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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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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仰天大笑出门去,吾辈岂是蓬蒿人?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文学是火热的。文学是寂寞的。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又是初春!多么艰涩的书稿,多么扰人的喧闹的车马,多么遥远的向往、疑惑和沉醉……终于又短暂地与你聚首,与你幽处。在四面环山的荒寺,在寒风仍然盘旋的地方,在树枝依然干枯却又鼓胀起它的苞蕾的时刻。你幽幽鸟鸣,你风和日丽,你无言的炉火,你仍然成形的灰烬,你早已热透却总是沸腾不起来的壶水,你千回百转、低吟浅唱,你嘶嘶的耳鸣,你静夜的星光,你如死水微澜的旧事,你久已逝去的那么众多的岁月!
     
       人算得了什么?人的快乐和痛苦算得了什么?人的因为爱,因为恨,因为悲,因为喜,因为卑劣和因为崇高而互相施加的碾轧,互相赠与的苦难算得了什么?想起来,记下来,写出来的这些苍白的文字和灰暗的纸张又算得了什么?真实的和做作的闹嚷又算得了什么?
     
       荒山。废弃了的梯田。合格的与不合格的鱼鳞坑。成活了的与半死不活的桧柏树苗。成千上万的铁镐铁锨。红的、黄的、绿的草。仍然不肯从枝头抖落的枯叶。缓缓地升腾着水汽的茶杯里的新茶。遍地春风又一年。
     
       于是在难得邂逅的孤独的温柔体贴的鼓舞下,我继续写倪家的家庭故事。
     
       倪吾诚要了一个砂锅白肉,一个爆两样,一个炸鹿尾。酒?好吧,就要酒。四两?您喝酒吗?医生不让喝,那就二两。温一温,行。还要什么?您还要什么?不要什么了,好吧,不要什么了。
     
       砂锅居的伙计弓腰站在那里似乎不想离去。您还要点什么?他的这话里包含着潜台词,他是在责备这二位穿着体面的老少爷儿们叫的菜太寒酸。
     
       本来想请杜公去吃谭家菜,本来想请杜公去北京饭店吃酒,本来想请杜公至少去东安市场的国强西餐馆吃法式大菜,那是全城唯一的一年四季都卖冰激凌的地方。他把他的这些美好的意图,慷慨好客的意图早早地告诉了杜公。一开始,听到他的即将邀请的通知杜公不好意思地笑一笑,怎么好意思叨扰您呢?他的笑容说的是这个。后来这种邀请的未来时表述听得多了,杜公笑得更不好意思了。你何必老是说请客请客却又始终不见请客呢?杜公替倪吾诚觉察出不好意思来了。
     
       杜公名杜慎行,是一位学贯中西的教授。他因为老母病笃未能与友朋撤向大后方,留在被日军占领的北京了。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以来,他深居简出,闭门谢客,四十多岁就留起了长长的胡须,人们都不再叫他的名号,而称“杜公”。他的高深的学术造诣使日本人也敬他三分。又由于他曾在日本留学,操一口流利的日语,日本人更是对他有好感,千方百计地争取他。常常传出流言,说是杜公即将出任某某大学的校长、国立图书馆的馆长和其他学界要职。杜公听了,垂下眼帘,微微地一个冷笑,此外并不说什么。
     
       倪吾诚对杜公的崇拜是真诚的。当然,为了自己的地位、职业、前途,结交杜公这样的名流也是必不可少的。至于请吃谭家菜或法式大菜,可以说与这种崇敬与庸俗的利己打算有关,也可以说与任何崇敬或庸俗无关。倪吾诚喜欢请熟悉的或陌生的人吃饭,甚至不管对方是什么人。倪吾诚也同样喜欢、也许有时是不自觉地更加喜欢被熟悉的或陌生的人请吃饭,同样不管请他的是什么人。他的性格是慷慨好客。他的信条似乎是有吃无类。
     
