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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我边记边点了点头。两个人能这么久在一起执行任务确是不常见的，尤其是在战争心理学这一特殊领域。就我所知，在部队里，即使夫妻俩也没有他们这样的好运气。比如说可怜的辛西娅吧，她当时虽然没和特种部队的那个家伙结婚，但已经和他订了婚。辛西娅被派到布鲁塞尔，他却被派往巴拿马运河区。我对穆尔上校说：“你们的工作关系很不错嘛。”


“是的。坎贝尔上尉非常聪明能干，有追求，能言善辩，而且值得信赖。”


听起来好像是他每半年在她的工作总结上写的评语。显然，他们很合得来。我问他：“她算是你的‘被保护人’吗？”


他瞪了我一眼，似乎想到了我用这个法语词会让人联想到另一个词“情妇”或者其他更肮脏的外来词。他回答说：“她是我的下级。”


“对。”我把他的话归在我早已拟好的“废话栏”中。“您认识她的父亲吗？”


“是的，不过不太熟悉。”


“来哈德雷堡之前您见过他吗？”


“是的，偶尔能见到。我们在海湾时见过他几次。”


“我们？”


“安和我。”


“哦。”我也把这记了下来。


我又问了他几个问题。显然我们两人都觉得这些没什么意思。其实我这次和他谈话的目的，就是想在他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前，先对他有个准确的印象。一旦人们知道谈话对象是警察就会采取对策。另外，《军队时报》的记者是不能问“你和她有过两性关系吗？”这类问题的，但警察可以问。于是我问他：“你和她有过两性关系吗？”


他站了起来：“这是他妈的什么问题？我要控告你。”


我把证件亮了出来：“我是犯罪调查处的。上校，请坐下。”


他先是盯着我的证件看了一会儿，继而又转向我，两眼顿时射出咄咄逼人的红色死亡之光，像恐怖电影里的一样十分可怕。


我又说：“请坐，上校。”


他鬼鬼祟祟地朝这个坐了半屋子人的房间看了看，好像担心自己有被包围或其他什么危险。最后，他坐了下来。


上校跟上校不同。从理论上讲，官衔比拥有这个官衔的人重要，即使不尊重这个人也要尊重这个人的官衔。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比如说，福勒上校拥有上校的权力和尊严，所以和他打交道就要小心。而穆尔上校就我所知却与任何权力机构都没有联系。我对他说：“我正在调查安·坎贝尔上尉被杀一案。你不是本案的嫌疑犯，所以我不想宣读你的权利，请你如实地、完整地回答我提出的问题，好吗？”


“你无权冒充——”


“那就让我自己为我的双重性格烦恼吧，好吗？第一个问题——”


“没有律师在场我拒绝回答。”


“我想你是因为看了太多的非军事电影。你没有权利找律师，也没有权利保持沉默，除非你是嫌疑犯。如果你不主动合作的话，我就把你列为嫌疑犯，宣读你的权利，把你带到宪兵司令部大楼，宣布我有了一个嫌疑犯，他要请律师。那你就陷入了军法约束之中。怎么样？”


他想了一会儿，说：“我根本没有什么可隐瞒的，可我抗议你把我弄到这样一个被动的地位。”


“好吧。第一个问题：你最后看到坎贝尔上尉是什么时候？”


他清了清嗓子，调整了一下态度，说：“我最后一次看到她是昨天下午大约4点半时，她说她要去俱乐部弄点吃的，然后再去要求值勤。”


“昨晚她为什么自愿值勤？”


“不清楚。”


“晚上她从基地总部给你打过电话吗？还是你给她打过？”


“哦……让我想想。”


“基地上所打的电话都是可以查到的，而且值勤官还有工作记录。”其实，在基地内部打的电话是无法找到通话人的，而且坎贝尔上尉也不会记下私人往来的电话。


穆尔回答说：“是的，我确实给她打过电话……”


“什么时间？”


“大约晚上11点。”


“为什么这么晚？”


“哦，因为我们要讨论一下第二天的工作，我觉得那个时间最安静。”


“你在哪儿打的电话？”


“在我家。”


“家在哪儿？”


“基地外面，维多利街。”


“被害人不也住在那儿吗？”


“是的。”


“你去过她家吗？”


“去过。经常去。”


我尽力想象这伙家伙赤身裸体背对着镜头或带着皮面具时会是什么样子。不知道法医研究室有没有真正的特异功能检查员，男的或者女的，能透过放大的照片认出这些不露真面的家伙。我问他：“你和她有过两性关系吗？”


“没有，不过你肯定会听到好多谣言的。我们走到哪儿都有谣言跟着——”


“你结婚了吗？”


“结过。大约7年前离了。”


“你常有约会吗？”


“偶尔。”


“你觉得安·坎贝尔很有魅力吗？”


“哦……我很敬佩她的聪明。”


“你注意过她的身体吗？”


“我不喜欢这类问题。”


“我也不喜欢。你觉得她很性感吗？”


“我是她的长官，又比她大近20岁。她又是将军的女儿，所以我连一句性骚扰的话都没对她说过。”


“我并不是在调查性骚扰，上校，我是在调查强奸和谋杀。”我对他说，“为什么会有谣言呢？”


“因为人们的脑子都有肮脏的一面，连军官也是如此。”他笑了笑说，“就像你本人。”


我停下记录，又要了两杯饮料。一杯雪利酒可以让他放松，一杯啤酒可以使我平静下来，不至于上去揍他。


辛西娅来了。她上穿一件白色衬衣，下穿黑色裤子。我把她介绍给穆尔上校，然后对她说：“我们现在已不是《军队时报》的记者了，是犯罪调查处的。我正在问穆尔上校与被害人有没有两性关系，他保证说没有。目前我们正处于僵持状态。”


辛西娅笑了笑，对穆尔说：“布伦纳先生非常紧张劳累。”然后她坐了下来。我们聊了几分钟，我把谈话内容都告诉了她。辛西娅给自己要了一杯波旁威士忌加可乐的混合饮料，还有一个三明治，给我要了一个乳酪饼。她知道我喜欢乳酪饼。穆尔上校谢绝和我们一起吃晚餐，他解释说自己太烦，没胃口。辛西娅问他：“作为安的朋友，您知道她都和谁有过关系吗？”


“你指性关系？”


“我想这就是我们在这张桌子上要谈的话题吧。”


“啊……让我想想……她曾和一个年轻人约会过，不是军人。她很少和军人约会。”


“那人是谁？”辛西娅问。


“一个叫韦斯·亚德利的年轻人。”


“亚德利？是警察局长亚德利吗？”


“不，不，是韦斯·亚德利，是伯特·亚德利的一个儿子。”


辛西娅看了我一眼，然后问穆尔：“他们交往有多久了？”


“从安来到这儿起，他们就时断时续地约会。他们的关系很糟糕。实际上，你们不需要问我，应该找那个家伙谈谈。”


“为什么？”


“为什么？这还不很清楚吗？因为他们有过关系。他们吵得很凶。”


“为什么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