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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手表：“我们是否该去教堂了。”


“是的，长官。”


他站起身来，我们跟着站起来。我们拿起帽子，走了出去。


我们3人一起上了我的追光牌汽车，卡尔坐在后面客座上，我驾着车往基地教堂驶去。这时，卡尔终于忍不住问：“你知道是谁干的吗？”


“我想我知道。”


“你愿意讲出来让我听听吗？”


你听了有什么用？但我回答：“我们掌握了一些间接证据、证人证词和一些法医医据。这些证据都说明是肯特上校干的。”我从后视镜中看到卡尔的眼睛瞪圆了。这是今天我第一次感到一阵兴奋。不过，他那岩石般的下巴还没有掉下来。“就是那个宪兵司令。”我赶紧加了一句。


卡尔恢复了常态，问我：“你们准备正式指控他吗？”


问得好，卡尔，谢谢你。我回答：“不。我准备把证据交给联邦调查局。”


“为什么？”


“还需要进一步调查研究。”


“告诉我你掌握了哪些情况。”


我把车停在基地小教堂的停车场。我们下了车，站在炎热的阳光下。停车场停满了车，我们都站在路上和草坪上。


辛西娅从手提包里取出一张纸，递给卡尔，说：“这是从安·坎贝尔的私人电脑中找到的，是写给肯特太太的私人信件。”


卡尔读完信，点点头，然后还给辛西娅，说：“是的，我能理解，肯特上校得知他妻子接到这么一封信，一定羞愤交加。但是，这能让他去杀人吗？”这时，威廉·肯特上校正巧从旁边经过，朝我们挥了挥手。辛西娅告诉卡尔：“那就是肯特上校。”


卡尔看着他走向教堂，说：“他看上去没有作贼心虚的样子。”


“他情绪不安，”辛西娅回答，“我想他几乎说服了自己，相信自己做得对，然后又把这想法暗示给我们。”


“你们还有其他的证据吗？”


辛西娅给他迅速报了一遍流水账，如：重要的脚印、撞坏灌木的吉普车，以及我们与嫌疑犯的交谈。她最后说：“他有作案的动机，有作案的机会，也许还有作案的意愿，至少在那一刻。他不是杀手，但他是个警官，因此对杀人并不陌生。他还有很理想的护身符。他参与调查，还能操纵调查，控制证据——比如，他使犯罪现场遭到了破坏，但是，案发时他不在现场的证据很少或几乎没有，随机性的犯罪往往是这样。”


卡尔一边听着辛西娅的介绍，一边点头。然后，这位大人物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如果你们判断正确，而且能设法提供证据，那么，你们可以结案，免得大家都受到牵连。如果你们弄错了，这案子将会葬送你们自己，并且在以后的调查中，还会毁掉更多的人。”


辛西娅回答道：“是的，长官，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日夜不停地拼命工作。但这事确实已不是我们能控制掌握的了。”她看看我，然后又说：“保罗是对的，我们不希望提出正式指控。这无论是对我们，对你，对犯罪调查处，还是对整个军队，都没有任何坏处。”


卡尔暗自权衡了一下利弊，然后转向我，说：“你今天出奇地安静，怎么不说话？”


“我没什么好说的，上校。”我特意用军衔称呼他，以此提醒他，他肩上的上校银鹰才有说话的资格。


辛西娅插了一句：“他整个上午一直闷闷不乐。你来之前就这样了。”她笑容满面地对着我，但我却板着脸。她脸上的微笑消失了。我真想离开这儿，离开哈德雷，离开这灼热的阳光，离开佐治亚，离开地球。我说：“我们要找不到座位了。”说罢，我转身朝教堂走去。


卡尔和辛西娅跟在我后面。卡尔对辛西娅说：“给他最后一个坦白的机会。”


“你是说保罗？”她故意问。


“不，森希尔女士，是肯特上校。”


“对，我们有这个打算。”


“你知道，只要给他们创造一种适当的气氛，即使犯下了最残暴的罪行，人也是会坦白承认的。一个人将自己所爱的人杀了，这个人一定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他希望别人分担这种压力。与职业罪犯不同的是，他们没有犯罪同伙，没有知心朋友。他们十分孤独，找不到一个人可以吐露心中最大的秘密。”