       倪吾诚越长越潇洒了。一身瓦灰色西装。裤缝笔挺的裤子遮掩了过细的和弯曲的腿。放光的领带似乎也冲淡了衬衫领子的不洁所带给人们的寒碜印象。高大挺拔的身躯,特别是那挺直的胸脯,略显方形的脸庞,圆圆的小眼镜,明亮的和表情丰富的眼睛,突起的喉结,还有满脸的亲切的笑容,这一切构成了一种在四十年代初期日伪占据下的北京难得见到的风姿。所以静宜常常骂他“根本不是中国人”。这也正是他自己感到骄傲的地方,他没有中国的特别是孟官屯与陶村的成年男人的那种几乎无一例外的拱肩缩颈麻木不仁的呆相。
     
       他实际也还是相当务实、相当“顾家”的。正是由于这种务实顾家的考虑使他在请杜公吃饭的夙愿终得实现的这个中午,在夙愿实现的一刹那间,突然不由自主地把请饭的规格降低了八度。不是海鲜,也不是西菜,他把杜公拉到了便宜实惠的砂锅居,点了几个同样便宜实惠的菜。这位于北京西城缸瓦市的砂锅居,起初压根儿就是专为穷秀才们、为进京赶考的极少数候补官员和极多数候补孔乙己们开设的。它做来做去,无非是猪身上的肥肉瘦肉、头蹄下水。一贯以物美价廉著称。倪吾诚硬着头皮顶住了跑堂伙计的不依不饶的压力。一时间,杜公只觉得无比尴尬,他觉得被一个热情好客而又无力慷慨的人请吃饭,实在是人为制造的一大痛苦。他害羞,他抱歉,他觉得正是他杜慎行欠比自己年轻许多的倪吾诚一顿谭家菜海味筵席。他下决心一定在十天之内还情,还请倪吾诚到恩成居去吃一顿。
     
       倪吾诚的尴尬则不超过一瞬间。他喜欢交际,健谈,有说有笑,开怀畅笑。名为“鹿尾”实为猪大肠的炒菜端上来了,盛酒的锡壶端上来了,锡壶的下半身泡在一碗热水里。杜公说了,不喝酒。倪吾诚给自己斟了温热的一小盅。他呷了两口,又吃了两筷子猪肠。他的两眼大放光芒,他的面孔喜形于色,他的声音也洪亮了许多。“请吃,请用一点,杜公,不要客气!”他优雅地摊开手掌,让着菜,倒像桌面上已经布满了仨盘俩碗,山珍海味。
     
       哈哈,我很高兴。杜公赏光,小子何德!这是我的honor(英语,光荣)!荣幸之至。按照法国人的说法,这叫做,叫这个(底下是一串含糊不清的发音)……我在学法语,是的,我在学法语……你没有见到那位年轻的欧洲汉学家施特劳斯•沃尔夫岗吗?中文名字叫什么——史福岗,很可爱的。他本来学符号逻辑,后来又学心理分析,最后被中华文化之乎者也给征服了。外国人吃了咱们的迷魂药,喝了咱们的迷魂汤就更醒不过来了。政治,他说过他不管政治。中国有政治却没有社交。更没有爱情。几千年的文明史却从来不允许有爱情。当然康德也没有爱情,他生活在一个小城里,连每天散步的路线都是固定的与不可改变的,这就是铁一样的德国学人。我本来要请史福岗先生一起来吃午饭的。他到天津去了,他和一位天津——女学生在谈恋爱。这就是洋人,走到哪里哪里就有爱情。而中国人,走到哪里哪里就有勾心斗角,哪里都有人勇于抓奸,为抓奸可以几夜不睡。我的老师胡适之先生就说过……他说是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这就是哲学。哲学就是李尔王。当科学的各门各类发达起来以后,哲学就破产了。这正像李尔王把他的财产分给了自己的孩子,最后,自己什么也没剩下。不知道是不是罗素说的,他说哲学就是一只瞎了眼的猫在一间黑屋子里捉老鼠——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俗话“瞎猫碰死耗子”,因为大概是罗素说了,那只老鼠并没有在那间黑屋子里。这样,不论是瞎猫还是二目如电的猫,不论多么能干也抓不到想抓的耗子。当然,天道有常,也就是天道无常。至少,应该热情,应该大方,女孩子就应该打扮自己。在国外,如果你称赞一个女子长得漂亮,她会十分感谢你。在中国,如果你称赞一个女子美丽,她会打你一个嘴巴,骂你一声“流氓地痞”!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此二句出自项羽《垓下歌》。)我们这一代是不行了。希望在下一代。然而我的大男孩子的右脚的二拇趾压迫着中趾。当然,我还年轻,我要做学问,我要做一番事业。少壮不努力,莫等闲白了少年头,一寸光阴一寸金!用法语说,就是……杜公,该你赐教一二了,我说得太多了,你说是不是,尊意何如呢?
     
