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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屁颠屁颠到七条巷子以南。慧聪很想和我们一起住,但他无论如何舍不得鸽子,他情愿送我们一只老母鸡。我告诉他,我们三个都是打小广告的。小广告你知道吗?就是在纸上、墙上、马路牙子上和电线杆子上印上一个电话,如果你需要假毕业证、驾驶证、记者证、停车证、身份证、结婚证、护照以及这世上可能存在的所有证件,拨打这个电话,洪三万可以满足你的一切要求。电话号码是洪三万的。洪三万是我姑父,办假证的,我把他的电话号码刻在一块山芋上或者萝卜上,一手拿着山芋或者萝卜,一手拿着浸了墨水的海绵,印一下墨水往纸上、墙上、马路牙子上和电线杆上盖一个戳。有事找洪三万去。宝来被打坏头脑之前,和我一样都是给我姑父打广告的。行健和米箩也干这个,老板是陈兴多。
     
       “我知道你们干这个,昼伏夜出。”慧聪不觉得这职业有什么不妥,“我还知道你们经常爬到屋顶上打牌。”
     
       没错,我们晚上出去打广告,因为安全;白天睡大觉,无聊得只好打牌。我帮着慧聪把被褥往我们屋里搬,他睡宝来那张床。随行李他还带来一只褪了毛的鸡。那天中午,行健和米箩围着炉子,看着滚沸的鸡汤吞咽口水,我和慧聪在门外重新给鸽子们搭窝。很简单,一排铺了枯草和棉花的木盒子,门打开,它们进去,关上,它们老老实实地睡觉。鸽子们像我们一样住集体宿舍,三四只鸽子一间屋。我们找了一些石棉瓦、硬纸箱和布头把鸽子房包挡起来,防风又保暖。要是四面透风,鸽子房等于冰箱。
     
       那只鸡是我们的牙祭,配上我在杂货店买的两瓶二锅头,汤汤水水下去后我有点儿晕,行健和米箩有点儿燥,慧聪有点儿热。我想睡觉,行健和米箩想找女人,慧聪要到屋顶上吹一吹。他很多次看过我们在屋顶上打牌。
     
       风把屋顶上的天吹得很大,烧暖气的几根烟囱在远处冒烟,被风扯开来像几把巨大的扫帚。行健和米箩对屋顶上挥挥手,诡异地出了门。他们俩肯定会把省下的那点儿钱用在某个肥白的身子上。
     
       “我一直想到你们的屋顶上,”慧聪踩着宝来的凳子让自己站得更高,悠远地四处张望,“你们扔掉一张牌,抬个头就能看见北京。”
     
       我跟他说,其实这地方没什么好看的,除了高楼就是大厦,跟咱们屁关系没有。我还跟他说,穿行在远处那些楼群丛林里时,我感觉像走在老家的运河里,一个猛子扎下去,不露头,踩着水晕晕乎乎往前走。
     
       “我想看见大雪把整座城市覆盖住。你能想象那会有多壮观吗?”说话时慧聪辅以宏伟的手势,基本上能够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了。
     
       他又回到他的“大雪封门”了。让我动用一下想象力,如果大雪包裹了北京,此刻站在屋顶上我能看见什么呢?那将是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将是银装素裹无始无终,将是均贫富等贵贱,将是高楼不再高、平房不再低,高和低只表示雪堆积得厚薄不同而已——北京就会像我读过的童话里的世界,清洁、安宁、饱满、祥和,每一个穿着鼓鼓囊囊的棉衣走出来的人都是对方的亲戚。
     
       “下了大雪你想干什么?”他问。
     
       不知道。我见过雪,也见过大雪,在过去很多个大雪天里我都无所事事,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
     
       “我要踩着厚厚的大雪,咯吱咯吱把北京城走遍。”
     
       几只鸽子从院子里起飞,跟着哗啦啦一片都飞起来。超声波一般的声音又来了。“能把鸽哨摘了吗?”我抱着脑袋问。
     
       “这就摘。”慧聪准备从屋顶上下去,“戴鸽哨是为了防止小鸽子出门找不到家。”
     
       训练鸽子习惯新家,花了慧聪好几天时间。他就用他不成调的口哨把一切顺利搞定了。没了鸽哨我还是很喜欢鸽子的,每天看它们起起落落觉得挺喜庆,好像身边多了一群朋友。但是鸽子隔三岔五在少。我弄不清原因,附近没有鸽群,不存在被拐跑的可能。我也没看见行健和米箩明目张胆地射杀过,他们的弹弓放在哪儿我很清楚。不过这事也说不好。我和他们俩替不同的老板干活,时间总会岔开,背后他们干了什么我没法知道;而且,上次他们俩诡秘地出门找了一趟女人之后,就结成了更加牢靠的联盟,说话时习惯了你唱我和。慧聪说他懂,一起扛过枪的,一起同过窗的,还有一起嫖过娼的,会成铁哥们儿。好吧,那他们搞到鸽子到哪里煮了吃呢?
     
