文化传统影响的条件下进行，凡是宗教影响大的民族，如果与宗教对立，社会主义政党势必脱离广大群众，成为孤家寡人的小宗派。从我们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组织起回民支队并使其发挥重大作用的历史经验可以看出，克服“左”的干扰，善于团结、联合受宗教影响的广大人民群众是何等重要，何等迫切！应该看到宗教的长期性、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和复杂性。广大的宗教徒也是被压迫、被剥削群众，他们不仅向往消灭压迫和剥削，而且正直善良，洁身自好，急公好义，乐于助人，这就是社会主义运动与宗教可相容之处，亦即社会主义者与宗教徒建立政治联盟和统一战线的共同基础。所以科学社会主义与宗教以及宗教社会主义在理论上虽有不相容之处，但是在实际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仍有可相容之处。认清这一点对于发展社会主义运动是至为关键的。
在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建设与宗教更是可以相容，而且应该相容。有人以为，社会主义要消灭剥削，因而也要消灭作为剥削阶级统治工具的宗教。过去凡是急于用行政命令手段或用群众政治运动来消灭剥削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急于用这种手段和运动来消灭宗教，甚至自诩为已经是无神论的国家。实践证明，这种“左”的做法，欲速则不达，不但阻碍了经济生产的发展，破坏了政治上的联盟，而且也挫伤了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声誉，反而加强了宗教的影响。应该认清，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宗教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剥削阶级的统治下，宗教往往被剥削阶级用来作为愚弄被剥削阶级的工具，成为思想统治以至政治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的国家甚至明文规定奉某种宗教为国教，因为宗教确实能使广大被剥削阶级在精神上有所寄托，安份守己，乐天知命，远离革命。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宗教主要是作为一种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意识而存在，主要是个人的信仰问题。现有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旧的传统的影响还较深，经济生产、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还不发达，官僚主义还较为严重，许多社会问题一时还难以完全合理地解决，所以宗教还有长期存在的社会基础。我们不仅通过法律保障人民信仰宗教的自由，而且还要看到社会主义与宗教的可容之处。不要把宗教作为社会主义不得不加以承受的对立物，不要只看到宗教的消极作用，而要把宗教作为社会主义继承历史文化而来的内在物，要千方百计地发挥宗教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都包含有消极部分和积极部分，一般说来对待文化遗产是剔除消极部分，激扬积极部分。有的消极部分难以很快剔除，这就要更细致、更深入地从中去挖掘某些积极因素，既尽量限制消极部分的消极作用，又设法使其中某些积极因素发挥积极作用。也就是说，我们要善于在异中求同，努力做好矛盾的转化工作。这是更加艰巨的任务。
当今，上述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与基督教有四个共同之处的观点值得我们重温，通过温故而能知新。此外，我们还要看到，广大普通教徒都是爱国主义者，都有一定的技能并在一定岗位上参加社会主义建设，都具有正直善良、洁身自好等素养，都具有热爱和平、服务人群等社会理想，能够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积极力量。因此，团结广大宗教徒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我们也要警惕并反对极少数人利用宗教进行敌视社会主义、分裂祖国和损害群众利益的活动。
认清社会主义与宗教的可容性，就可以看出，当今在我国翻译并出版这本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作是有很大的现实意义的。本书作为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值得文化教育工作者研究，同时也值得我国广大宗教徒，尤其是基督教徒认真阅读。基督教徒们可以从中体会到：他们的先哲是怎样为追求人类理想社会而筚路蓝缕，苦心求索；当今他们完全能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奋发图强，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基督教的社会理想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尽管有根本区别，然而还是有很多相通之处的。
1987年2月25日于中国人民大学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