       一开始,杜慎行听着挺不错。倪吾诚讲得热情爽快,潇洒开阔,自由奔放,既有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的气概,又有明察纤毫、实话实说的精细。说起什么都兴致勃勃,颇天真,还真有点赤子之心。你看他两口酒三口菜下肚以后,是何等的精神焕发,神采奕奕,那样子简直像是突然做了皇帝!小伙子精神头、个头都不错。只是进砂锅居时样儿有点寒酸。也赖自己俗气。看他吃起来是多么快乐,待起客来是多么真诚慷慨,谈起话来是多么豪爽,北方男儿,确实呢!但听下去,他就变得困惑了。杜慎行是一个一板一眼、读书、做学问、做人都十分认真的人,他与别人谈话,听别人说话都是认真的,是真正的洗耳恭听。但倪吾诚究竟是要说什么呢?中心何在呢?目的何在呢?从半年前就邀他,热情得要命,就为了滔滔不绝而又不知所云地给他讲上一通东拉西扯的闲话吗?你说他没有学问吧,他旁征博引,不无根据,懂几种外文,有些思想见解虽属皮毛,倒也犀利。你说他有学问吧,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东一钅郎头,西一棒槌,难道这是做学问的人的谈话法吗?他现在问“杜公”的见解了,又是问的对哪个问题哪个话题的见解呢?杜慎行困惑了。
     
       其实倪吾诚的询问只是出于社交的礼貌。他的思想正像他的说话,机敏,犀利,开阔,散漫,飘忽不定,如风如雨,如雾如烟,自己也觉得难于把握。从他上了高中,老师们对他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一种人认为他是一个天才,例如国文老师曾经给他的一篇作文打了一百五十分。一种人认为他是一个废物,例如历史老师与生理卫生老师就在一起讨论过,需要不需要找倪吾诚的家长谈一谈,严肃地建议其家长带倪吾诚去洋楼(教会医院)的神经科(当时还不懂神经科与精神科的区别)看病。
     
       倪吾诚见杜公未能回答他的提问,他非常礼貌与友好地一笑,接过话头,继续海阔天空地扯了下去。他讲了几句佛学,讲了游几个寺庙的情况,忽然感慨地说:“中国人的毛病在于不会用概念,也不讲逻辑。比如我上次去卧佛寺,在西直门我问一位卖大麦仁粥的小贩去卧佛寺怎么走,他东南西北地乱说了一通,越说我越糊涂。其实,把概念用好了,很容易讲清楚。首先要有西山的概念,其次要有香山的概念,第三有了卧佛寺的概念……”
     
       “然而,现在最大的概念是什么呢?”杜公总算插了一句嘴。他有点悲哀。
     
       倪吾诚翻翻眼睛,颓然垂下了头。他知道杜公在这里指的是战争,是战火中的欧洲与太平洋,是北京被日本人占领的现实。他哑口无言,思绪如乱麻。他的脸上忽然出现了那种如果母亲在世,一定会从而感到安心的孟官屯——陶村人的标准的茫然麻木的神情。
     