       慧聪不主张瞎猜,一间屋里住的,乱猜疑伤和气。行健和米箩也一本正经地跟我保证,除了那七只,他们绝对没有对第八只下过手。
     
       我和慧聪又追着鸽子跑。锻炼身体又保护小动物,完全是两个环保实践者。我们俩把北京西郊的大街小巷都跑遍了,鸽子还在少,雪还没有下。白天他去各个广场和景点放鸽子,晚上我去马路边和小区里打小广告,出门之前和回来之后都要清点一遍鸽子。数目对上了,很高兴,仿佛逃过了劫难;少了一只,我们就闷不吭声,如同给那只失踪的鸽子致哀。致过哀,慧聪会冷不丁冒出一句:
     
       “都怪鸽子营养价值高。我刚接手叔叔就说,总有人惦记鸽子。”
     
       可是我们没办法,被惦记上了就防不胜防。你不能晚上抱着鸽子睡。
     
       西伯利亚寒流来的那天晚上,风刮到了七级。我和行健、米箩都没法出门干活,决定在屋里摆一桌小酒乐呵一下。石头剪刀布,买酒的买酒,买菜的买菜,买驴肉火烧的买驴肉火烧;我们在炉子上炖了一大锅牛肉白菜,四个人围炉一直喝到凌晨一点。我们根据风吹门后的哨响来判断外面的寒冷程度。门外的北京一夜风声雷动,夹杂着无数东西碰撞的声音。我们喝多了,觉得世界真乱。
     
       第二天一早慧聪先起,出了屋很快进来,拎着四只鸽子到我们床前,苦着一张小脸都快哭了。四只鸽子,硬邦邦地死在它们的小房间前。不知道它们是怎么出来的,也不知道它们出来以后木盒子的门是如何关上的。喝酒之前我们仔细地检查了每一个鸽子房,确信即使把这些鸽子房原封不动地端到西伯利亚,鸽子也会暖和和地活下来的。但现在它们的确冻死了,死前啄过很多次木板小门,临死时把嘴插进了翅膀的羽毛里。
     
       “你听见他们起夜没?”我问慧聪。
     
       “我喝多了。睡得跟死了一样。”
     
       我也是。我担保行健和米箩也睡死了,他们俩的酒量在那儿。那只能说这四只鸽子命短。扔了可惜,米箩建议卖给我们煮了吃。我赶紧摆手,那几只鸽子我都认识,如果它们有名字,我一定能随口叫出来,哪吃得下。慧聪更吃不下,他把鸽子递给行健和米箩,说随你们,别让我看见。然后走到院子里,蹲在鸽子房前,伸头看看,再抬头望望天。
     
       拖拖拉拉吃完了早饭,已经十点半,慧聪驮着他的两笼鸽子去西直门。行健对米箩斜了一下眼,两人把死鸽子装进塑料袋,拎着出了门。我远远地跟上去。我知道西郊很大,我自以为跑过了很多街巷,但跟着他们俩,我才知道我所知道的西郊只是西郊极小的一部分。北京有多大,北京的西郊就有多大。
     
       拐了很多弯,在一条陌生的巷子里,行健敲响了一扇临街的小门。这是破旧的四合院正门边上的一个小门,一个年轻的女人侧着半个身子探出门来,头发蓬乱,垂下来的鬈发遮住了半张白脸。她那件太阳红的贴身毛衣把两个乳房鼓鼓囊囊地举在胸前。她接过塑料袋放到地上,左胳膊揽着行健,右胳膊揽着米箩,把他们摁到自己的胸前,摁完了,拍拍他们的脸,冷得搓了两下胳膊,关上了门。我躲到公共厕所的墙后面,等行健和米箩走过去才出来。他们俩在争论,然后相互对击了一下掌。
     
       我对他们俩送鸽子的地方的印象是,墙高,门窄小,墙后的平房露出一部分房顶,黑色的瓦楞里两丛枯草抱着身子在风里摇摆。听不见自然界之外的任何声音。就这些。
     
       谁也不知道鸽子是怎么少的。早上出门前过数,晚上睡觉前也过数,在两次过数之间,鸽子一只接一只地失踪了。我挑不出行健和米箩什么毛病,鸽子的失踪看上去与他们没有丝毫关系,他们甚至把弹弓摆在谁都看得见的地方。宝来在的时候他们就不爱带我们俩玩,现在基本上也这样,他们俩一起出门,一起谈理想、发财、女人等宏大的话题。我在屋顶上偶尔会看见他们俩从一条巷子拐到另外一条巷子,曲曲折折地走到很远的地方。当然,他们是否敲响那扇小门,我看不见。看不见的事不能乱猜。
     
       鸽子的失踪慧聪无计可施。“要是能揣进口袋里就好了,”他坐在屋顶上跟我说,“走到哪儿我都知道它们在。”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越来越少是必然的,这让他满怀焦虑。他二叔已经知道了这情况,拉下一张公事公办的脸,警告他就算把鸽子交回去,也得有个差不多的数。什么叫个差不多的数呢?就眼下的鸽子数量,慧聪觉得已经相当接近那个危险而又精确的概数了。“我的要求不高,”慧聪说,“能让我来得及看见一场大雪就行。”当时我们头顶上天是蓝的,云是白的,西伯利亚的寒流把所有脏东西都带走了,新的污染还没来得及重新布满天空。
     