“是，长官。”辛西娅回答。


卡尔说：“肯特上校特意找你和保罗处理这件案子，你认为这只是他的权宜之计吗？不，在他的潜意识中，他希望别人能把他看破。”


我们走上台阶，进了门厅，有十几个人在那儿轻声交谈着。在来宾簿上签名后，我就径直走进了昏暗的教堂，里面不见得比外面凉快多少。我发现长椅上人快坐满了。将军女儿的葬礼虽然不要求人人参加，但只有白痴才不来，至少也要在之后的仪式上露上一面。


风琴在我们头顶的唱诗班楼座里轻轻地弹奏着。我们在中间的走道上站了一会儿。也许，我们都在犹豫是否该向安的灵柩走去。棺材被安放在祭坛台阶下的灵柜台上。终于，我开始沿着长长的走道，朝它走去。辛西娅和卡尔紧跟在我后边。


走近覆盖着旗帜，向左边半开的棺木，我停住脚步，低头注视着死者。


正像肯特说的那样，安·坎贝尔神态安详。她的头枕在粉红色绸缎枕头上，长发铺展在头和脸的四周。我想，她生前大概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浓妆艳抹过。


说真的，这是一幅震撼人心的画面：棺材中粉红色的绸缎内衬，衬托着美丽的脸庞、金黄的头发、金色的穗带、闪亮的军剑和雪白的制服。


当然，我是在不到5秒钟时间内把这一切收入眼中的。我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在胸前划了个十字，然后，绕棺一圈，顺着中间走道离开了。


我看到坎贝尔家的人坐在右边的前两排座位上，有将军、坎贝尔夫人，还有一位年轻人。我在安·坎贝尔的影集上见过他，知道他是将军夫妇的儿子。其余的显然是这个家族的其他成员。他们老老少少，都按照军队的习惯，穿着黑色外套，臂上戴着黑纱。


我尽量避免与他们的目光相遇，同时等着我的两位同伴赶上来。


我们在鲍尔斯少校坐的那张长条椅上找到了相连的三个空位。


随军牧师埃姆斯少校走上讲台，人们安静下来。他没有穿牧师法衣，只穿着绿色军礼服。埃姆斯少校说：“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来到这里，聚集在上帝面前，向我们的姊妹安·坎贝尔告别！”


许多人呜咽起来。


我悄声对卡尔说：“这位牧师也玩过她。”


这一次，卡尔的下巴终于掉了下来。看来，今天还有希望——


第三十五章


简单的仪式随着祈祷词、音乐和赞美诗继续进行着。在预定的时间，福勒上校走上了读经台致悼词。


福勒上校首先感谢死者亲属、朋友、同事和同伴以及米德兰要员来参加葬礼。他说：“我们选择的职业，使我们更多地受到死亡的威胁。年轻的朋友无时无刻不在冒着生命的危险。我们对死亡并不无动于衷，我们对死亡并不漠然处之；相反，正因为我们知道并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军人的特殊职责使我们更多地面对危险，所以我们更加珍视生命。我们入伍宣誓的时候，就完全明白，为了保卫我们的祖国，我们随时都可能付出生命。安·坎贝尔上尉，在她接受军事学院委任的时候，她明白这一点；在她受命去海湾的时候，她明白这一点；在她自愿查看哈德雷堡是否一切安全的时候，也明白这一点。而那个时候，正是人们在自己的家里安全入睡的时候。这完全是她自愿的行动，与她的职责并无特别关系，是安没受任何差遣而主动去做的事情。”


我听着，同时意识到，假如我不知内情，我会相信他的话。有一位热心的年轻女军官，她主动执行夜间任务，主动出去查哨。就在她做着这件好事时，却被人杀害了，多么悲惨。事情并非如此，事实甚至比这更加悲惨。


福勒上校继续说：“这使我想起《圣经·旧约》中的《以赛亚书》第21章第11节中的一句话——‘守夜人，夜晚怎么样？’”他重复了一遍：“‘守夜人，夜晚怎么样？’守夜人回答：‘黎明即将来临。’我们不就是守夜人吗？为了他人能安然入睡，作为军人，这是生命对我们的召唤，召唤我们每日每夜坚守岗位，召唤我们每时每刻都保持警惕，直到黎明来临，直到上帝把我们带进他的殿堂。那时，我们将不必守夜，也不必害怕黑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