       “你还年轻,正是有为之人,有为之时,却非有为之世。然而世界总是要变化的,国家总是要变化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人生如泛舟海上,要把定舵呀……”
     
       倪吾诚面红耳赤,也许是因为酒力。二两酒他已喝完,他本来并不是善饮之人。从杜公的几句话里,他隐隐感到也许杜公知道了他和几个汉奸来来往往?也许杜公知道他到华北政务委员会主任王揖唐的府上投过一次名片?然而那只是为求职,而他求的只是学府教书之职,绝无卖身投靠、出卖民族利益之意。而且他也帮助过献身抗日事业的乡亲啊。也许杜公知道了他偶一为之的花天酒地?不,与某些人比较,他确是小巫见大巫,然而,古板如杜公者……
     
       “刚才吾诚兄说到中西学术交流,这个,你们计划出版的学术杂志我是很有兴趣的……”杜公想换一个能恢复倪吾诚的活跃劲儿的话题。
     
       就在这个时候砂锅白肉端上来了。倪吾诚有经验地用调羹舀了一匙汤,放在嘴边吹了吹,徐徐地将汤倒到了口里。幸亏还吹了吹,就这样汤入了口仍然烫得舌面与口腔发疼发木。过了一秒钟以后,他尝到了那砂锅里的白肉片汤的令人销魂的鲜美,也感到舌面已经木然。一股令人神清气爽焕然一新的汤汁开始缓缓地咽进了他的喉咙,美妙的感觉从口而喉而食道而胃而肚子,传遍整个消化系统,开始向周身放射。他甚至意识到了许多天以来缺乏营养更缺乏美食的他,自幼缺乏科学营养和健身食品的他,具有一种至饥至渴的消化力。就在这一羹匙肉汤咽下去后三秒钟,在他用吹的方法正在为第二匙肉汤降温的同时,一种真正的保持、兴奋和愉悦生命的营养素,伴随着罕有的满足感、舒适感和更新感正从腹部向周身放射。快哉,他心花怒放地笑了。
     
       于是他对世界的未来、国家的未来、朋友的未来与自己的未来充满了信心。“我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他说,“想想我小时候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刷牙,什么叫牙刷,当然也不知道牙粉牙膏。可我们家还是乡里的首户呢!一直十岁了,对不起,杜公,现在本来不该说这个,但我们不能不正视那真实的过去,我们都是那样来的,唉,没法说。对不起,请原谅,Sorry,我直到十岁了没有用过手纸,大便以后在土墙上蹭蹭……而今天的中国,正在孕育,正在苦斗,正在变化,正在置之死地而后生。中国文明已经有四五千年。史福岗博士对我说,这是至今仍然活着的,完整地保存下来的,从来没有中断过的文明。当然,正因为是这样,它藏污纳垢,有许多肮脏的东西……”
     
       倪吾诚说得相当动情。激动之后,他的口音又变成了孟官屯——陶村的土腔土调,不再像初进砂锅居时的腔调那样文雅,洋气。他的话显然也集中一些,言之有物一些了。杜慎行不知道这是他的话里有话的忠告发挥了一点影响,还是出自砂锅白肉汤的威力。
     
       吃完砂锅居,送走了杜公,倪吾诚站在缸瓦市大街只觉得头脑一片空白。就像脑髓脑血筋脉骨骼都被抽空了一般。他是谁?他在哪里?他做了什么,正在做什么,将要做什么,需要做什么和喜欢做什么?所有这些问题他都无一言以对。为什么刚刚离开砂锅居,人生便如此虚空了呢?
     