       天气预报为什么就不能说说大雪的事呢。一次说不准,多说几次总可以吧。
     
       可是鸽子继续丢,大雪迟迟不来。这在北京的历史上比较稀罕,至今一场像样的雪都没下。慧聪为了保护鸽子几近寝食难安,白天鸽子放出去,常邀我一起跟着跑,一直跟到它们飞回来。夜间他通常醒两次,凌晨一点半一次,五点一次,到院子看鸽子们是否安全。就算这样,鸽子还是在丢。与危险的数目如此接近,行健和米箩都看不下去了,夜里起来撒尿也会帮他留一下心。他们劝慧聪想开点儿,不就几只鸽子嘛,让你二叔收回去吧,没路走跟我们混,哪里黄土不埋人。只要在北京,机会迟早会撞到你怀里。
     
       慧聪说:“你们不是我,我也不是你们;我从南方以南来。”
     
       终于,一月将尽的某个上午,我跑完步刚进屋,行健戴着收音机的耳塞对我大声说:“告诉那个林慧聪,要来大雪,傍晚就到。”
     
       “真的假的,气象台这么说的?”
     
       “国家气象台、北京气象台还有一堆气象专家,都这么说。”
     
       我出门立马觉得天阴下来,铅灰色的云在发酵。看什么都觉得是大雪的前兆。我在当代商城门前找到慧聪时,他二叔也在。林家老二挺着啤酒肚,大衣的领子上围着一圈动物的毛。“不能干就回家!”林家老二两手插在大衣兜里,说话像个乡镇干部,“首都跟咱老家不一样,这里讲究适者生存、优胜劣汰。”慧聪低着脑袋,因为早上起来没来得及梳理头发,又像雷震子一样一丛丛站着。他都快哭了。
     
       “专家说了,有大雪。”我凑到他跟前,“绝对可靠。两袋鸽粮。”
     
       慧聪看看天,对他二叔说:“再给我两天。就两天。”
     
       回去的路上我买了二锅头和鸭脖子。一定要坐着看雪如何从北京的天空上落下来。我们喝到十二点,慧聪跑出去五趟,一粒雪星子都没看见。夜空看上去极度的忧伤和沉郁,然后我们就睡了。醒来已经上午十点,什么东西抓门的声音把我们惊醒。我推了一下门,没推动,再推,还不行,猛用了一下劲儿,天地全白,门前的积雪到了膝盖。我对他们三个喊:
     
       “快,快,大雪封门!”
     
       慧聪穿着裤衩从被窝里跳出来,赤脚踏入积雪。他用变了调的方言嗷嗷乱叫。鸽子在院子里和屋顶上翻飞。这样的天,麻雀和鸽子都该待在窝里哪也不去的。这群鸽子不,一刻也不闲着,能落的地方都落,能挠的地方都挠,就是它们把我们的房门抓得嗤嗤啦啦直响。
     
       两只鸽子歪着脑袋靠在窝边,大雪盖住了木盒子。它们俩死了,不像冻死,也不像饿死,更不像窒息死。行健说,这两只鸽子归他,晚上的酒菜也归他。我们要庆祝一下北京三十年来最大的一场雪。收音机里就这么说的,这一夜飘飘洒洒、纷纷扬扬,落下了三十年来最大的一场雪。
     
       简单地垫了肚子,我和慧聪爬到屋顶上。大雪之后的北京和我想象的有不小的差距,因为雪没法将所有东西都盖住。高楼上的玻璃依然闪着含混的光。但慧聪对此十分满意,他觉得积雪覆盖的北京更加庄严,有一种黑白分明的肃穆,这让他想起黑色的石头和海边连绵的雪浪花。他团起一颗雪球一点点咬,一边吃一边说:
     
       “这就是雪。这就是雪。”
     
       行健和米箩从院子里出来,在积雪中曲折地往远处走。鸽子在我们头顶上转着圈子飞,我替慧聪数过了,现在还勉强可以交给他叔叔,再少就说不过去了。我们俩在屋顶上走来走去,脚下的新雪蓬松温暖。我告诉慧聪,宝来一直说要在屋顶上打牌打到雪落满一地。他没等到下雪,不知道他以后是否还有机会打牌。
     
       我也搞不清在屋顶上待了多久,反正肚子饿得咕噜咕噜叫。那会儿行健和米箩刚走进院子。我们从屋顶上下来,看见行健拎着那个装着死鸽子的塑料袋。
     
       “妈的她回老家了。”他说,脚对着墙根一阵猛踹,塑料袋哗啦啦直响,“他妈的回老家等死了!”
     
       米箩从他手里接过塑料袋,摸出根烟点上,说:“我找个地方把鸽子埋了。”
     
       《收获》201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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