       然后一个可怕的“家”字出现在他的空洞无物的脑壳里,然后出现了静宜的可悲的、可怜的、可恼的脸孔。家,家,家,他已经三天没有回家了,他不是有意的,他绝无事先的谋划。就连给了静宜一个已经失效的作废了的“戳子”也不是有意的。他不喜欢说谎,也不善于说谎,更没有卑劣到用那样丑恶龌龊的手段去骗自己的妻,去骗倪藻和倪萍的妈妈。他是多么爱自己的两个孩子哟!一想到这两个名字他眼泪就流出来了。
     
       什么,要车不要?嗯?不要不要,不要洋车。这个洋车夫有多么衰老了啊,人拉人,年老的衰弱的人拉着车,坐车的是年轻的满面红光的人。人拉车就像牛马拉车,人就像牛马。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城市啊!
     
       他回掉了衣衫褴褛的洋车夫,拐进了丰盛胡同。墙上贴着各式各样的大广告和小广告,广告下面靠墙坐着一个女乞丐,她敞着怀,露出来龟甲一样的黑皴,使他无法相信那是人的皮肤。更令他心惊的是女乞丐带着四个孩子,男男女女。越穷越生,越苦越生。生来受穷,生来受苦。更多的人受穷,更多的人受苦!“我的四个孩子没有饭吃呀,行好的老爷太太!有剩的给一口吃吧!”
     
       他给了乞丐一点点钱。乞丐的脸上显出了笑容。一瞬间倪吾诚忽然羡慕起乞丐来了。当个乞丐绝对不会像他遇到那么多麻烦。如果一个人每天为吃饭而操心,却从而不需要为别的操心,那毋宁说是幸福。我就不回家了吧,我干脆也当乞丐,跪在这里行乞吧。在历史上和理论上,乞丐都是一种高雅、古朴的职业。
     
       那倪萍和倪藻呢?难道他们也要过这种小叫花子的日子吗?他不能。孩子出生以后,孩子的每一声哭都牵动着他的心,孩子的眼泪竟能勾起他这个高大的男子的眼泪。一声婴儿的啼哭使他回忆起一生中一切温柔动情的事物。倪萍和倪藻相差不过一岁,他们并排睡下以后,倪吾诚运用自己新学到的极其有限的关于神经反射的知识,对自己的孩子做了一个实验。他轻轻划了一个孩子的脚心,孩子的脚趾与全脚立刻出现一个拳拢的反应,与他在书上看到的一样。他想再划一次,静宜像一只疯了的野兽一样冲过来推开了他。静宜口出恶言、眼放凶光,好像他是在企图谋杀孩子。别动孩子!静宜说。你安的什么心?我安什么心了?我能安什么心,我是孩子的爹!没见过这样的爹,孩子睡着了,不让孩子睡觉,鼓捣孩子。我不是鼓捣,不是不让睡觉。什么?试验?静宜要和他拼了——你竟敢拿我的孩子做试验?你这个没有人性的畜类……
     
       多么粗野的辱骂,然后来了静珍和岳母,三位一体地向他扑来,要把他撕碎……爱孩子的力量,保护孩子的力量,母兽的力量确实是一种伟大的、可畏的力量。人本来就是野兽。我们就像野兽一样地生活,我不怨你,静宜。可你怎么连我爱孩子也不相信了啊?我一辈子连鸡都没有杀过,难道会对自己的孩子……
     
       然而他与静宜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常常是连一句话也说不到一块去。他讲欧洲,讲日本,讲英美,讲笛卡儿和康德,讲人不应该驼背,讲晒太阳对人有好处,讲不是妓女的女人也可以跳舞,讲不但应该刷牙而且可以并应该早晚各刷一次牙……他讲这些话的时候静宜是何等地痛恨他哟,恨得可称得上咬牙切齿。全是狗屁!终于她红着眼宣告了。钱呢钱呢钱呢!没有钱不全是狗屁吗?早晚各刷一次牙,费牙粉,费牙刷,费水,也费漱口盂子,还费牙呢!钱呢钱呢钱呢?我先问问你,康德他活着的时候吃饭不吃饭?吃饭,那钱呢钱呢钱呢?
     
       啊,静宜,我的两个孩子的母亲,我最不喜欢的,我最不高兴的,你让我最不愉快的就是这个“钱”字啊!难道生活里就没有别的字了?难道你我夫妻一场、订婚、换帖、彩礼、嫁妆、吹吹打打、拜天地、洞房花烛……就再没有别的话说了吗?我到北京以后给你写信,那时我是从茅盾、巴金的小说里学到了爱字的。结婚好几年了,我第一回怯生生地在信上表达我对你的思念、挂牵,也许那总应该算是爱的萌芽吧,可你回答我的“爱”的,仍然是“钱呢钱呢钱呢”!
     
       少废话!你“不喜欢”,你“不高兴”,你“不愉快”,你说的还真酸真甜呀,你说的可真匀和!你充的哪一门子的人灯?你把钱全弄走了,我的陪送(即嫁妆),我娘家的产业,全用到你身上了!你去欧洲留学,花的是谁的钱?你说你说你说!如今,你撂下我们娘儿仨喝西北风你不管,你是灯红酒绿,花天酒地,文明高雅,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我呢,拉扯着孩子,还有寡母寡姐,吃上顿没有下顿,拆东墙补西墙,临做饭了揭不开锅,你知道吗?你想过吗?你有良心吗?你有人味儿吗?你还教训我们要刷两遍牙呢,你还教训我们挺着胸走道呢!告诉你,吃不饱,直不起腰来!自己大把大把地花着钱,可是不许吃不上饭的我们娘儿仨说钱,这是什么道理?
     
       ……怎么那么恶,那么凶,那么能言善辩啊。真是深仇大恨,恨不得扒了皮吃我的肉啊。每一句话都像刀,十句话就足以杀死一个大活人啊!再加上她的姐姐和母亲呢,一下子三个人冲过来,又敢动口又敢动手呢。尤其是那个静珍,从十九岁守志的周姜氏,我实在是怕她。我相信她是真敢杀人的……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不可开交,令人发疯。最后倪吾诚灵机一动,无师自通地想起了孟官屯——陶村一带男人对付女人的杀手锏来了,他大喝一声:我要脱裤子了!边说边做状。这一招还真灵,三个女人立刻落荒而逃,追也追不回来了。他笑了,他感到一种报复的快意。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野蛮丑陋的快意哟……中国不亡,是无天理!
     
       然后是一夜的咒骂,三个人的女声合唱。高高低低,紧紧慢慢,硬是能够骂到天明,自己不睡,也不让孩子睡,更不要说不让倪吾诚睡了。他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常常想起家乡女人的骂人的情景。那种骂的亢奋,骂的躁狂,骂的恶毒与骂的淋漓尽致,那种骂人的智慧骂人的激情骂人的专注与骂人的快感,是外国人无法想象的。中国的女人尽管经历了种种不幸、摧残和压抑,居然还能一代一代地活下来,嫁夫生养,传宗接代,也许就是靠这一骂才调节了身心?“咒骂心理学”,这实是一个博士论文的绝妙选题啊。
     
       这就是他的家,这就是他的积淀着几千年的野蛮、残酷、愚蠢和污垢的家……而他,翩翩浊世之佳公子,偏偏充满活力、热爱生活、向往文明、渴望爱情、追求幸福……
     
       而现在又有了图章的事,一场怎样的风暴在等待着他哟!他不是故意的,他不是玩弄手段,他不是一个狡猾的诡计多端的人。如果他狡猾而且诡计多端,那敢情好了,那他在一切方面都会混得比现在强许多。那天他完全是无意识的,他只不过是无聊中摸索自己的衣袋,他碰到了那颗椭圆象骨名章,他把它拿了出来。他只不过是想玩弄一下那个名章罢了,他把那象骨图章拿了出来,搁置在掌心上,静宜的眼睛立刻燃烧起来了。她低头闷闷不乐坐在那里, 但瞬间就发生了奇迹。他说了什么?他是不是顺水推舟就把图章送了过去并做出了甜蜜的许诺呢?啊,我的上帝,只有上帝能够惩罚我,而他惩罚我已经够多。我的生命,我的一生,我的原来的老家与现在的家便是惩罚的产物,惩罚的体现。我当时是真的想和静宜和解,和周姜氏与姜赵氏和解,与我的国家我的故乡我自己和解啊。不和解又怎么样呢?钱花完了,舞跳完了,咖啡厅和舞场都进不去了。欧洲朋友也到天津去了。他追求了一阵子的密斯刘终于理所当然地拒绝了他,密斯刘砰地关上了门,他被关在门外了。新的薪水更高的大学教授的职衔并没有弄到手。那位鼓吹抗日、鼓吹共产、鼓吹民族独立与阶级斗争的左翼亲共友人,也离开北京城寻找他的八路军游击队去了。只有他倪吾诚一无所有一无所依一无所往。他只有回家。只有叫孩子把孩子的母亲叫过来表示他的歉意。他相信一切都能够解决。他早就对别人也对自己说过,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他又怎么能立即摧毁静宜被他的象骨图章引发出来的巨大的兴奋和欢乐呢?结婚十年了,有几次静宜有过这样的兴奋和欢乐,他要说,有过这样的爱情之火呢?他怎么能忍心、怎么敢立即把这欢乐的火焰扑灭呢?如果说他将错就错地就象骨图章做出了虚假的承诺,那虚假也不是来自他自身,不是来自他的心计,而是来自他也无可奈何的命运啊!
     
       倪吾诚在大街小胡同里踽踽独行,不知所止,像一个白昼的梦游者。街里胡同里的一切都引不起他的一点兴趣。治安强化、和平反共救国、中日满亲善合作的标语和膏药旗、青天白日满地红加黄条旗(是为汪精卫伪政府“国旗”,黄条上有“和平反共救国”的字样。)他视而不见。李香兰、李丽华、白云的歌曲他听而不闻。卖水萝卜的悠长的吆喝使他茫然。他默默地走过吹吹打打卖茶叶的“铜管乐队”像走过几块石头。公共厕所里贴满专治花柳病的广告,路旁的阴沟散发出浓于厕所的恶臭。这一切他都司空见惯,这一切永远使他觉得陌生。好像这并不是他的生存环境。好像他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
     
       又走过了几个街口。倪吾诚这才发现自己越走离家越近了,这使他的心猛跳起来。是的,他必须回家,但他实在怕回家。能拖延一下也好。
     
       他不由得走进了他熟悉的一个浴池。直到相熟的伙计笑着来取挂他脱下的衣服的时候他才猛然想起原来今天清晨已经来这家浴池洗过澡了。昨天晚上他在一个不洁的地方,所以他一早就来洗了澡。我还……要再洗一洗……休息一下。他嗫嗫嚅嚅地向澡堂子的伙计解释。都像您老这样照顾我们,我们敢情发财了,伙计笑呵呵地说。您来壶香片还是龙井?要不要来两串糖葫芦?好啦您哪。
     
       倪吾诚爱好洗澡几乎可以说是带着一种病态的狂热。他直到二十岁或更晚一点以后,直到上了大学、懂了西学、留了欧洲之后,在他接触到一些洋人以后,他才知道中国人是多么地不讲卫生。在乡下,有人一辈子不洗澡。有人一辈子只洗两次澡。有人一个月洗一次澡这就算是卫生自爱的先锋了。更晚一点,他模模糊糊地感到了中国人对于人的身体、人的肉身的无比贬抑的心理重压。所谓肉体凡胎。所谓臭皮囊。所谓一身臭肉。所谓人欲横流的罪恶与存天理、灭人欲的征伐。简直想不出有这样的愚蠢来作践自身。而这种作践、这种对人身、对人的肉体的蔑视、敌视、压制和自惭形秽的心态,这种心态的所以发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洗澡的设备和习惯,使身体常常处于一种令自我羞愧的状态。所以他要洗澡。至少一星期他要洗一次澡,也够可怜的了!有条件他一天一次。他要脱个赤条条一丝不挂!他要爱惜自己的可怜的、受尽委屈的却仍然是洋溢着生的渴望的身体。他要一遍又一遍地在热水里泡,一遍又一遍地往身上遍打胰子,一遍又一遍地冲,一遍又一遍地搓,一遍又一遍地洗。他总是生怕自己没有洗干净。他希望他获得确证,可以确认自己是清洁无瑕的。只有到这时候他才感到自己是和史福岗等一样的人,只有这个时候他才感到自己的身体是文明的。一腔崭新的学问见识,一股热烈的追求向往,一肚子的愤懑、不合时宜、不同政见,如今能付诸实施的,唯有此常常洗澡而已。
     
       虽说是早晨已经洗过一次,这当天的第二次澡倪吾诚仍然洗得认真仔细,一丝不苟。一种肉体的快慰、宽松和自由使他暂时忘记了人生的烦恼。特别是当搓澡的堂倌最后用一个柳条编的斗子从池子里舀出了热水,砰的一下子从他的颈背上浇下来时,热的刺激、和一斗子水的重力刺激,使他全身一抖,更觉得无限的得意。从池子边走出来,熟识的伙计递来了漱口水、手巾把、新换了水的壶茶,他一一享用。又要来了梳子、剪刀。梳理过头发,便进一步修整早晨刚刚剪过的手指甲与脚趾甲。
     
       倪吾诚与相熟的伙计攀谈。老家哪里的?水田还是旱田?这个事由做了多少年啦?进项怎么样?成家了没有?有信来吧?乡下日子好过吗?自己做饭还是搭伙吃呢?如此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倪吾诚最外行最不善谈的。但是今天他谈了很多,而且听着伙计的回答显出了一副饶有兴趣的样子。以至伙计认为这位爷今天的精神分外的足。而倪吾诚呢,用这种闲谈岔开了迫在眉睫的危险,也用这种闲谈表达了他对待下层劳动人的同情与平等精神。早在家乡,他就愿意与佃户仆人亲切交谈。回想他自己,从完成学业到社会上做事以来,没有一个上司对他满意,也没有一个他手下的人对他不满意。甚至在他已经开不出工钱来以后,他用过的人也不愿意走。他倪吾诚是一个天生的民主主义者,也许是个天生的社会主义者呢。
     
       然后是小小的一觉。赤裸裸的他只盖着两条柔软的浴巾。直接接触到哪怕并不清新的空气的皮肤感到润滑的快慰。这似乎满足了他的天真的习性。小憩中他竟然梦到了自己的家乡,梦到了后园子的梨树。他爬树,爬得那么高,却原来他是一个爬树的能手,赛过灵巧的猴子。他看到了场院,麦垛,大牲口,门楼,瓦楞和村口的圈门。那是谁呢?似乎在树端坐着一个人。是树端吗?也许是云端?也许是天上的一个坐席?闭目垂帘,状如观音,好大的个子。娘娘娘!那是亲爱的母亲。娘,你吃梨,我给你够梨去,这是酥梨,掉到地下就摔成稀巴烂。娘说,我不吃。可你为吗不吃呢?这是什么,好疼!我说不让你上树你非上树,你怎么那么不着调(听话之意)。瞧,扎了刺,这是毛毛虫,娘给你吹吹。
     
       羊蛋,上脚搓,
     
       我是你兄弟你是我哥,
     
       说个媳妇乐不乐?
     
       醒来时他眼角上挂满了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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